主题：【原创】厦门，解放日（九） -- 王外马甲

1949年10月18日拂晓，太阳升起，这是厦门解放后的第一个清晨。

战火平息了，但战争的创伤却依然历历在目。城市的周边到处是爆炸后的弹坑、燃烧后的灰烬，到处是倒塌的工事和废弃的车辆，学校的教室空了、工厂的机器停了、银行的大门锁了、监狱的铁门却开了，电灯不亮、电话不通、收音机不响、公共汽车不来，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没有自来水、没有邮递员、更没有治安的警察，污水遍地横流，垃圾堆积如山，可是连一个扫马路的清洁工也找不到。

街头上徘徊着焦虑惶恐的人群，有失业的店员、有失学的学生、有没能赶上轮船的官宦家眷、有被国民党遗弃的残疾伤兵，还有一大批犹豫着是不是要逃往海外的侨眷侨属。处处是茫然紧张的情绪，处处是凋零破败的景象，美丽的厦门失去了往日优雅的风采。

10月18日这天，厦门妙释寺的白墙上还留有毛森签署的惩戒令——“图谋暴动，破坏国体，触犯戒严法第八条及海陆军刑法第二条者，奉层电准就地枪决”——布告旁边，穿白色衬衫、蓝色长裤的张逢明（厦门大学党支部书记）中了两枪，穿褐色短衫的陈炎千（厦大党支部支委）中了两枪，穿白衬衫、黄短裤的修省（厦大学生党员）中了三枪……

距离警备司令部不远处的鸿山上发现了秘密屠杀后的弃尸坑，其中有陈绍裘（厦大党支部支委）、周景茂（厦大学生党员）、周烈（原国民党厦门要塞少将参谋长）、刘惜芬（女，地下党与周烈之间的联络人）、伍文祺（执业医师，因“周烈案”被捕）、杨越（海外新闻社记者）……遇难者的手脚被绳索捆缚着、脖子上还留有绞杀的勒痕。

血雨腥风，悲歌惨烈，许多烈士牺牲在了黎明前的黑夜。但是，当曙光升起、晨雾散去的时候，这座惊魂未定的城市却已经迎来了新的主人。

军号声中，在路边屋檐下宿营的解放军战士整装集合，开始清理战场、打扫卫生，并且挨家挨户地向居民们宣传：“金门还没有解放，厦门现在仍然是战区，请大家留心防空警报，注意安全，严防敌特骚扰……”

军管会的接收小组也陆续出发，分头开往市政府、参议会、警察局、区公所、田粮处，开往海关、法院、工会、渔会、商会、侨会，开往银行、税务局、盐务局、邮政局、电信局、航运局、招商局、公共汽车公司，开往报社、电台、工厂、学校、剧场、医院、文化馆、慈善单位、宗教社团……一队队身穿草绿色军服或者浅蓝色列宁装的人们走进狼籍一片的旧政府大楼，拆掉里面的青天白日和蒋介石画像，着手整理文件档案、钱款粮秣、设备物资，统计国民党没有来得及带走和破坏的“家当”。

广场上贴出了军管会的通告，宣布共产党接管城市的原则是“各按系统、原封不动、自上而下、整套接收、分清主次”，宣传队也深入到街头巷尾，呼吁旧政府的人员主动登记，接受教育、划清阵营、争取立功表现……消防队重新开始工作了，救火车又忙碌地在街道上穿梭；发电厂的经理上班了，和工人们一起抢修被破坏的机器设备；在政策的号召和民众的监督之下，陆续有4818名国民党政府的公务人员向军管会坦白自首，包括原厦门警备司令李诚一在内的许多高官也在亲属的陪同下来到解放军的登记站，接受审查、听候处分。

从这一天起，劫后重生的厦门进入了漫长的军事管制时代。

从常理上讲，城市解放之初的军管阶段原本应该是很短暂的，但厦门的情况却比较特殊——金门战役的意外结果使闽南一带不可避免地成为了长期军事对峙的海防前线。于是在其后的三十年里，有关炮战、海战、“心战”以及特务和“水鬼”的故事逐渐取代了以往的商业传奇，这座曾经以“海上花园”著称的金融城市也就因此被赋予了新的色彩。

这样的变化当然是当时的人们在事先所无法预料的。

10月18日这天，一大早，集美学村就响起了喧闹的锣鼓声，校园里挂出了庆祝的横幅，学校的播音员在喇叭中大声宣布：人民领袖毛主席领导的厦门战役获得了胜利！

海滩上人潮涌动、群情激昂。前段时间，为了躲避国民党飞机的侦察和轰炸，集美码头在白天是实施了戒严的，木船藏在岸上的树丛里，军队和民工也要等到黄昏以后才能出来。可是现在，这里却聚满了浩浩荡荡的队伍，无数来自江苏、江西、浙江、上海的青年挥舞着“华东随军服务团”的大旗，兴高采烈、手舞足蹈，他们唱啊、跳啊，用各种不同的方言纵情叫喊着：胜利了！解放了！

解放了，这是个好消息。但“解放”究竟意味着什么，许多人却搞不大清楚。有人说解放就是国民党垮台、换共产党坐江山；有人说解放就是民主平等，从此自由自在；有人说解放就是共产，把土地拿来平分、钞票也拿来平分，大家都有饭吃，欠了钱也不用还；还有人说得更简单：这解放嘛，就是当年的“红毛反”……

1932年，毛泽东曾经率领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闽南地方上习惯把那次战役称为“红毛反”。可是到了49年10月份的这一天，却还真的有人在街上现场表演“闹红毛”——“郑地雷”带人砸了施记钟表行的店面，把施家的老板拖出来批斗，并且还大义凛然地振臂高呼口号：“打倒土豪劣绅，劳苦人民翻身”，“没收剥削者的财产”，“暴动成立革命政权”，“暴力抗租、抗税、抗捐，抗粮”，“工人万岁！农民万岁！革命委员会万岁！”……搞得就跟早先的朱毛红军一个样。

郑地雷原本是集美街上一个被人称为“闯棍”的小混混。大概在一年多以前，这家伙不知道用了个什么手段，居然把钟表店施家小姐的肚子给搞大了。由于历史上郑成功和施琅的原因，闽南的郑姓和施姓是向来不通婚的，更何况一方是家财万贯的富商千金、一方浪迹江湖的混混流氓，所以施老板一怒之下就向官府告了状，把这街头闯棍以“诱拐妇女”的名义抓了起来……按照过去的行情，郑地雷跟施老板作对，即便是把牢底坐穿了也没地方喊冤去，但现在却不同了，社会解放，穷人翻身作主，郑“闯棍”打着朱毛红军的招牌来抄家，施老头儿也只好自认倒霉——这可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哪家的娃娃会天天哭？

说实话，谁都明白“郑地雷闹红”是在瞎胡闹，但是在当时，对于象他这样的街头“闯棍”，就连解放军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

由于受日本浪人文化的影响，闽南地区很早就有黑社会组织的存在，当地江湖帮派的头目大多是台湾人，有的甚至还跟台湾共产党有着些许的联系（说明一下：这里的“台湾共产党”不是中共，而是日本共产党的台湾民族支部，搞台独的）。“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浪人被国民党杀了不少，闽南黑帮也吃亏很大，可现在遇到厦门解放，原本沉寂多时的“闯棍”就又突然活跃起来了。在刚解放的那几天里，解放军还有点搞不清对这些“被白色恐怖迫害过的”人物应该怎么定位，所以眼看着他们瞎折腾却无从下手，结果弄得老百姓叫苦不迭，地方治安一片大乱……但这样的混乱情形并没有持续多久，后来这帮“闯棍”越闹越不象话，终于把叶飞司令给惹毛了，桌子一拍，说这些流氓无赖这么浑蛋，一定跟国民党的特务有关，于是一通严打，立刻就把所谓“闽南历史上的浪人文化”彻底消灭了。

（八卦一下：当时的治安整肃运动是非常猛烈的，就连陈伯达的侄子都被扯进去枪毙了。陈伯达当时还替自己的侄儿求情，但厦门军管会接到他的来信的时候，人已经杀掉了）。

10月18号这天也是集美人民银行开张的日子。印斗路上贴满了庆贺的标语，有人在大街上发表演说：“共产党解放了人民的政治，我们也要行动起来，建设人民的经济”……号召大家把手里的美元和光洋兑换成人民币。

金融改革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外汇是闽南地方的经济命脉，这里长期以来就采用“美元为主，银元和其他外币为辅”的货币流通方式，外国的美元、英镑、法郎、荷兰盾在市场上畅通无阻，中国的纸币却不大受人欢迎。尽管在解放后的这些天里，共产党一直在宣布人民币的好处，但商家却始终不肯买帐，市场上虽然挂出了人民币的价格牌，可买卖双方照样用美元来算帐。就连民间的“批馆”、银号、民信局等金融机构也跟政府唱对台戏，黑市上的人民币价格平均每天都要贬值180%左右，所以老百姓对解放军的“红钱”普遍缺乏信任，对共产党的金融权威充满了怀疑。

如果换在其他地方，政府或许可以采取比较严厉的行政手段来推行人民币，但在集美却不能这样，必须考虑到陈嘉庚先生的影响——解放前，海外有两位福建籍的华侨领袖，一位是“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另一位是陈嘉庚。若论声望的话，两人原本是旗鼓相当的，但在解放以后，国家对他俩的政策却不大一样，“星岛系”的财产大多被没收，而“南侨系”则受到了特别的保护和尊重。换句话说，“五星红旗的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依次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者和民族资产阶级”，那最后一颗星星的标志性人物，不是胡文虎而是陈嘉庚了。因此在这面“华侨旗帜”的家乡，革命的举措就必须更加讲究策略和技巧，必须显得从容理智、柔性和缓才行。

推广人民币的工作或许可以稍微缓一缓，但有些事情却是不能延误的，比如粮食问题。

49年10月18日这一天，厦门、漳州一带的粮食紧张状况已经发展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闽南是传统上经济比较富庶的地区，这样的地方原本是不应该缺粮的。事实上，10兵团在发起漳厦战役之前也曾经做过相关方面的咨询，当时有人回答说：“漳州是福建的乌克兰”，后勤部长立刻就放心了：“嗯，在乌克兰打仗还怕没有饭吃？”于是大队人马就轻装简从的开了过来，可是等到了地方才知道，漳州这个“乌克兰”是出产蔗糖的，大米的产量并不高。

厦漳一带土地肥沃，又是平原，但由于长期受商业化运作的影响，农田里更多地是种植水果和蔬菜（解放后提倡“以粮为纲”，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一直以来，当地的粮食主要依靠进口，市场上除了漳州米，还有暹逻米（泰国）、仰光米（缅甸）、占城米（越南）、暹粒米（柬埔寨）……品种丰富，花样繁多，可以随吃随买，所以当地的财主家里是没有粮仓的。但解放军却不知道这个情况。厦漳战役爆发后，大部队开了过来，战士们还是老习惯，遇见洋房别墅就去分派军粮，这家五十担、那家一百担，财主商人没办法，只好拿白糖到市场上去换，9月份的时候一斤白糖可以换三斤米，10月初变成三斤白糖换一斤米，等到了10月中旬，即便有白糖也换不到粮食了……

十兵团的大部队、南下工作团、支前民工和那些成群结队的俘虏兵，林林总总将近二十万人，平均每天要消耗50万斤大米，厦门解放后，岛上数十万居民的生活需求立刻又压到了军管会的头上。一时间，漳州缺粮、泉州缺粮、厦门也缺粮，各地的粮店空空如也，军队没饭吃、民众没饭吃，老百姓的情绪日渐恐慌，身为十兵团司令和厦门军管会主任的叶飞急得接连给魏金水（闽粤赣边军区政委，后担任福建农委书记、福建省长）发电报，说“现在最大的困难是粮食”，让他赶紧想办法把闽西的粮食弄到前线来。可闽西根据地是福建最贫困的山区，一时半会地到哪里去筹集那么多的大米去？干部们的手里变不出粮草，只好安慰群众说：不要慌不要怕，现在是蒋介石封锁住了咱们的出海口，只要等解放军打下金门，轮船一开通，大米和白面很快就能运到了……

于是就在10月18日这一天，驻扎在集美的29军85师253团拔营出发了。他们奉命前往马巷东南一带集结，准备参加解放金门的战斗。

行进的队列里有253团的团长徐博、政委陈利华、参谋长王剑秋，有1营副营长杜柏林、2营长王开德、2营教导员赵树荣、2营副营长李金玉、2营副教导员沈捷、3营长李子元、3营教导员季伯明、3营副营长刘德培、3营副教导员唐余鼎（1营长沙杰和教导员李克成因伤未能归队）……三千将士军容严整、步伐坚定、精神抖擞、斗志昂扬。

也许是当时部队调动比较频繁的原因，253团的突然行动在集美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惊扰。街道上没有举行告别仪式，没有壮行的美酒、没有欢送的标语、也没有喧闹的口号，一切都显得淡定从容、井然有序，

队伍中走着团政治处干事顾浩。这位来自长江边上的解放军战士头戴一顶崭新的49式军帽（就是后来被称为“解放帽”的圆顶软军帽），胸前的口袋里没有挂钢笔，却很有趣地插着一柄牙刷。看见在路边上嬉笑奔跑的黄柏雄，他微笑着招了招手，并且亲切地叮嘱说：“小朋友，你们的学校好漂亮，一定要努力读书呀”。

就这样，29军85师253团，这支曾经驰骋华东、突破长江、鏖战上海、挺进华南的钢铁劲旅，告别了自己刚刚用热血和生命保护过的美丽校园、告别了牺牲在集美的战友们，在嘹亮的军歌声中，走上了他们绚丽人生中最后的征程……

他们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许多年以后，当有文章再度谈起这些年轻的人们，谈起金门失利的原因是过于轻敌的时候，集美的老人们却不同意了：“才没有轻敌的事！厦门战役死了那么多人，海上漂浮着尸体，从海澄、龙溪到同安，每个兵营都在哭。人人都知道打海岛的牺牲那么大，还有谁敢再轻敌？”

的确，10月15日至17日的厦鼓战役，29军伤亡两千、31军伤亡六千，战损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二战时期的诺曼底登陆，在这样惨痛的教训面前，任何有理智的战士都是不应该疏忽麻痹的。

说起来，厦门战役的问题主要发生在航渡和抢滩阶段——船只被风吹散、进攻队型混乱、登陆地点选择错误、突击队难以向纵深发展，现场指挥不好、通讯联络中断，担任主攻的七个团中，有六个团的团长都没能够随队上岸……战役中部队的伤亡主要发生在登陆之前，而一旦突破了敌人的防御，哪怕只有一两个团，战略的态势立刻就能大为好转。

攻击金门的部队也并不是没有总结先前的经验教训，事实证明，他们的表现也确实发生了很大改观——船队安全抢滩了、人员成功登岸了、所有的团干部都顺利地抵达前线、无线电台始终与指挥部保持着联系，部队登陆时的数量和战斗力也基本保持完整，这些都比厦鼓战役开始阶段的情况强得太多太多……各级指挥员事先最担心的是登陆的问题，所以听说登陆部队已经顺利向纵深展开突击，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可谁知道，灾难却在这以后发生了……

从表面上看，金门作战中船的问题、潮汐的问题、战术的问题在解放厦门的时候并没有明显暴露出来，但这不能说是29军、31军做得就比28军好，只能说明厦门也是险胜而已。如果国民党军可以镇定一点，解放军原本早就有可能吃败仗的——纵观整个厦漳金战役，十兵团的隐患还在于太“赶”了。本来打算在10月1日以前就结束战斗，所以人员和物资的准备都很不充分，9月份解放漳州就是靠长途奔袭抢时间，然后又赶着去打厦门，结果打下厦门之后粮食就不够了，只好迫不得已匆匆忙忙地打金门……

所以有个观点是这样的：金门失利的根本原因其实不是没有船，而是没有粮食了。没有粮食就没有精力布署部队、调整战术，也没有时间去筹集船只。

当初“先厦后金”的选择是错误的，应该“先金后厦”才对。先打金门、锁住厦门，就把粮食的大难题留给了国民党。如果先金后厦，不仅金门不会输，而且厦门也不用打，因为只要拿下金门，守厦门的曹福林部队到时候肯定就会主动投降……

这样的观点是否正确，马甲我不知道。

我所知道的是，在集美、在厦门、在鼓浪屿，许多地方矗立着解放军的纪念碑，但在金门却没有这样的烈士陵园。

我知道的是，10月17日是厦门的解放日。在1949年的那一天，厦门解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