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请对已故国家领导人稍存敬意！ -- 巴山夜雨

1978年以后的几年里，社会治安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1983年6月16日发生了一起新中国罕见的特大凶杀案，8名犯罪分子连续作案10多个小时，他们杀死的27名无辜群众上至75岁下至两岁，其中男性19人，女性8人。多名女青年被强奸、。这一团伙还犯有抢劫罪、爆炸罪。

　　邓小平拍板

　　1983年4月，司法部长刘复之调任公安部长。1982年立案74万多起，其中大案6.4万起；1983年头几个月，发案率继续猛烈上升。针对当时极为严峻的治安形势，刘复之很快就亲自起草了一份名为《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并在7月16日送报中央。两天后的7月19日上午9时，刘复之便被召至邓小平在北戴河的住所。

　　邓小平点着手里拿着的报告不客气地对刘复之说，“像你们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嘛。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3年内组织几次战役。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动员全市人民参加，这本身对人民是教育，同时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邓小平打着手势说：“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抓一批。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10年20年也解决不了问题。”

　　或许已经预见到了如此严厉的打击会引起一些人的争议，邓小平接着说：“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一个月后，即1983年的8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决定”要求，各地在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依法将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劳教一大批，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并且杀掉一批有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把故意伤害、流氓、强奸等罪行的法定最高刑上升至死刑，而且要求从严、从快、从重处理，为“严打”斗争提供了法律根据。

　　三次“严打”带来安宁和稳定

　　1983年开始的第一次“严打”历时3年半，而其功用是众所周知的：就在“严打”刚开始的9月，轰动全国、臭名昭著的“二王”就在江西被当场击毙。一大批犯罪分子受到从重、从快的严厉制裁。一些久拖不决的大要案被迅速审结，一些作恶多端的高干子女也得到了应有的惩处：1986年，上海第一中院以强奸罪、流氓罪判处胡晓阳、陈小蒙、葛志文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并根据最高法院的授权，核准对此3人的死刑。

　　几乎每一个大案的审结和宣判，都会受到群众的欢呼和称道。在各地，经常有群众放鞭炮欢呼党和政府惩治坏人、保护好人，甚至很多人登门表扬和感谢当地的公安局、派出所。而公安机关的表现，也完全当得起群众的称赞：3年半的时间里，各地公安机关共查获强奸、盗窃、流氓等团伙19.7万个，破获刑事案件164.7万余起。各类刑事案件的发案率大幅度减少，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大大增强。

　　从那以后，全国性的“严打”又搞了两次，形式相似，只是打击的重点稍有不同。1996年4月开始的第二次“严打”主要是打击强奸、盗窃、流氓等犯罪团伙。到2000年，中国法院系统判处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比1996年上升了6倍。基于此，当年12月，声势浩大的第三次“严打”拉开序幕。

　　从一个国家总体的社会治安角度看，三次“严打”确实在很大程度上给全社会重新带来了安宁和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增强了全社会的凝聚力，并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令全世界为之称奇的辉煌成就。而这，也正是当初80岁高龄的邓小平拍板“严打”的终极目的。（据《法治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