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请对已故国家领导人稍存敬意! -- 巴山夜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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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严打出台也是有原因的

一些城市的治安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邓小平决策第一次“严打”始末

1978年以后的几年里,社会治安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1983年6月16日发生了一起新中国罕见的特大凶杀案,8名犯罪分子连续作案10多个小时,他们杀死的27名无辜群众上至75岁下至两岁,其中男性19人,女性8人。多名女青年被强奸、。这一团伙还犯有抢劫罪、爆炸罪。

  邓小平拍板

  1983年4月,司法部长刘复之调任公安部长。1982年立案74万多起,其中大案6.4万起;1983年头几个月,发案率继续猛烈上升。针对当时极为严峻的治安形势,刘复之很快就亲自起草了一份名为《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并在7月16日送报中央。两天后的7月19日上午9时,刘复之便被召至邓小平在北戴河的住所。

  邓小平点着手里拿着的报告不客气地对刘复之说,“像你们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嘛。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3年内组织几次战役。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动员全市人民参加,这本身对人民是教育,同时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邓小平打着手势说:“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抓一批。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10年20年也解决不了问题。”

  或许已经预见到了如此严厉的打击会引起一些人的争议,邓小平接着说:“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一个月后,即1983年的8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决定”要求,各地在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依法将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劳教一大批,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并且杀掉一批有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把故意伤害、流氓、强奸等罪行的法定最高刑上升至死刑,而且要求从严、从快、从重处理,为“严打”斗争提供了法律根据。

  三次“严打”带来安宁和稳定

  1983年开始的第一次“严打”历时3年半,而其功用是众所周知的:就在“严打”刚开始的9月,轰动全国、臭名昭著的“二王”就在江西被当场击毙。一大批犯罪分子受到从重、从快的严厉制裁。一些久拖不决的大要案被迅速审结,一些作恶多端的高干子女也得到了应有的惩处:1986年,上海第一中院以强奸罪、流氓罪判处胡晓阳、陈小蒙、葛志文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并根据最高法院的授权,核准对此3人的死刑。

  几乎每一个大案的审结和宣判,都会受到群众的欢呼和称道。在各地,经常有群众放鞭炮欢呼党和政府惩治坏人、保护好人,甚至很多人登门表扬和感谢当地的公安局、派出所。而公安机关的表现,也完全当得起群众的称赞:3年半的时间里,各地公安机关共查获强奸、盗窃、流氓等团伙19.7万个,破获刑事案件164.7万余起。各类刑事案件的发案率大幅度减少,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大大增强。

  从那以后,全国性的“严打”又搞了两次,形式相似,只是打击的重点稍有不同。1996年4月开始的第二次“严打”主要是打击强奸、盗窃、流氓等犯罪团伙。到2000年,中国法院系统判处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比1996年上升了6倍。基于此,当年12月,声势浩大的第三次“严打”拉开序幕。

  从一个国家总体的社会治安角度看,三次“严打”确实在很大程度上给全社会重新带来了安宁和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增强了全社会的凝聚力,并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令全世界为之称奇的辉煌成就。而这,也正是当初80岁高龄的邓小平拍板“严打”的终极目的。(据《法治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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