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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起义官兵的泪血大控诉 -- gaoge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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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起义官兵泪血大控诉4:扇耳光、打军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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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官兵泪血大控诉4:扇耳光、打军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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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当过国民党兵的,没有一人不诅咒旧军队的专制与暴戾:“那哪儿是人过的日子?整天挨打受骂,人都被打‘木’了。”

  “兵是打出来的”,这是旧军官信奉的一条带兵“法则”。

  挨打最多的时候是训练。

  队列里,你没站正,当官的挥起胳膊就是一耳光。正步,你踢腿力量不够,当官的飞起就是一脚,踢在你腿上或屁股上。射击、刺杀、投弹训练,若达不到规定的标准,他要么挥起拳头打你几砣子,要么用手中的棍子朝你身上抽几棒。

  对那些太笨的兵,实在教得不耐烦了,就罚。有时是罚站,让你站在一堵矮墙上,两手举起来,一站就是个把小时。有时是罚蹲,叫你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膝弯曲成直角,两臂向正前方平举,成“骑马蹲裆”式,一次少说也得蹲上半个小时。

  几乎每一位国民党兵都有挨打的辛酸经历,“三拳两脚一个大耳光”,太寻常了,太家常便饭了,他们只记得那些重打。

  原国民党第546团特务排士兵徐树礼,在越南河内时,一次站卫兵打了瞌睡,被查哨的副排长发现。副排长当即卸下徐树礼所持“七九”步枪上的刺刀,让徐树礼伸出左手,“啪、啪、啪”就是三下,打完就走。

  徐树礼说:“刺刀是铁打的,手是肉长的,打上去痛啊,肿了好几天,真够受的!”

  士兵站岗履行了职责,有时也要挨打。

  该团1947年驻防吉林桦甸时,一天,来了一位穿便衣的人要见邓团长。团部特务排的卫兵见他穿戴虽然衣冠楚楚,但没穿军装,便把他挡在外面,要按规矩先向团部值班副官通报了再说。

  来人大发雷霆。邓团长出来后,一面赔礼道歉,一面卸下卫兵的刺刀,当着来人的面,用刺刀把卫兵手板痛打了一顿。边打边骂:“妈个×的,你个不知高低的东西!”

  事后,邓团长“埋怨”卫兵:“这些人,你得罪得起?”

  怕卫兵不长“眼力”,邓团长又补充一句:“你看他穿的是啥衣裳?以后有派头的,你就得给我客气点!”

  在国民党军队,打人、压迫人的,不仅仅是军官,军阀制度通行的“规矩”是一级侍候一级,一级压迫一级。团长、营长可以打连长,连长可以打排长,排长可以打班长,班长可以打士兵。士兵中又有老兵和新兵之分,新兵最倒霉,谁都可以欺负。

  李继先在国民党第60军辎重团第1连当新兵时,一次,给一位姓蒋的班长打洗脚水,水端来后,班长把脚往盆里一伸,烫了,气得一蹦三尺高,飞起一脚将李继先踹倒,然后,把洗脚水泼到李继先身上,再用脚在李继先的胸、腹、腰、背上一阵乱踢。

  还有集体挨打的。

  国民党暂编第21师第2团在越南时,魏团长的收音机坏了。那时,收音机很金贵。团部胡副官将团部传达班12人全喊到院子里站成一列,然后逐一追问:“说!收音机是谁整坏的?”

  12个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他,无一人吱声。没吱声是没吱声,心里都在嘀咕:“团长大人的房间,除了你们当副官的和团长贴身勤务兵,谁敢进?”

  胡副官见没人说话,脸一沉,鼻孔一扇:“哼!不说?好,让大家都陪着你受罪!”亲自找来一根扁担,让全班人员一个个把手伸出来,从正副班长开始打,正副班长各打20扁担,其余士兵各打10扁担。

  有一位叫刘金有的士兵是第9名,打到他时,扁担已经断了两根。胡副官下手之狠,士兵骨头之硬,都是难以想像的。

  打完后,刘金有的手痛得好几天不能干活。老兵告诉他:“你挨打时,手掌是伸平的。应该放松肌肉,窝起手掌。”

  旧军队的许多老兵,都有挨打时减轻痛苦的经验。令人悲哀的经验!

  原国民党暂编第21师第3团机枪连士兵龙培,也有相似的挨打经历。

  那是个星期天,大扫除后,排长检查。本来卫生打扫得挺好,偏偏云南曲靖籍士兵刘应生的一副绑腿藏在墙洞里没洗,让排长发现了。

  “集合!”排长喊了一声。

  班长赶快把全班集合起来,规规矩矩地等候挨打。排长的手指向副班长一挥:“去,给我找根扁担来!”

  副班长提来扁担后,排长也不问绑腿是谁的,全班一个不落,照打不误,正副班长左右手各打4下,其余士兵左右手各打3下。

  龙培有生以来第一次挨了这么重的打,两只手全肿了,哭了整整一天,忍都忍不住。排长听了更火:“哭,哭你妈个×!再哭,再哭老子还打你!去,给我打点水来。”

  打骂士兵在第60军相当普遍,但比较而言,起义士兵最深恶痛绝的,是补入第60军前,在师管区集训时遇到的那帮“阎王”。

  云南省武定县已衣乡必乌境村的李开国被抓壮丁后,先在昆宜师管区基干团第2营5连2排集训。排长是湖南人,中尉军衔,姓何,叫何什么德记不清了,只记得当兵的背后都咬牙切齿地骂他“何疯子”。那是个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活阎王。

  新兵一到,“何疯子”第一次训话:“你们现在穿的是公家的衣裳,吃的是公家的粮食,你们都是公家的人啦!公家的人,就要以服从长官为天职。”从此以后,除此之外,再也不讲什么道理了。

  该连有3个排,3个排长都是中尉。不知道为啥,大家管3个排长都叫“连附”。3个“连附”,新兵们最怕“何疯子”,只要“何疯子”值班,大家怕得打哆嗦。

  从连队驻地到营部会操的操场,有五六里路,每次去都是跑步,回来时,走一段齐步,踢一段正步,稍微走不整齐,“何疯子”就先“叽哩呱啦”地大骂一通,然后下口令让全连“跪下”。跪下的动作慢了不行,要重跪,专往有石头的地方跪,一次,少说也得跪上一两分钟。回来的一路,起码要跪七八回,膝盖都要跪破出血。那位“壮丁油子”每一回都要在队列里咬牙切齿地骂:“妈个×的,要是在战场上,老子非从后面把他给弄了!”

  “何疯子”在师管区没有受到报应,因为士兵没有这样的机会,更无这种胆量,除了那位“壮丁油子”,别人想都不敢想。

  “壮丁油子”在师管区没呆多久就开了小差,可能回家又去找“壮丁饭”吃了。“何疯子”折磨士兵依然残忍疯狂。

  该连第9班有一位哈尼族新兵,汉族话说不好,人又笨,报数经常反应不过来,总报错。每次报错,“何疯子”都要扇他两耳光。越打哈尼族新兵越怕,越怕越报不好数,“何疯子”打得就越凶。是不是自己排里的兵,“何疯子”都照打不误,决不手软。

  哈尼族新兵是罗圈腿,立正时,两腿并不拢,“何疯子”就使劲用脚踢。正步走不好,凡是营里会操,怕他去了出丑,就罚他在营房附近的路边跪碎石,一直跪到全连收操。一两个小时跪下来,双膝上的鲜血把裤子都浸透了。

  在旧军队,打人,有一种比较郑重,也比较惨重的打法,就是“打军棍”,又叫“打屁股”。

  说“郑重”,是因为它是旧军队早期典范令明文规定的一种处罚方式。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的典范令虽然删去了这种肉刑处罚方式,但不论是国民党的中央军,还是各地方军阀部队,依然畅行着这种用军棍来维护军纪的野蛮治军方式。

  “郑重”还有一层意思,凡是打军棍的时候,一般都要集合部队,向官兵们历数被打者的罪状,“噼哩啪啦”一顿军棍打完之后,当众验伤,再叫人抬回营房或拖下去埋了,以此求得“杀鸡给猴看”的治军效果。

  说“惨重”,是因为军棍打过之后,轻者,皮开肉绽,举步维艰;重者,或终身残废,或一命鸣呼。

  打屁股,用什么做军棍,打在什么具体部位,都有一番讲究。

  若往死里打,就不管那么多了,打到咽气时拉倒,或打得差不多的时候,不管他还有气无气,拖下去埋了了事。把被打成奄奄一息的士兵拉出去活埋,有时还算“人道”,因为如果丢在荒郊野岭喂野狗,或让他慢慢咽气,遭罪更多。

  打军棍的时候,若想饶他一命,留在队伍里继续冲锋陷阵,那么,最好用扁担作军棍。用扁担方便,随处可以找到。更重要的是,扁担有一定的宽度,打下去时,作用力的面积相对要大一点,挨打者被打之处单位面积承受的冲击力相对小一些,因此,伤到肌肉深处的骨头或神经的可能性,也相对小些。

  作为相对“仁慈”的打法,打的具体部位是屁股。打军棍比较规范的动作是:被打者趴在地上,两条腿绞起,一条腿在上,一条腿在下,规定的棍数打了一半之后,再将两条腿反绞过来,打另外一侧。

  军棍的抡打方法也有一番讲究,分“拖打”和“弹打”两种。

  “拖打”时,扁担下去的瞬间,要就势拖一下。这种打法,打不了几下,皮就被打破了,血也流了出来,不懂门道的人,以为打得很重,或者叫住手,或者来求情。在作戏给他人看的时候,“拖打”往往能使被打者少挨若干军棍。

  “弹打”,就是扁担打下去的瞬间,顺着反弹力马上把扁担弹起来。这种打法,皮肤不容易被打破,故以皮下瘀血见多,常给外行人以“打得比较轻”的错觉。若不把瘀血及时排挤出来,那就惨了,几天之后,大量瘀血之处会发炎、化脓,表面上又看不出来。这种病灶俗称“溏心蛋”,就像蛋煮过后,蛋黄没有完全凝固那样,外面光光生生,里面稀稀溜溜。而一旦“溏心蛋”里面流出了浓血,挨打之处已经烂成了一个洞,相当难治。

  这种情况,还可能把人命收走。

  从医学常识讲,出现大量皮下瘀血后,如不及时将瘀血排挤出来,皮下瘀血和坏死的血液便要经机体代谢吸收,再通过肾脏从泌尿系统排出体外。这不仅会增加肾脏负担,受伤肌肉还会分解出一种叫铁卟啉素的毒素,造成微循环障碍,影响肾小管的吸收和排泄,而一旦肾功能异常,其中严重者将发生以急性肾功能衰竭为特征的继发性休克,并会在抢救不及时情况下导致死亡。

  对上述医学常识,旧军队的士兵虽然不懂,但是,在老兵中,却流传着一些代代相传的民间治疗方法。通常,士兵们将挨打者抬回去后,如果棒伤处没怎么破,就用新瓦敲成大小均匀的瓦块,垫上去使劲用脚踩,让碎瓦剌破皮肤的同时吸去污血。如果棒伤处破了,就直接排挤瘀血。有钱的,买点草纸垫在伤口上,人站在上面使劲踩,踩几下后,把浸透了瘀血的草纸扔掉,换上新草纸又继续踩;没钱的,则找一些整块的新瓦片,垫在伤口上吸污血。污血排挤得差不多了,再消毒:有的是往伤口上喷烧酒;有的用盐水洗;有的将老百姓家的“锅烟子”,也就是锅底的黑灰刮下来,碾成细末涂在伤口上。

  不管采取哪一种方式治伤,对受伤者来说,都比挨打还痛苦,哭喊声、惨叫声能传得很远。再喊再叫也得治。当官的打完士兵后,通常叫人抬回去就不管死活了,少一个兵,以后还能去抓,治伤的事谁爱管谁去管。

  棒伤经过上述治疗后,要等烂肉全部结痂,新肉长出来以后,才能痊愈。这个过程,少则个把月,多则两三个月。

  打军棍的理由应该是违反军纪,但实际执行时,有很大的随意性,有时甚至成为一些军官耍权威、泄私愤、图报复的手段。

  原国民党第546团5连1排一位姓张的云南兵,有一次赌钱赢了。排长闻讯后,向这位姓张的士兵“借钱”,士兵没借。

  “不借?”排长气得七窍生烟,一拳将姓张的士兵打得鼻口出血。接着,集合全排宣布:此人“参与赌搏违反军纪”。然后,将他按倒在地,打了一顿军棍。

  在旧军队,有时,长官猜测士兵“想违反军纪”,也会把士兵拖去痛打一顿。

  黄金明就吃过这种亏。他被送到第60军新兵团不久,那天训练间隙,几名安徽肥西的老乡正在一起闲聊,被一名排长撞上:“好哇,你们几个密谋开小差!”

  几位新兵都知道开小差是死罪,急忙申辩:“长官,我们没有密谋开小差!”

  “没有密谋?你们说了些啥我都听见了!”其实,排长只隐隐约约听到了新兵们在议论,至于议论了啥,他并没听清。

  新兵都吓着了:“我们说南方人到北方不习惯,吃不来高粱米。”

  “还说了什么?”

  “还说,这个部队不知什么时候打仗,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会怎么死。”

  “哼!我就知道你们几个因为不习惯北方生活、怕死,才打开小差的主意。说,你们当中谁是头儿?”

  几位新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们没有头儿啊!”

  “不敢‘好汉做事好汉当’是不是?那就再找两个人陪你受罪。”当下,集合全连,从闲聊的新兵中挑出长得精干好像有点头脑的三位,拉出队列,按在地上,喊来各自的班长,抡起扁担照着三位新兵的屁股上“噼里啪啦”地打了起来。

  班长打了一气后,排长亲自执起了扁担“噼里啪啦”又打了一通。边打边骂:“狗日的,你们不是想跑吗?我叫你们跑!”

  挨打的有黄金明,因为他长得精神。他记不得当时挨了多少扁担,只记得屁股全被打烂了,血肉模糊,痛得都站不起来。

  黄金明被抬回去后,一位老兵告诉他:“我也挨过打,知道怎么治伤。”老兵找来烧酒和黄草纸,把烧酒烫热,喷到黄草纸上,再把热乎乎的几层黄草纸往伤口上贴,待黄草纸把污血“拔”出来后,又换新的黄草纸。每天要换四五次,一直到伤口不流黄水,结了痂,才拉倒。

  挨了打的黄金明,一个多星期后才能走路,一个多月后才一瘸一拐得出操。从那以后,新兵们连聚在一起说个话都不敢了。

  军棍,不光打士兵,有时也打军官。

  原国民党第544团副团长李峥先回忆说:“1939年在江西抗战时,我当连长,一次,一位排长不听我的话,被我叫出队列,摁倒在地,再喊来两名士兵摁住排长,两名兵抡起扁担对打,一共打了20多下。打完了,气出了,我再吩咐他排里的兵:‘把你们排长拖回去,休息!’”

  李峥先回忆这段往事,感慨良久:“那时候,当个连长‘权威’着呢!这是旧军队的性质决定的,不像解放军,还发动士兵给干部提意见。”

  军官挨打,有时是为了走走形式,做做样子,以示官长“执法如山”。遇到这种况,则可以做些手脚,瞒天过海。

  原国民党第552团通讯排排长李荣贵一次违反纪律,被魏团长下令集合全团当众军棍处罚。挨打之前,李荣贵的兵先找来一双胶鞋,给他捆在屁股上,穿上裤子后,送往团部操场,交魏团长亲自责打30军棍。

  这一次,虽然打得李荣贵咧嘴直叫,但打下来的伤轻多了。打完军棍第二天,李荣贵照常带队出操。不知情的人都以为他的屁股“硬”,很耐打。

  在国民党军队,说打人是家常便饭,一点也不夸张。据统计,第182师有一个连,全连97名士兵,没挨过打的只有2人,平均每人挨重打6次,最多的挨重打31次,挨一般的打,不计其数。

  军官也好不到哪里去。原国民党第544团参加政治整训的军官,过去只有一人没有挨过打。

  打人,不仅仅是滇军的恶习。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南下参加解放战争期间,曾补入了大批起义、投诚或俘虏的国民党官兵。抗美援朝战争中成为帽落山战斗“英雄机枪手”的田文富,补入前,在国民党罗广文兵团第110军直属辎重团人力运输连当了四年多的兵。田文富说,罗广文的部队每个连队都有一套刑具,有铁链子、皮鞭、绳子,还有两三尺长的青冈棒,专门用来打屁股的。

  田文富当新兵的时候挨过一次打,每只手挨了三军棍,“手都打泡了”(打肿了)。挨打的原因是“没打扫厕所”。可田文富至今都觉得“冤枉”,他说,不是自己偷懒,每天训练完了,还得侍候班长,给他打饭、打洗脸水、洗衣服,根本忙不过来。

  田文富连有个士兵,一天,因为“顶撞”了排长一句,当下就被打了24军棍。打完了,也不给治伤,关进禁闭室,逼着他“认错、悔过”,口头保证“不再反抗长官了”还不行,非得在一份“悔过、保证书”上咬破手指头按上血手印,才放他出来。

  有人说,蒋介石嫡系部队打人更厉害。刘进昌就这样看。

  原籍陕西省的刘进昌,1944年被保长抓了壮丁,经师管区集训后,送往云南,补入荣誉第2师,哪个团记不清了,只记得分到9连,六○炮班。“真他妈的活地狱!”刘进昌一辈子都在诅咒这支军官们引以自豪的蒋介石嫡系部队。

  刚去就挨了打。那天,在连部门口,也没惹谁,更没有做什么错事,2排长上来就“砰、砰”踢了刘进昌两脚。

  “你怎么随便打我呀?”刘进昌不满地问了一句。

  “啪、啪、啪”,几个耳光又扇了过来。“老子想打你,怎么着?”2排长恶狠狠地道出了他无故打人的“理由”。

 2排长走后,一位老兵告诉刘进昌:“2排长就这德性,经常无缘无故打人,你千万别惹他,否则,有你吃不完的苦头!”

  训练开始后,刘进昌发现,比2排长更“阎王”的,是一位姓冉的四川籍副排长。每次打靶,冉副排长都要搬一块石头坐在士兵旁边,手里握一根树条,你若打不中靶子,他就“啪、啪”抽你几下:“狗日的,教了半天还打不中!”

  你若打中了靶子,他也抽你几下:“怎么样?狗日的,抽你几下就打中了吧!”

  不管你打没打中靶子,你都要挨打。

  最残忍的一次,是向越南开拔的途中,一位四川兵“发痧”(即中暑)走不动路了。冉副排长上来就是一脚,把四川兵踹到水田里:“你狗日的是想借故开小差吧?老子送你回家!”说罢,抄起一把军用铁锹,照着四川兵的头上、身上就是一阵乱砍,当着全连官兵的面,硬是将“发痧”的四川兵活活砍死在水田里。

  刘进昌后来因不堪忍受当官的无端打骂,在越南境内跳火车逃离了这支“阎王”部队。开小差的刘进昌跳车后,碰上了第60军552团迫击炮连的人,被带去见了该连连长李宝衡:“报告连长,捡了个小兵,让他喂马吧!”

  被留下来的刘进昌由此有了比较。他认为,第60军打人的现象比嫡系部队少,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成分不像嫡系部队那么杂,都是子弟兵,乡里乡亲的,就像地方保安团,一个连队是一个窝子,彼此之间的乡情要浓一点,士兵也好带。

  当然,好坏是相对而言,再好,也逃不脱挨打受骂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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