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起义官兵的泪血大控诉 -- gaoge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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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当过国民党兵的，没有一人不诅咒旧军队的专制与暴戾：“那哪儿是人过的日子？整天挨打受骂，人都被打‘木’了。”

　 “兵是打出来的”，这是旧军官信奉的一条带兵“法则”。

　 挨打最多的时候是训练。

　 队列里，你没站正，当官的挥起胳膊就是一耳光。正步，你踢腿力量不够，当官的飞起就是一脚，踢在你腿上或屁股上。射击、刺杀、投弹训练，若达不到规定的标准，他要么挥起拳头打你几砣子，要么用手中的棍子朝你身上抽几棒。

　 对那些太笨的兵，实在教得不耐烦了，就罚。有时是罚站，让你站在一堵矮墙上，两手举起来，一站就是个把小时。有时是罚蹲，叫你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膝弯曲成直角，两臂向正前方平举，成“骑马蹲裆”式，一次少说也得蹲上半个小时。

　 几乎每一位国民党兵都有挨打的辛酸经历，“三拳两脚一个大耳光”，太寻常了，太家常便饭了，他们只记得那些重打。

　 原国民党第546团特务排士兵徐树礼，在越南河内时，一次站卫兵打了瞌睡，被查哨的副排长发现。副排长当即卸下徐树礼所持“七九”步枪上的刺刀，让徐树礼伸出左手，“啪、啪、啪”就是三下，打完就走。

　 徐树礼说：“刺刀是铁打的，手是肉长的，打上去痛啊，肿了好几天，真够受的！”

　 士兵站岗履行了职责，有时也要挨打。

　 该团1947年驻防吉林桦甸时，一天，来了一位穿便衣的人要见邓团长。团部特务排的卫兵见他穿戴虽然衣冠楚楚，但没穿军装，便把他挡在外面，要按规矩先向团部值班副官通报了再说。

　 来人大发雷霆。邓团长出来后，一面赔礼道歉，一面卸下卫兵的刺刀，当着来人的面，用刺刀把卫兵手板痛打了一顿。边打边骂：“妈个×的，你个不知高低的东西！”

　 事后，邓团长“埋怨”卫兵：“这些人，你得罪得起？”

　 怕卫兵不长“眼力”，邓团长又补充一句：“你看他穿的是啥衣裳？以后有派头的，你就得给我客气点！”

　 在国民党军队，打人、压迫人的，不仅仅是军官，军阀制度通行的“规矩”是一级侍候一级，一级压迫一级。团长、营长可以打连长，连长可以打排长，排长可以打班长，班长可以打士兵。士兵中又有老兵和新兵之分，新兵最倒霉，谁都可以欺负。

　 李继先在国民党第60军辎重团第1连当新兵时，一次，给一位姓蒋的班长打洗脚水，水端来后，班长把脚往盆里一伸，烫了，气得一蹦三尺高，飞起一脚将李继先踹倒，然后，把洗脚水泼到李继先身上，再用脚在李继先的胸、腹、腰、背上一阵乱踢。

　 还有集体挨打的。

　 国民党暂编第21师第2团在越南时，魏团长的收音机坏了。那时，收音机很金贵。团部胡副官将团部传达班12人全喊到院子里站成一列，然后逐一追问：“说！收音机是谁整坏的？”

　 12个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他，无一人吱声。没吱声是没吱声，心里都在嘀咕：“团长大人的房间，除了你们当副官的和团长贴身勤务兵，谁敢进？”

　 胡副官见没人说话，脸一沉，鼻孔一扇：“哼！不说？好，让大家都陪着你受罪！”亲自找来一根扁担，让全班人员一个个把手伸出来，从正副班长开始打，正副班长各打20扁担，其余士兵各打10扁担。

　 有一位叫刘金有的士兵是第9名，打到他时，扁担已经断了两根。胡副官下手之狠，士兵骨头之硬，都是难以想像的。

　 打完后，刘金有的手痛得好几天不能干活。老兵告诉他：“你挨打时，手掌是伸平的。应该放松肌肉，窝起手掌。”

　 旧军队的许多老兵，都有挨打时减轻痛苦的经验。令人悲哀的经验！

　 原国民党暂编第21师第3团机枪连士兵龙培，也有相似的挨打经历。

　　那是个星期天，大扫除后，排长检查。本来卫生打扫得挺好，偏偏云南曲靖籍士兵刘应生的一副绑腿藏在墙洞里没洗，让排长发现了。

　 “集合！”排长喊了一声。

　 班长赶快把全班集合起来，规规矩矩地等候挨打。排长的手指向副班长一挥：“去，给我找根扁担来！”

　 副班长提来扁担后，排长也不问绑腿是谁的，全班一个不落，照打不误，正副班长左右手各打4下，其余士兵左右手各打3下。

　 龙培有生以来第一次挨了这么重的打，两只手全肿了，哭了整整一天，忍都忍不住。排长听了更火：“哭，哭你妈个×！再哭，再哭老子还打你！去，给我打点水来。”

　 打骂士兵在第60军相当普遍，但比较而言，起义士兵最深恶痛绝的，是补入第60军前，在师管区集训时遇到的那帮“阎王”。

　 云南省武定县已衣乡必乌境村的李开国被抓壮丁后，先在昆宜师管区基干团第2营5连2排集训。排长是湖南人，中尉军衔，姓何，叫何什么德记不清了，只记得当兵的背后都咬牙切齿地骂他“何疯子”。那是个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活阎王。

　 新兵一到，“何疯子”第一次训话：“你们现在穿的是公家的衣裳，吃的是公家的粮食，你们都是公家的人啦！公家的人，就要以服从长官为天职。”从此以后，除此之外，再也不讲什么道理了。

　 该连有3个排，3个排长都是中尉。不知道为啥，大家管3个排长都叫“连附”。3个“连附”，新兵们最怕“何疯子”，只要“何疯子”值班，大家怕得打哆嗦。

　 从连队驻地到营部会操的操场，有五六里路，每次去都是跑步，回来时，走一段齐步，踢一段正步，稍微走不整齐，“何疯子”就先“叽哩呱啦”地大骂一通，然后下口令让全连“跪下”。跪下的动作慢了不行，要重跪，专往有石头的地方跪，一次，少说也得跪上一两分钟。回来的一路，起码要跪七八回，膝盖都要跪破出血。那位“壮丁油子”每一回都要在队列里咬牙切齿地骂：“妈个×的，要是在战场上，老子非从后面把他给弄了！”

　 “何疯子”在师管区没有受到报应，因为士兵没有这样的机会，更无这种胆量，除了那位“壮丁油子”，别人想都不敢想。

　 “壮丁油子”在师管区没呆多久就开了小差，可能回家又去找“壮丁饭”吃了。“何疯子”折磨士兵依然残忍疯狂。

　 该连第9班有一位哈尼族新兵，汉族话说不好，人又笨，报数经常反应不过来，总报错。每次报错，“何疯子”都要扇他两耳光。越打哈尼族新兵越怕，越怕越报不好数，“何疯子”打得就越凶。是不是自己排里的兵，“何疯子”都照打不误，决不手软。

　 哈尼族新兵是罗圈腿，立正时，两腿并不拢，“何疯子”就使劲用脚踢。正步走不好，凡是营里会操，怕他去了出丑，就罚他在营房附近的路边跪碎石，一直跪到全连收操。一两个小时跪下来，双膝上的鲜血把裤子都浸透了。

　 在旧军队，打人，有一种比较郑重，也比较惨重的打法，就是“打军棍”，又叫“打屁股”。

　 说“郑重”，是因为它是旧军队早期典范令明文规定的一种处罚方式。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的典范令虽然删去了这种肉刑处罚方式，但不论是国民党的中央军，还是各地方军阀部队，依然畅行着这种用军棍来维护军纪的野蛮治军方式。

　 “郑重”还有一层意思，凡是打军棍的时候，一般都要集合部队，向官兵们历数被打者的罪状，“噼哩啪啦”一顿军棍打完之后，当众验伤，再叫人抬回营房或拖下去埋了，以此求得“杀鸡给猴看”的治军效果。

　 说“惨重”，是因为军棍打过之后，轻者，皮开肉绽，举步维艰；重者，或终身残废，或一命鸣呼。

　 打屁股，用什么做军棍，打在什么具体部位，都有一番讲究。

　 若往死里打，就不管那么多了，打到咽气时拉倒，或打得差不多的时候，不管他还有气无气，拖下去埋了了事。把被打成奄奄一息的士兵拉出去活埋，有时还算“人道”，因为如果丢在荒郊野岭喂野狗，或让他慢慢咽气，遭罪更多。

　 打军棍的时候，若想饶他一命，留在队伍里继续冲锋陷阵，那么，最好用扁担作军棍。用扁担方便，随处可以找到。更重要的是，扁担有一定的宽度，打下去时，作用力的面积相对要大一点，挨打者被打之处单位面积承受的冲击力相对小一些，因此，伤到肌肉深处的骨头或神经的可能性，也相对小些。

　 作为相对“仁慈”的打法，打的具体部位是屁股。打军棍比较规范的动作是：被打者趴在地上，两条腿绞起，一条腿在上，一条腿在下，规定的棍数打了一半之后，再将两条腿反绞过来，打另外一侧。

　 军棍的抡打方法也有一番讲究，分“拖打”和“弹打”两种。

　 “拖打”时，扁担下去的瞬间，要就势拖一下。这种打法，打不了几下，皮就被打破了，血也流了出来，不懂门道的人，以为打得很重，或者叫住手，或者来求情。在作戏给他人看的时候，“拖打”往往能使被打者少挨若干军棍。

　 “弹打”，就是扁担打下去的瞬间，顺着反弹力马上把扁担弹起来。这种打法，皮肤不容易被打破，故以皮下瘀血见多，常给外行人以“打得比较轻”的错觉。若不把瘀血及时排挤出来，那就惨了，几天之后，大量瘀血之处会发炎、化脓，表面上又看不出来。这种病灶俗称“溏心蛋”，就像蛋煮过后，蛋黄没有完全凝固那样，外面光光生生，里面稀稀溜溜。而一旦“溏心蛋”里面流出了浓血，挨打之处已经烂成了一个洞，相当难治。

　 这种情况，还可能把人命收走。

　 从医学常识讲，出现大量皮下瘀血后，如不及时将瘀血排挤出来，皮下瘀血和坏死的血液便要经机体代谢吸收，再通过肾脏从泌尿系统排出体外。这不仅会增加肾脏负担，受伤肌肉还会分解出一种叫铁卟啉素的毒素，造成微循环障碍，影响肾小管的吸收和排泄，而一旦肾功能异常，其中严重者将发生以急性肾功能衰竭为特征的继发性休克，并会在抢救不及时情况下导致死亡。

　 对上述医学常识，旧军队的士兵虽然不懂，但是，在老兵中，却流传着一些代代相传的民间治疗方法。通常，士兵们将挨打者抬回去后，如果棒伤处没怎么破，就用新瓦敲成大小均匀的瓦块，垫上去使劲用脚踩，让碎瓦剌破皮肤的同时吸去污血。如果棒伤处破了，就直接排挤瘀血。有钱的，买点草纸垫在伤口上，人站在上面使劲踩，踩几下后，把浸透了瘀血的草纸扔掉，换上新草纸又继续踩；没钱的，则找一些整块的新瓦片，垫在伤口上吸污血。污血排挤得差不多了，再消毒：有的是往伤口上喷烧酒；有的用盐水洗；有的将老百姓家的“锅烟子”，也就是锅底的黑灰刮下来，碾成细末涂在伤口上。

　 不管采取哪一种方式治伤，对受伤者来说，都比挨打还痛苦，哭喊声、惨叫声能传得很远。再喊再叫也得治。当官的打完士兵后，通常叫人抬回去就不管死活了，少一个兵，以后还能去抓，治伤的事谁爱管谁去管。

　 棒伤经过上述治疗后，要等烂肉全部结痂，新肉长出来以后，才能痊愈。这个过程，少则个把月，多则两三个月。

　 打军棍的理由应该是违反军纪，但实际执行时，有很大的随意性，有时甚至成为一些军官耍权威、泄私愤、图报复的手段。

　 原国民党第546团5连1排一位姓张的云南兵，有一次赌钱赢了。排长闻讯后，向这位姓张的士兵“借钱”，士兵没借。

　 “不借？”排长气得七窍生烟，一拳将姓张的士兵打得鼻口出血。接着，集合全排宣布：此人“参与赌搏违反军纪”。然后，将他按倒在地，打了一顿军棍。

　 在旧军队，有时，长官猜测士兵“想违反军纪”，也会把士兵拖去痛打一顿。

　 黄金明就吃过这种亏。他被送到第60军新兵团不久，那天训练间隙，几名安徽肥西的老乡正在一起闲聊，被一名排长撞上：“好哇，你们几个密谋开小差！”

　 几位新兵都知道开小差是死罪，急忙申辩：“长官，我们没有密谋开小差！”

　 “没有密谋？你们说了些啥我都听见了！”其实，排长只隐隐约约听到了新兵们在议论，至于议论了啥，他并没听清。

　 新兵都吓着了：“我们说南方人到北方不习惯，吃不来高粱米。”

　 “还说了什么？”

　 “还说，这个部队不知什么时候打仗，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会怎么死。”

　 “哼！我就知道你们几个因为不习惯北方生活、怕死，才打开小差的主意。说，你们当中谁是头儿？”

　 几位新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们没有头儿啊！”

　 “不敢‘好汉做事好汉当’是不是？那就再找两个人陪你受罪。”当下，集合全连，从闲聊的新兵中挑出长得精干好像有点头脑的三位，拉出队列，按在地上，喊来各自的班长，抡起扁担照着三位新兵的屁股上“噼里啪啦”地打了起来。

　 班长打了一气后，排长亲自执起了扁担“噼里啪啦”又打了一通。边打边骂：“狗日的，你们不是想跑吗？我叫你们跑！”

　 挨打的有黄金明，因为他长得精神。他记不得当时挨了多少扁担，只记得屁股全被打烂了，血肉模糊，痛得都站不起来。

　 黄金明被抬回去后，一位老兵告诉他：“我也挨过打，知道怎么治伤。”老兵找来烧酒和黄草纸，把烧酒烫热，喷到黄草纸上，再把热乎乎的几层黄草纸往伤口上贴，待黄草纸把污血“拔”出来后，又换新的黄草纸。每天要换四五次，一直到伤口不流黄水，结了痂，才拉倒。

　 挨了打的黄金明，一个多星期后才能走路，一个多月后才一瘸一拐得出操。从那以后，新兵们连聚在一起说个话都不敢了。

　 军棍，不光打士兵，有时也打军官。

　 原国民党第544团副团长李峥先回忆说：“1939年在江西抗战时，我当连长，一次，一位排长不听我的话，被我叫出队列，摁倒在地，再喊来两名士兵摁住排长，两名兵抡起扁担对打，一共打了20多下。打完了，气出了，我再吩咐他排里的兵：‘把你们排长拖回去，休息！’”

　 李峥先回忆这段往事，感慨良久：“那时候，当个连长‘权威’着呢！这是旧军队的性质决定的，不像解放军，还发动士兵给干部提意见。”

　 军官挨打，有时是为了走走形式，做做样子，以示官长“执法如山”。遇到这种况，则可以做些手脚，瞒天过海。

　 原国民党第552团通讯排排长李荣贵一次违反纪律，被魏团长下令集合全团当众军棍处罚。挨打之前，李荣贵的兵先找来一双胶鞋，给他捆在屁股上，穿上裤子后，送往团部操场，交魏团长亲自责打30军棍。

　 这一次，虽然打得李荣贵咧嘴直叫，但打下来的伤轻多了。打完军棍第二天，李荣贵照常带队出操。不知情的人都以为他的屁股“硬”，很耐打。

　 在国民党军队，说打人是家常便饭，一点也不夸张。据统计，第182师有一个连，全连97名士兵，没挨过打的只有2人，平均每人挨重打6次，最多的挨重打31次，挨一般的打，不计其数。

　 军官也好不到哪里去。原国民党第544团参加政治整训的军官，过去只有一人没有挨过打。

　 打人，不仅仅是滇军的恶习。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南下参加解放战争期间，曾补入了大批起义、投诚或俘虏的国民党官兵。抗美援朝战争中成为帽落山战斗“英雄机枪手”的田文富，补入前，在国民党罗广文兵团第110军直属辎重团人力运输连当了四年多的兵。田文富说，罗广文的部队每个连队都有一套刑具，有铁链子、皮鞭、绳子，还有两三尺长的青冈棒，专门用来打屁股的。

　 田文富当新兵的时候挨过一次打，每只手挨了三军棍，“手都打泡了”（打肿了）。挨打的原因是“没打扫厕所”。可田文富至今都觉得“冤枉”，他说，不是自己偷懒，每天训练完了，还得侍候班长，给他打饭、打洗脸水、洗衣服，根本忙不过来。

　 田文富连有个士兵，一天，因为“顶撞”了排长一句，当下就被打了24军棍。打完了，也不给治伤，关进禁闭室，逼着他“认错、悔过”，口头保证“不再反抗长官了”还不行，非得在一份“悔过、保证书”上咬破手指头按上血手印，才放他出来。

　 有人说，蒋介石嫡系部队打人更厉害。刘进昌就这样看。

　 原籍陕西省的刘进昌，1944年被保长抓了壮丁，经师管区集训后，送往云南，补入荣誉第2师，哪个团记不清了，只记得分到9连，六○炮班。“真他妈的活地狱！”刘进昌一辈子都在诅咒这支军官们引以自豪的蒋介石嫡系部队。

　 刚去就挨了打。那天，在连部门口，也没惹谁，更没有做什么错事，2排长上来就“砰、砰”踢了刘进昌两脚。

　 “你怎么随便打我呀？”刘进昌不满地问了一句。

　 “啪、啪、啪”，几个耳光又扇了过来。“老子想打你，怎么着？”2排长恶狠狠地道出了他无故打人的“理由”。

　2排长走后，一位老兵告诉刘进昌：“2排长就这德性，经常无缘无故打人，你千万别惹他，否则，有你吃不完的苦头！”

　 训练开始后，刘进昌发现，比2排长更“阎王”的，是一位姓冉的四川籍副排长。每次打靶，冉副排长都要搬一块石头坐在士兵旁边，手里握一根树条，你若打不中靶子，他就“啪、啪”抽你几下：“狗日的，教了半天还打不中！”

　 你若打中了靶子，他也抽你几下：“怎么样？狗日的，抽你几下就打中了吧！”

　 不管你打没打中靶子，你都要挨打。

　 最残忍的一次，是向越南开拔的途中，一位四川兵“发痧”（即中暑）走不动路了。冉副排长上来就是一脚，把四川兵踹到水田里：“你狗日的是想借故开小差吧？老子送你回家！”说罢，抄起一把军用铁锹，照着四川兵的头上、身上就是一阵乱砍，当着全连官兵的面，硬是将“发痧”的四川兵活活砍死在水田里。

　 刘进昌后来因不堪忍受当官的无端打骂，在越南境内跳火车逃离了这支“阎王”部队。开小差的刘进昌跳车后，碰上了第60军552团迫击炮连的人，被带去见了该连连长李宝衡：“报告连长，捡了个小兵，让他喂马吧！”

　 被留下来的刘进昌由此有了比较。他认为，第60军打人的现象比嫡系部队少，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成分不像嫡系部队那么杂，都是子弟兵，乡里乡亲的，就像地方保安团，一个连队是一个窝子，彼此之间的乡情要浓一点，士兵也好带。

　 当然，好坏是相对而言，再好，也逃不脱挨打受骂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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