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清代文官制度概述 -- 冷逸

进入到官场中的士子们，基本上都可以说是当时的社会精英。他们先是经历十年甚至二十年寒窗，在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中杀出一条血路，力争一个好的成绩。然后又要费尽心机，设法能够选上一个好缺。接下来宦海沉浮数十年，又要付出比此前更多的努力，打破了头争取挤出大部队，冲到领头羊的位置。激励他们这样去做的动力，当然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为民造福、为君分忧，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但大部分人是不会有如此高尚的情操的，既不可能心里时刻装着人民群众，也不可能真把天下兴亡看作自己的责任，心中只有自己而已。“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官场的熙攘，同样与一个利字分不开，法家就直截了当地认为，君臣关系实质上就是一种买卖关系，皇帝出钱，官员出力，互市互利。官员的待遇，是吸引社会精英进入官场的最主要动力。清朝文官的待遇，可不仅是工资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包括了货币收入与非货币收入的庞大体系，可以给予官员全方位的满足感，因而将官员们牢牢地吸引在官场之中。

文官的货币收入

正俸

文官货币收入包括了诸多名目，其中最基本的是正俸，也就是基本工资。其中京官包括俸银和俸米，外官则只有俸银没有俸米。具体的工资标准如下：

官品 俸银（两） 俸米（石）

正从一品 180 90

正从二品 155 77石5斗

正从三品 130 65

正从四品 105 52石5斗

正从五品 80 40

正从六品 60 30

正从七品 45 22石5斗

正从八品 40 20

正九品 33两1钱1分4厘 16石5斗5升7合

从九品、未入流 31两5钱2分 15石7斗5升

从当时的价格分析，这份工资算不得多高。当时，漕米每石价值白银一两，而一两银子能够兑换到700-800文钱。根据米价和银价的比较，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170元左右，可见，即使位极人臣的正一品文官，正俸年收入不过4万出头，算是“白领”中的低端。而从四品的知府，只有俸银而无俸米，一年不过105两，距离“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标准也有天壤之别。难道这些官员们就会被这么点工资所吸引？更何况，那时候可没有双职工，官员们的这点俸禄，是要养活一大家子的，还要雇佣着一群师爷、长随来协助处理公务，养着管家、家丁、保姆、丫环，维持着官宦人家的体面，这些可都没有公费保销的。那么，当官的投入产出比是不是太低了点？如果这些官员们也有聚在一起“宿舍夜话”的时候，难道不会感慨“还不如去筛沙呢”？

恩俸

显然，官员的基本工资是没有办法保证他们享受高质量的生活的。除了以廉洁自律的楷模们教育官员安贫乐道以外，提供基本工资之外的收入，对于安定官心自然是更为现实可行的办法。在京的文官，就有一笔专门的收入，称为“恩俸”。恩俸顾名思义，是在基本工资以外单独加恩赏赐的，目的是为了“令其用度从容，益得专心官守”。由于只有在京文官才能得到这一恩典，这就大概有了点岗位工资的意思。恩俸的数额等同于正俸，也就是这批官员们享受的是双薪。不过正俸中的俸米部分，只有各部院官员才能够享受双倍，内务府官员只享受双倍俸银而已。

养廉银

有了恩俸，京官们的收入虽然还算不上太高，但基本上也还过得去了。可外官们就显得更惨，本来正俸中的俸米部分他们就没有，恩俸的恩德也沾不到，和京官一对比就显得很不平衡。外官们难免会有意见，人穷点没什么，可你也是官我也是官，品级也一样，凭什么你因为在中央机关里混，工资就比我多出足足两倍？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这地方干部队伍必然稳定不下来，外官们必定一门心思要挤进京官的行列。

对此，给出的解决措施是为外官专门设立“养廉银”。养廉银的经费，由各省分别筹集。州县每年征收正赋之外，还要另加火耗，其剩余部分称为耗羡。所谓火耗，是将田赋由征收粮食改为征收银两后，考虑到散碎银两熔铸成银锭时有损耗，因而加收一部分。一般一两银子要加收五分至一钱几分。这种征收始于明代，由地方官员自行征收，明末时的火耗加收成为对民众的巨大压迫，从而成为全国性农民起义的一个原因。到雍正年间，为了革除地方自行收取火耗的弊端，将其纳入了制度化的管理之中，通过“费改税”将这一额外剥削变成法定的正赋的一部分，收归国库。而由于这笔钱以前是地方官员私人收入，现在进入了国库，为了减弱地方官员的阻力，保证改革的进行，其中的耗羡部分就拿出来作为地方官员的收入。这样一项改革，还有点类似于国税与地税的划分，属于提高地方官员待遇的收入被明确划分起来，并且规定由省级财政统一管理，州县再从省布政司那里领回自己的份额。

各省官员，都按品级发放养廉银，但其数额并非各省统一。这倒不是取决于创收情况，而是根据该省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工作难度。那些区域广大、地处要冲、事务繁剧的省份，养廉银标准较高，下面这个表格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加以说明：

省份 养廉银 官职 总督 巡抚 布政使 按察使 道员 知府 知州 知县 同知

甘肃 20000 12000 7000 4000 3000 2000 600-

1200 600-

1200 800-

1400

江苏 18000 12000 8000-9000 8000 3000

-6000 2500

-3000 1000

-2000 1000

-1800 600-

1000

湖北 15000 10000 8000 6000 2500

-5000 1500

-2600 800-

1000 600-

1680 600-

1000

贵州 10000 5000 3000 1500

-2200 800-

1500 500-

800 400-

800 500-

900

从这个表格不难看出，处于最富庶的东部沿海地区的江苏，其官员收入则普遍高于其他各省，唯独驻节南京的两江总督比不上甘肃总督。属于“中部崛起”的湖北和“西部开发”的贵州，则较之江苏逐渐下降。这种阶梯状的格局，即使到今天也改变不大，也很容易理解。而同处西部地区，甘肃的文官收入又远高于贵州的同僚们，其总督的养廉银更是高于东部与中部的总督们。这大概是由于甘肃在当时属于高度不稳定的“火药桶”，回民起义频发，在这里当官比起贵州有着更大的压力和风险，因而也就需要有更高的养廉银。

养廉银的设立，无疑是高薪养廉的一次重要尝试，同时也试验了对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的财政制度改革，看起来是颇为先进的。然而，这一试验的结果却是失败的。地方官员们并不因为有了这笔养廉银就清廉起来。虽然火耗的征收不再能够随心所欲，并且也不能擅自截留，但田赋折算成银两来缴纳时，则可以在粮食价格，或是铜钱与白银的兑换价上做些文章。而且，通常田赋交到八成就算是完成任务，如果找到水旱灾之类的借口，交上五成就能了事，剩下的自然都进了自己的腰包。这还不用考虑下级官员以及其他有事相求者的行贿等等，因此，三年十万雪花银，确实也称得上是“清”知府了。

冰敬与炭敬

养廉银的设立，本来目的是改变京官与外官的收入严重不均现象，使外官能够安心于地方的工作。然而，由于养廉银数额之巨大，新的不平衡又产生了。本来的扶贫对象，现在成了富翁；而原来的有产阶级，现在却像是贫民。因此，有需要有新的办法来提高京官收入，使之能够不被外官的养廉银超过太多，否则的话，外官的“廉”是养了，京官就养不了了。户部因为掌管着整个国家财政，所以每年能够从直省上交的银两中拿出一部分，给自己的堂官、司员和笔帖式也发放养廉银，内阁、军机处、理藩院、吏部、礼部则可以分享这笔养廉银，至于其他部门的官员，则需要别的生财途径。

冰敬与炭敬，就是这样一种措施。因为外官的养廉银标准比起基本工资高出不少，因而需要拿出一部分来与京官分享，这就是在每年夏天和冬天给京官送上一笔，夏天的名目是冰敬，也就是防暑降温费，冬天的名目则是炭敬，算是防寒保暖费。虽然京官并非穷得买不起冰块与炭火，但以这种名义从外官那拿钱，总显得更加理直气壮一些。这冰敬与炭敬虽然没有具体标准，但基本原则就是地方官员不能太小气，必须保证有福同享。只有“京信常通，炭敬常丰”，才能当好官、发好财。

到了同光以后，只有督抚送军机还有冰敬，其他外官送京官只有炭敬。炭敬的标准，从八两到三百两不等，基本上是按照官阶大小排列。看起来送得不多，但是当朝权贵、同乡、同年、朋友都要一一送到，连籍贯是自己任职省份的所有京官都要全送，对于外官来说花费也就不小了。在送炭敬的时候，官员们都好面子，不能在红包上只说包了多少银子，但又要让收礼的一目了然，怎么办呢？送八两或者十两的，在红包上写梅花诗八韵十韵，再多就写梅花诗数十韵，要是四十两就写四十贤人，三百两写毛诗一部，把本来尽是铜臭味的送礼变得儒雅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