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清代文官制度概述 -- 冷逸

陋规

冰敬与炭敬都是以官场惯例的形式存在的，而这样的惯例还不仅于此。外官出京，也要给京官送上一笔，称为别敬。同乡同年，每年要有一次团拜。逢年过节、吉凶庆吊，无不都需要表达下属的“孝敬”；而到六部办事，给办事人员都得封上红包，称为“部费”；调缺、升官、议叙等等，都需要花钱上下打点招呼。而所有这些被所有官员们遵循着用来捞钱的惯例，就统称为陋规，冰敬与炭敬也算是陋规的一部分。陋规既然是规，就说明其类似于一种制度在运作，并非随心所欲，但同时又被称为“陋”，也说明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东西上不得台面。但尽管如此，在清朝文官的待遇中又占据着重要部分，轻易无法废除，无论京官还是外官，都会遵循陋规，并且从中获利不少。

道光初年，英和初任军机大臣，曾经提议将各地陋规规定数目，用于公用。这样的举措，也就是将腐败福利化，不准额外增加人民负担。道光一度觉得很有道理，准备实施。然而群臣们并不买账，反而是一致反对，并举出雍正时的例子：当年将火耗加入正赋之内用于养廉，几十年后，火耗之外又出现火耗。可见，将陋规加入正赋，将来还会增加陋规。道光一听，觉得这比起英和的建议要更有道理，就免去了英和的军机大臣职务，废除这一提议。

当时有一个官员名叫陈锡熊，他的父亲是长芦盐运使，这可是个肥缺，也就为家里积攒了不小的家底。父亲的贪，倒是为儿子的廉提供了条件，陈锡熊倚仗家庭资助，每到一地任官，便禁止一切陋规，只拿基本工资。但因为陋规已成为了官员们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想当官的人都会把这笔帐计入自己的收入户头，陈锡熊的所为就引起其他官员不满，整个官场对他侧目而视，甚至连他的叔父都骂他：“居己以清名，陷人于不肖。”说你仗着自己家里有钱就不拿陋规，将来换了别的家里没钱的官员怎么办？如果都不能养家糊口，谁又来当官？如果你真是钱多的花不完，就先拿了之后再留给地方公用好了。后来左宗棠做浙江巡抚，就把从陋规里节余下来的一万六千两银子，捐出来赈济灾民，时人都赞扬他。（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六七不轻裁陋规之用意）而左宗棠绝非个例，清代诸多名臣，无论是“文正”还是“文忠”，面对陋规都不能免俗。而曾任两江总督的清官陶澍，因为自己坚决不收陋规，坚决治理盐运，将当地官员和盐商们全都得罪了。江苏一带的官员和盐商在麻将牌中增加了一张新牌“桃树”，意指陶澍，凡是抓到这张牌的，哪怕别的牌是清一色还是七小对，都算全负。

更狠的是湖广总督涂宗瀛。这位著名理学家的书案上左边堆满理学书籍，右边则放着一架天平。这架天平干什么用呢？秤银子。每到节日、生日之际，下属都得向上司馈赠礼金，称为“节敬”、“寿敬”。这本来是表忠心、站队伍的关键时刻，可有些觉悟低的顽劣僚属，总以为领导日理万机，没法明察他们所送上的“秋毫”，只要感情到了就可以，于是常常弄虚作假，银两的成色、轻重与礼单不符。这种花招瞒得了别人，却瞒不了涂宗瀛。别看涂宗瀛是个整天板着脸孔讲陈朱理学的理学家，却是从基层一步步升上来，这些套路怎会不知？于是，他买来天平，每到收礼之时，“必审其银色及轻重，少差者皆令补足”。这绝不亚于犹太人的精明，充分说明理学家们可都不是我们印象中的迂腐夫子，更充分说明这些陋规在官员们心中何等重要。

大臣如此，小官吏们也不含糊。乾隆爱将福康安在西藏平乱回到北京后需要到户部报销军费。他依仗军功显赫，又是圣眷正隆之际，心想即使不交部费，这报销之事又有谁敢阻拦？户部的部吏们却不吃这套，没有部费就不办事。福康安勃然大怒：索贿居然索到大功臣头上来了，难道你们敢不报销西藏平乱的军费？小吏们却派出一个代表给福大将军好好地上了一课，告诉福康安，这平乱的军费报销，自然是要办的，也是依法办事。但这次报销军费多至数千万，账务繁冗，势必要多招一些会计日夜赶办，争取在数月之内清账，乘着皇上心情好，批上“同意报销”四字，才叫皆大欢喜。要是舍不得这点部费，户部不能花钱增雇人手，只能叫现有之人陆续办理，那几年下来都搞不定。到时候，皇上整天看到今日所奏乃西军报销，明日所奏又西军报销，那时候早就好了伤疤忘了痛，把西藏平乱的功劳忘到脑后去了，只会觉得这西军军费烦人。万一皇上烦躁起来，说出两句重话，被那些热衷于捕风捉影的言官们听到，借题发挥，说不定就办出一件贪污公款的巨案。因此，让您及时缴部费，并不是为了我们这些当部吏的蝇头小利，其实是为福大人的前途着想，实在是一片好心啊。福康安一听，还真是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知道了这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巨大差距，立即批了二百万的部费。这个例子说明，部费面前，人人平等。而这种种陋规，其实皇帝也都知道，但并不加以制止，而是很体贴“官心”的表示：“所谓廉吏者，非分文不取也。若无纤毫所私，则居常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州县官止取一分火耗而不取其他，便可称好官也。”（《皇朝通考》卷九〇）

正是由于陋规如此高度发达，不仅正俸对于文官仅仅是点毛毛雨，就连养廉银也都不过是锦上添花的点缀了。地方官个人收入组成，以陋规最为优厚，而随着时间推移，陋规渐渐化名为“办公经费”，不需要想办法私下授受，而是可以堂而皇之地见诸奏牍报表。例如两江总督，养廉银15000两看起来是笔巨款，其实却不过年收入的二十分之一，淮南盐运使和各海关所赠送的巨额陋规，使得两江总督的年收入加起来足有三十万之巨，而且这些还都是堂而皇之地直接赠送而非私下行贿。“督以两江为最，一年三十万。淮南盐务居其一，各关备贡居其一，养廉公费居其一，皆用印文解送，不以为私，次则两广、四川矣。抚则广东、广西皆过十万，浙江不过六万，江苏不过四万，福建则为最苦。藩司则江、浙皆有五六万，而四川、陕西、山东、山西平余为最多，地、丁巨也。臬司必通省有节寿方为优缺，四川、河南、山东、安徽皆然，余省皆不及。道则陕西粮道，福建、台湾二者皆有三十万，与两江督缺相埒。府则四川夔州有二十万。广东广、潮，广西浔、梧，以上四府皆十万外也。”（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梦呓》卷下）由此可见，只按惯例收取陋规而不再想办法贪污受贿的官员，收入已经相当可观，但还足以算是廉洁的官员。稍微贪上一点就更是可想而知，李鸿章在1898年卸任直隶总督之时，转交下一任总督王文韶的积蓄，多达白银六百万两之巨，而清朝户部库存白银，不过一千余万。《剑桥中国晚清史》就指出，陋规在中国的广泛存在，在于地方政府没有独立的预算，必须依靠陋规来维持行政开支。而这也就导致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政府。

公费和役食

所谓公费，是指提供给文官们执行公务所花的费用。考虑到官员们的日常消耗，有些是为了公务需要，因而每月发给一笔公费作为补贴。公费也算是固定工资的一部分，每月十一日发放。工部官员的公费，由宝源局支付，其他的都是从户部领取。公费的标准很低，对于官员们纯粹只具有象征意义，最高级别，如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等不过五两，而最低级别如各部寺院笔帖式等则仅仅只有一两。

官员在衙门办事，伙食自然也要公家来提供，这称之为役食。役食也是由户部发给的，有的按月，有的按季，都是发到各个衙门。大概是考虑到规模大小与工作中迎来送往的多少，不同的衙门，有着不同的役食标准，这些都有明确的规定。例如，宗人府每季役食38两，内阁每季52两，吏部每季64两，户部每季110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