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清代文官制度概述 -- 冷逸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一直是“富不及贵”的。官员们虽然也大都爱财，但却不完全为了发财来当官。除了上面所列举的那些林林总总的货币收入之外，各种体现着官员独特地位的非货币收入对他们有着更强的吸引力。

服饰与礼仪

当官的非货币收入，首先体现在根据一定的级别所享受的礼仪待遇。前面已经介绍过，官员的服饰上面不同的补子，直观地反映了不同的品级。而品级是官员等级的最重要标志。能够穿上什么样的补服，戴上什么样的顶子与花翎，就如同住房多少平米，专车排气量多大一样，体现着官员的地位。因此，清朝规定了完备的章服制度，从正一品到未入流的各级官员，他们的服装、帽子、配饰都属于国家所要管理的范畴。而正因为服饰得到了如此的重视，所以对于官员们来说，能够穿上意味着其地位的服饰，并享受相应的礼节，就成了一种重要的非货币收入。如果不是官员，无论多么富甲天下，也不能穿上这样的服装，而穿不上这样的服装，哪怕把自己装扮得再奢华，也不可能得到全社会一致的尊重。由此，官员们得到了极大的心理满足，自豪感也就油然而生了。

关于官员的服饰，还要说明的是，某个官员穿何种服饰，不是由他的实际任职决定的，而是由他的级别决定的。也就是说，服饰乃是他的“待遇”的一种体现，因而既有可能超出他所任职的标准，也有可能低于他所任职的标准。而且，官员还可以以捐纳的方式获得高两级的顶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之后，因为立军功得到赏赐以及捐纳当官的人很多，而又没有那么多符合他们的品级的实际职务，于是便出现了许多“低职高配”的现象。许多人顶着候补道、候补知府的头衔，只能获得知县、县丞之类的实职。这就出现了一个笑话，同治年间，知县无不蓝晶其顶，县丞、巡检之类的小官，帽顶也都用上了红繖，而有个县丞因为没有加衔，所以帽顶还是青繖，看到的乡民很惊讶的说“此官戴孝，所以用此繖”。（陈其元：《庸闲斋笔记》一〇三职官章服之沿革）

而根据不同的品级和职务，官员的日常行止，都有相应的礼仪规范来体现其地位。这地方官员出行前呼后拥，衙役们打出“回避”、“肃静”的牌子，更有乐队吹吹打打，在老百姓面前摆谱的风光场面自不待言。允许用几人抬的轿子，蓝呢还是绿呢，能不能用红套围的车，都体现官员的品级。而官员与官员之间，也有一套体现着地位的复杂礼节。例如司、道拜见督、抚，大门外下轿，从左门进，督抚迎至堂后屏内。初次见面，要准备履历手本，穿补服，行庭参礼，督抚亲自扶起以示免礼，还要再三次作揖。而临走之际，先是三次作揖，督抚送到暖阁后，司道再三揖，等督抚入屏门之后还有三揖。而如果是府、厅见督抚，府厅官员与司道行礼基本相同，但参拜时督抚不扶，临走时督抚不送。

封赠

当官的一个重要刺激，就是“封妻荫子”，而如果混得再好点，则还可以追及父母甚至更远的祖先，光宗耀祖。所有这些，都是依靠封赠制度来实现的。

在强调家族主义的清代社会中，家族是将人组织和团结起来的主要方式，也是构成社会的重要单位。而在官场控制了绝大多数社会资源，官员具有最高的社会地位的情况下，为了让家族获得更大的发展，家族必须有人出来当官，而且是当官的人越多越好，官当得越大越好。因此，一个人通过十年寒窗的苦读，在科举考试中突出重围而走上仕途，并且不断地向官场金字塔的顶端靠近，看起来虽然是个人奋斗的结果，但在事实上，“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要继承整个家族历史上的“光荣传统”，他的祖先们纷纷在此刻“灵魂附体”。而他们顺利地获得官职之后，对家族的一个重要回报，就是通过封赠，使家族中更多的人获得荣耀和地位，从而提高整个家族的地位。正是因为需要以这种方式为家族做出贡献，这种对于官员自身并未多少影响的封赠制度，也成为了一项极为重要的非货币收入。

文官依照品级，各自有相应的阶称，而妻子或母亲被称为“命妇”，也依照品级各有称号。当有诏旨施恩的时候，就根据本人的阶称和命妇的称号享受不同的封典，部分人的父母、先祖也可以被封赠。对于生者称为封，死者则称为赠。而根据官员品级的高低，追封的远近也有区别，有的可以追封祖宗三代，有的两代，也有的只及于父母一代，还有的只限于本身，连妻子或母亲也无法获得封赠。当有诏旨给予封典时，五品以上的封典称为诰受，因而在称号前边就可以加上诰命二字；而六品以下则称为敕受、敕命。

具体的品级、阶称和命妇称号相对应的情况，可以通过下面这个表格看的更加清楚：

文官阶称 命妇称号 封赠代数

正一品 光禄大夫 一品夫人 三代

从一品 荣禄大夫

正二品 资政大夫 夫人 二代

从二品 通奉大夫

正三品 通议大夫 淑人

从三品 中议大夫

正四品 中宪大夫 恭人 一代

从四品 朝议大夫

正五品 奉政大夫 宜人

从五品 奉直大夫

正六品 承德郎 安人

从六品 儒林郎（吏员出身者宣德郎）

正七品 文林郎（吏员出身者宣议郎） 孺人

从七品 徵仕郎

正八品 修职郎 八品孺人 止封本身

从八品 修职佐郎

正九品 登仕郎 九品孺人

从九品 登仕佐郎

另外，还有一种“貤封（貤赠）”制度。“貤”是与“移”通用的古字，所谓貤封或者貤赠，就是官员还可以申请放弃本应由自己获得的封典，转移给自己的先人。例如八九品官本来只封本身，就可以申请放弃而使父母受封；而四品至七品本来只可向上追封一代，如果本人放弃的话，则可以转移到祖父母一代受到封赠。这样一种制度，也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孝道，强调家族的凝聚力。

谥号

文官生前通过服饰、礼仪等等方式来享受荣誉，而对于其中一部分为国家为朝廷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官员来说，身后还能享受哀荣。这就是得到国家授予的谥号，对其一生功绩加以总结并赞美。能够获得谥号，就意味着其一生的作为得到了承认，将来能以此流芳后世。在不能获得国家谥号的情况下，民间常常有“私谥”的情形，由此也可见谥号在国人心目中的重要性。

正因为谥号为人所看重，因而国家从严把握，不轻易赐予。一般来说，只有位及一品才有可能获得谥号，并且还并非人人都有。“定制，一品官以上予否请上裁，二品官以下不获请。其得谥者，率出自特旨，或以勤劳，或以节义，或以文学，或以武功。破格崇褒，用示激励。嘉、道以前，谥典从严，往往有阶至一品例可得而未得者。”（《清史稿》卷一百《志七十五凶礼二》）因此，“膺易名之典者，仅四百余人。有生官极品，而歿不得谥者。”（陈康祺：《郎潜记闻初笔》卷五）

据光绪年间重修《大清会典》所载，清代有《鸿称通用》之书三册，分别列载各种身分之人所适用的谥字及谥义。上册适用于皇帝、皇后，中册适用于妃、嫔、诸王，下册则适用于群臣。文官们所得到的谥号一般是两个字，每个字有不同的解释，如“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协时肇亨曰孝、秉德不回曰孝”等等，组合起来形成对其一生功绩的评价。虽然从今天看来，这些描述仍然都是些模糊的套话，但经过数千年的积累，官场中人都已经充分了解了一字之差所蕴含的微言大义，从而能够将谥号与各人所应得的评价与荣誉相联系。而谥号之间，也就分出了三六九等。

在清以前，官员不分文武，大多以“忠武”为最高谥号，获此谥号者包括诸葛亮、温峤、尉迟敬德、郭子仪、韩世忠、常遇春等人。而到了清朝，重文抑武也反映在谥号当中，虽然制度规定群臣谥字前五名依序是：忠、孝、纯、诚、文，但事实上“文”字开头的谥号居于最高地位。只有官至大学士或是翰林出身者，方能享有“文”字谥号，而因为满族翰林人数较少，为了表示平衡，曾经以内阁学士身份出任经筵讲官者也可以谥为“文”。而死于王事者，则以“忠”字开头。在“文”字谥号中，又以“文正”为首，“文忠”、“文襄”次之。而“文恭”、“文定”、“文端”、“文勤”等则属于中游，比较容易得到，所以才会说“无灾无难到三公，不谥文忠，便谥文恭”了。至于“文简”、“文穆”之类就算是比较差的谥号了。除了这种地位排名之外，也适当的考虑了所得谥号的官员平时为官的特点，例如左宗棠率大军西出阳关，底定新疆，自然可谓“辟地有德曰襄”，因而谥号“文襄”。而阎敬铭最大的特点是性格倔强，刚直不阿，因而以“执一不迁曰介”谥号“文介”，他也是唯一获得此谥号的清朝大臣。

根据当时的制度，符合获得谥号标准的大臣死后，由礼部请旨是否给谥，只有皇帝有权决定官员是否可以得到谥号。而没有达到可以获得谥号品级的官员，皇帝也可以特旨决定赐予谥号。在得到皇帝的旨意之后，由内阁侍读根据皇帝对该官员的嘉奖，揣摩圣意拟定初步谥号。如果可以以文为谥，那么另外再选择八字与文相配，如果不能被谥为文，则拟定十六个字作为选择。在初步拟定的范围内，由大学士再八选四、十六选八，作为最终选择的范围，由皇帝定夺了。不过，“文正”这一谥号，内阁侍读或是大学士们都是无权放在选项之中的，只有皇帝本人决定。“惟文正则不敢拟，悉出特旨，自非品学德业无愧完人者未足当此”（朱彭寿：《旧典备征》卷三）正因为有了“无愧完人”这样一个苛刻至极的标准，有清一代只有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八人得以享受这一殊荣，至于那位“庸庸碌碌曹丞相”是否当得起这一评价，那就另说了。另外，皇帝还可以在内阁和大学士选定的范围之外另辟蹊径，决定一个不在名单之内的谥号。道光朝的吏部尚书朱士彦曾经对家人说：“余生平行事过人者，惟见得定，守得定，此六字不敢不勉。异日盖棺，得谥为定足矣。”可惜他这话也就在家里说说而没有流传出去，那些在他身后拟定谥号的内阁侍读和大学士们也就没揣摩出他的心思，上报皇帝的备选谥号中并没有“文定”二字。可到了道光那里，不知道是从那个小道消息听说了朱士彦的这点小小心愿，还是自认为比内阁侍读和大学士们更加了解朱士彦，不顾礼臣所呈拟谥，特旨给予“文定”的谥号，“一时朝士咸服宣宗之知人，亦服朱士彦之自信有素。”（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