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宋代理学的两颗大毒草(以前写的哈) -- 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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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关于宋明理學

以下是蔡仁厚先生對“宋明理學”一詞的解釋:

宋明儒者之學,通常被稱為「理學」,這個「理」字當然有它的實指,而不只是平常所謂義理、道理的意思。道家講「玄理」,佛家講「空理」,而宋明儒所講的則是「性理之學」。

所謂「性理」,並不指說是屬於性的理,而是即性即理,性即是理。但伊川朱子所說的「性即理也」,卻並不能概括「本心即性」的「性理」之義。於是,與其稱為性理之學,又不如名之為「心性之學」,或許更為恰當。

但心性不是空談的。一個人要自覺地過精神生活,作道德實踐(表現道德行為),便不能不正視心性。念茲在茲,時時講習省察,豈能視為空談?縱或有人空談,魚目又豈能混珠?空談者自是空談,豈可因此而忽視心性之學的本質和價值?

心性之學亦就是「內聖之學」。內而在於自己,而自覺地作聖賢工夫(道德踐履),以完成自己的德性人格,這就是所謂「內聖」。儒家之教,立己以立人,成己而成物,它必然要由內聖通向外王;外而達之天下,行仁政王道以開濟事功。但宋明儒講習學問的重點,畢竟偏於內聖一面,外王一面則欠缺積極的開發(內聖強而外王弱)。

內聖之學又可名為「成德之教」。這內聖成德之教,亦可名為「道德的宗教」。它既與以捨離為首要義的「滅度的宗教」(佛教)相異,亦與以神為中心的「救贖的宗教」(耶教)不同。這是自孔孟以下先秦儒家本有的弘規(孔子「踐仁以知天」與孟子「盡心知性知天」便是這個弘規的基本模型),並不是宋明儒者的憑空新創。宋明儒者所講習的,便是順著這個本有的弘規而引申發揮、調適上遂。於是,世俗所認「陽儒陰釋」,根本是不明學術之實的顢頇之言。

宋明儒者的學術,大致可以分為「北宋」、「南宋」,和「明代」三個階段。北宋諸儒(以周濂溪、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為大宗),上承儒家經典本有之義,以開展他們的義理思想,其步步開展的理路,是由中庸易傳之講天道誠體,回歸論語孟子之講仁與心性,最後才落於大學以講格物窮理。至宋室南渡,儒學為三系:

程明道開胡五峰之湖湘之學,程伊川開朱子之學,陸象山則直承孟子而開出心學一派。湖湘之學受朱子貶壓,一傳而衰,故南宋以後,只有朱陸二系傳續不絕,而元明之時,朱學且進居正統之位。及明中葉,王陽明承陸象山而盛唱心學,創立致良知教,王學遂遍天下。至明末劉蕺山,則又呼應胡五峰而盛言「以心著性」之義,宋、明六百年之學術,亦到此結穴,而完成了發展之使命。

宋明儒者上承先秦儒家而開顯的「生命的學問」:一、由主觀面的縱的實踐,要求與天道,天德合而為一,這是成就生命之「質」的統一高明;二、由客觀面的橫的實踐,要求與天下民物通而為一,這是成就生命之「量」的廣大博厚(聯屬家國天下而為一體,與天地萬物為一體)。高明以配天,博厚以配地,兩面合起來,人之高貴莊嚴和充實飽滿,即可獲得真實之完成。

宋明儒學,似乎又可歸結為本體與工夫兩大問題。其中追問道德實踐成聖、成賢所以可能的超越客觀的根據,是屬於「本體」的問題。追問道德實踐成聖、成賢所以可能的內在主觀的根據,則是屬於「工夫」的問題。

從本質上說,宋明儒者最大的貢獻,是復活了先秦儒家的形上智慧。孔子講仁,孟子講心性,中庸易傳議天道誠體,都蘊含著,而且顯發出「天道性命相貫通」的大義,這是一種極其平正,而又極其高明的形上智慧。

但秦漢以來,先是陰陽家的攪混,加上象數的穿鑿附會,儒聖的慧命遂因之而沈晦。接下來是魏晉玄學興起,玄學代表道家的復興,他們表現的是玄智,講的是玄理。東晉以後,玄學趨衰,佛教因緣時會,靠了道家玄智的接引,而進入中國的文化心靈,形成南北朝隋唐階段佛學之盛行。佛家表現的是空智,講的是空理。講玄理而顯發的「無」的智慧,與講空理而顯發的「空」的智慧,都已達到玄深高妙的境界。然而,由玄智空智而開顯出來的「道」,畢竟不是儒聖「本天道為用」的生生之道。這生生之道,要等宋儒出來,始能重新光復。

須知天道生生,仁道亦生生。天道生生是生化萬物,仁道生生是由「純亦不已」的道德心發出道德命令,發動道德創造,不斷地表現道德行為,不斷地成就道德價值。所以儒家之學,一方面上達天德,一方面又下開人文,以成就家國天下全面的文化價值。這樣的道,當然比佛老更充實、更圓滿。這「於穆不已、純亦不已」的浩浩大道,是通過「仁的德慧」而彰顯,是先秦儒家本有的弘規。自北宋諸儒由中庸易傳之講天道誠體,回歸於論孟之講仁與心性,再到陸王之心學、良知之學,正表示儒家形上智慧的復活,和道德意識、文化意識的重新發揚。「天道性命相貫通」的大義既已恢復,中華民族的文化生命乃又返本而歸正。此便是宋明儒學最真實的價值。(蔡仁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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