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呼吁左派河友克制 -- 达雅

张三是左，李四是右，who cares? 我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我感兴趣的，是看看张三怎么辩护他的左派立场，给我们一点以前没想到的启示；李四又怎么发挥他的右派观点，提示一点以前忽略的事实。所以关心的仍然是水平。

现实无比复杂，任何一种视角都只能看到其中某些部分，都只能对某些方面敏感。私意以为谈政治应该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单纯跟着任何一种主义走到底，都是取乱之道，政治智慧在于在各种左或右的主义之间找到切合实际的平衡。私意也一直认为，历史知识的正常存在形态，就是对同一段历史有几种不同而又都能自圆其说的叙述。也许它们言之成理的程度不同，但重要的是，每一种叙述都提供了一些其它叙述容易漠视的内容。因此，学习现代中国历史，为了平衡大陆的官方叙述，我一定会努力寻找大陆的民间叙述，寻找海峡对岸的叙述，洋鬼子的叙述。不是因为他们比大陆的更正确，而是因为它们能提供不同的视角，刺激不同的敏感。

真相，不可能为任何一方垄断，而只能存在于它们之间。

用龙应台的《1949》做例子，我也腻味她的许多议论，但我从不忘记，正是她的视角才造就了那些特殊的敏感，才使她有心力去复活那些从大陆视角很少去提的历史。我是九十年代初看电影《红尘滚滚》中1949上海码头上那无数人生离死别的片断，才第一次意识到历史有这个方面，以后也看到国军的女人们在大溃退中的悲惨故事，了解到这个内战失败者群体在台的“悲情”。龙应台的书提供了更多这方面的信息。还是那句话，虽然我不欣赏她的价值观，但我永远有兴趣阅读这类书籍。

这样理解问题，并不是相对主义。不同叙述各自发掘的真相不必水火不容，而可以因不同的敏感性而注意到不同的方面。费耶阿本德在其《反对方法》一书里写道：“在人道主义者眼里，种族主义是残忍的；在种族主义者眼里，人道主义是乏味的”。它们揭示的都是事实。种族主义是残忍的，这个人人清楚，但种族主义击中了人性的某些薄弱点，这一点未必人人明白。不明白就不容易有效面对。

我知道，不少人对了解历史不太感兴趣，让他们high的是鲜明的立场，彼此的呼应。更有甚者，有些人还认为理解历史的努力，妨碍了他们维持鲜明的价值观。他们觉得，去了解汪精卫，周作人何以当了汉奸的具体过程，没准会落入同情汉奸的陷阱。去了解国民党抓壮丁政策的具体原因，也是在为罪恶辩护。我不知道你提出价值观问题，有没有这样的考虑在里面，但在那些认为对错分明，只关心鲜明价值的人的逻辑里，这个问题一定会浮现出来。

我不否认，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有两个回答：

简单的回答是，如果你的价值观不敢经历历史具体事实的考验，这个价值态度就是脆弱的。如果你对周作人的憎恶由于了解了他投敌的详细过程而减弱，那么你也许得认，认这个减弱。减弱之后仍然保持的憎恶，才是扎扎实实的憎恶，值得你投入的憎恶。

复杂的回答是，理解历史与维持爱憎，不应该以一方吃掉另一方来求解，而是可以演绎成一个悖论。没有人比汉娜阿伦特对这一点阐述得更有力了。在《极权主义的起源》导言里，她说她要理解，理解极权主义这个给世界也给她的犹太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现象。然而，她又担心，担心在事实逐步展开，过程一一呈现后，人们刚刚得知纳粹罪恶时的那种巨大震撼与仇恨有可能被冲淡。如何对付这个悖论，她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因为不可能有明快的答案，这是一个巨大的悖论，贯穿了她整部的著作，迫使她进入历史的深处。我想称这个悖论为“阿伦特悖论”。每一个中国人，如果认真地试图理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都能体会这个悖论。

我知道许多热衷于爱憎的人，会拒绝这个悖论。当这种爱憎后面有民族悲情，一个死里求生的大国的悲情在涌动的时候，尤其如此。我分享着这种悲情，因为我看那些英雄主义的故事时，同样会象萨军门那样因为眼睛模糊而去卫生间。但我相信，我们不至于因此就看不到各种视角的相互补充，就不意识到也许直面悖论才更真实。NPR节目采访的一位美国家庭主妇，说过一句我忘不了的话：“我不相信我的头脑装不下两种不同的观点”。

维持价值，维持憎恶很重要，但人的头脑理应比这个更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