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文论武之民族主义（一） -- 井底望天

从严格的道德标准来考量,文璧确实说不上完美.

先是降元,继而又做了元朝的临江路总管兼府尹.当时也有人写诗讽刺他,“江南见说好溪山，兄也难时弟也难。可惜梅花如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溪山就是指文氏兄弟，文天祥号文山，文璧号文溪。南北枝的典故出自文天祥的诗“江上梅花各自好，莫分枝北与枝南。”连满族皇帝乾隆也说文璧地下难见其兄。

但是需要看到的一点是，文璧是什么时候降元的。

文璧降元是在1279年秋，而在宋朝廷灭亡是在1279年2月，之后的抵抗活动比如说李梓安守的南安也在3月中旬被攻破。至此宋的国土基本已被元占领，文璧在惠州可以选择抵抗，当然这抵抗注定是无望的。元取江南，虽然号称仿曹彬不杀，但屠城之事也常见，屠樊城，屠沙市，屠常州。而广东一地，广州，潮州在宋元的反复争夺中死伤无算，这在地方志中都有记载，即使惠州后来开城降元，也遭兵燓。只是情形稍微好一点。

顺便说一下，元取江南，一路上抵抗不断，而当地牧守多是读书人，所以兄台文中“当时的儒家知识分子在思维习惯上，不光是缺乏民族主义的概念，甚至连为自己的国家和社稷出点力，都不是太在乎的。”的结论似乎有些轻率，民族主义的观念自然是缺乏的，因为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现代观念，求以古人，不免过苛。但为自己的国家社稷出力的读书人，在宋末是不绝于途。这个还是应该肯定的。

而文璧在宋亡前，说是忠臣孝子的典范也不为过。先说孝，文璧的孝悌估计是没什么争议的吧。当时人称文璧“孝悌无双”。比如说理宗时兄弟两人同时通过礼部试为奏名进士，在进京参加殿试前，父亲病危，文璧留侍，让文天祥安心赴考。后来文璧降元，保全宗族也是一个考虑因素，毕竟元到至正十八年（1284年）才停止对忠于前朝家属的捕杀。当然，如果问文璧为什么不像江万里那样，举家殉国。说实话，我回答不了。

再说忠，他为官恪尽职守，勤政廉明。国难期间政绩可观，不失为一个贤良的清官。他在积极参与抗元活动，在赣州勤王军中地位是仅次于文天祥的重要领导人物。他曾担任宋行朝都督府参议，为抗元出谋划策。后来行朝流亡海上，他“偪侧兵间，兼运筹给饷于危急存亡之秋”。

文璧一人当了元朝的官，但文氏一族都隐而不仕。文天祥在写给三弟文璋的信里说得很清楚，“我以忠死，仲以孝仕，季也其隐。”文璧在当临江路总管时也奔走于安置战后流民。

我写这些,倒不是想为文璧辩护什么,只是想说，一个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除了一些变化不大的人情人性，以及个人的性格不同，或刚烈，或软弱，也有其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如果仅做道德评判，痛快固然很痛快，似也无助于对历史的深入认识。

再谈科举制度，以科举选官是有利于打破旧的门阀制度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当然这个过程也比较复杂。科举制度的弊端主要在于把儒家的价值体系通过科举制度和权力结构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使得大多数有知识的人，选择通过这条道路成为国家的官吏。反过来成为官吏的知识分子也维护这套制度，使得行政结构偏于文官化，难以适应变化的社会。而整个国家的征服欲和扩张欲都不是很强，在太平时代，维系统治是行之有效的，但在乱世就显得有些无力。同时对人文学科的重视，使得科学技术无法通过成形的制度和权力挂钩，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

但从政权维护自身的角度来看，科举制度也有其可取之处，首先科举制度对几乎所有人开放，（除了个别家庭出身遭到禁止）。如果将中国古代社会进行简单的分层，第一层属于皇帝及官僚的政府统治阶层，第二层是士绅，贵族，地主等民间统治阶级，第三层是普通民众。科举制度相当于精英再产生机制，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基层政治和社会结构，在对中国民间统治阶级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皇权和职业官僚的关系。

科举制度作为一部有效而稳定的文官产生机器，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中国传统社会的三大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正是以科举制度为枢纽，形成了周而复始的循环和对流，使传统社会的精英阶层始终处于不断的吐故纳新的过程之中，这样科举制度也就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整合与社会凝聚机制。而以科举为核心的教育制度与精英选拔制度，既是维系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相互依存关系的纽带，也是维系社会各阶层对君主、儒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威效忠的基础。

儒家学说不行于当世，与其说是思想体系过时，不如说是因为它失去了和权力挂钩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