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记“中国人”戈登－（七）从伦敦到喀土穆-圣徒最后的历程 (全) -- 10年1剑

（一）早年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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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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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官拜提督的英军少校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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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拜提督的英军少校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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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平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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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驼背上的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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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马赫迪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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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1月7日，英驻埃公使伊夫林.巴令爵士（Sir Evelyn Baring）向埃及政府下达了放弃苏丹的最后通牒。同一天，结束耶路撒冷之旅的戈登抵达南安普敦。虽然对苏丹的时局有所了解，但戈登没有想到自己和苏丹还会再有什么关联。在他的个人计划中，这只是远赴刚果前的一次短暂停留。时年51岁的戈登对未来已没有太多期许。刚果的任期结束后，他将彻底引退，终老于故乡的某处田园。但仅仅10天后，他的初衷将被时局所颠覆。

英国政府尽管做出了放弃苏丹的决定，但组织撤侨工作的人选却迟迟未定。考虑到任务的艰巨及紧迫，这一人选绝非常人所能担当。1883年9月末，有人建议由戈登领此重任。实际上，政府内部有人素来不喜戈登的清高和直言无忌，但焦头烂额的外交大臣格伦威尔爵士（Lord Granville）已无暇他顾，随即致电巴令爵士，征求意见。巴令回电称埃及政府对这一建议并不赞成。这也是巴令自己的主意－不知他是精明地预见到戈登并不适合这一职位，或仅仅是自私地认为倔强的戈登不是一个好的合作者？提议最终如泥牛入海。

希克斯远征军惨败后，公众对苏丹的形势日益关注，各家媒体也开始争相报道苏丹局势的发展，其中尤以《蓓尔美街报》（Pall Mall Gazette）最为积极。在该报中，戈登起初只是以地理专家的身份被间接提及，很快，编辑们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知－这是曾经的苏丹总督，曾经的政治明星：查尔斯.戈登。

戈登到达南安普敦的次日，《蓓尔美街报》一个精明的“狗仔”－斯代德（Stead）即登门，就苏丹危机进行采访。戈登锋锐的言辞、平易近人的态度，令斯代德甚为倾倒。第二天，《蓓尔美街报》以显著位置刊发此次专访，并配有评论员文章（新华社？？），呼吁应立即派戈登将军前往喀土穆主持大局。“一石激起起千重浪”，伦敦及其他主要城市的媒体迅速响应。在19世纪的英国，传媒已显示出翻云覆雨的力量，一时之间，上自王侯公卿，下至贩夫走卒，皆在传诵戈登将军的英明神武、品高行洁、天纵其才，他是国家的财富，帝国的栋梁......　苏丹之事，非戈登而不能为也，“仅仅是这个名字，就抵得上10万军队”。高层的反应比媒体预料的还要迅速，1月10日上午，格伦威尔爵士再次致电巴令，商讨启用戈登一事，巴令第二次拒绝了他。

处于风暴中心的戈登，此时却正在拜访住于埃克塞特附近的一位老友。在这里，他竟然巧遇自己在苏丹的前任－萨缪尔.贝克勋爵。勋爵在两人的会面中提及了公众对戈登的期望，并鼓励他重返苏丹。戈登虽然未置可否，但很显然，公众的热望、媒体的吹捧、友人的鼓励，再次唤起了他与生俱来的使命感，他的思绪，在刚果一掠而过，又回到了那片千里不毛之地。几天后，戈登去信给贝克勋爵，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在苏丹危机上的观点，也委婉地表达了乐于承担此任务的意愿。这封信于1月14日发表在《泰唔士报》上，立即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格伦威尔爵士随后电询首相格拉斯通，是否有必要迫使巴令爵士接受戈登。首相的回电批准了他的建议。

15日，戈登故交－沃斯利勋爵来电催请他速返伦敦，在两人的会面中，沃斯利代表军部第一次正式询问他是否愿意前往苏丹，得到戈登的肯定，除了深恐有拂比利时王的美意。夜幕降临前，格伦威尔对巴令的施压收到了成效。外交大臣保证戈登此行只是负责外国公民撤出喀土穆，并将时刻在巴令监督之下。巴令再也无法说“NO”了。同时，戈登火速奔赴布鲁塞尔，向比利时提出刚果之行延期的请求，比利时国王大度地予以通融。18日中午，沃斯利带戈登面见首相，接受任命。

关于促成戈登此次苏丹之行的外因，后世观点不一，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政府屈从于媒介和公众的压力。但这种论断并不令人信服。1883年12月，格伦威尔第一次致电巴令爵士时，媒体还未开始“爆炒”戈登； 斯代德的专访在1884年1月9日下午方见报，仅仅是在第二天的上午，格伦威尔再次就此事去电埃及，而媒体直到11日方就起用戈登众口一辞； 其后诸事则是水到渠成，公众热烈呼吁，当局从善如流。因此，是政府屈从于媒介及公众的压力，还是媒介受到政府的暗示，难下定论。当然，在1884年1月18日，没有人认为对此有任何争论的必要，是日晚8：00，伦敦维多利亚车站，戈登，以及惟一的随从－副手斯图尔特上校，登上了南下的火车。站台上，包括外交大臣格伦威尔、沃斯利将军在内，几位年高德劭的绅士赶来为他们送行。暮色中，戈登与众人挥别，开始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远行。

在开罗，尽管对政府任用戈登心存芥蒂，巴令爵士仍是周到备致地尽了地主之谊。戈登被正式任命为苏丹总督，全权负责撤离驻喀土穆驻军及外国侨民。即将南下喀土穆之际，戈登竟与一个宿敌不期而遇。此人是其时正羁留于开罗的祖拜尔（Zobeir），原达尔福尔省最大的奴隶贩子，与戈登曾经势同水火，并有杀子之恨－祖拜尔之子苏莱曼，于1879年被戈登副手加西处决。“事过境迁”，再次面对老对手粗豪的面孔，新任苏丹总督并无多少敌意，反倒生起一个念头：带祖拜尔去苏丹，利用他分化马赫迪军的力量。这个突如其来的灵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戈登的初衷，撤出苏丹只能算是下策，他坚信自己找到了更完美的方案。谨慎的巴令爵士对他的主张未置可否，以兹事体大，须与国内协商为由，没有批准祖拜尔随行。形势紧迫，戈登来不及等候政府的回复便匆忙启程。沿途的每处驿站，他都会发电给身处开罗的巴令爵士，提出解决苏丹危机的各种新的想法。方案似乎都很完美，但又和英国政府交给他的任务相悖。戈登此行应该是单纯地组织撤离，这是他与政府之间曾经达成的共识。而一旦置身苏丹，特别是2月18日抵达喀土穆后，此前惊惶失措的驻军及居民对自己奉若神祉般的欢迎；同时意识到：如果没有来自军事方面的协助，撤出喀土穆全部军民无异于天方夜谭。这一切使戈登在一种与身俱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召唤下，背离了与政府之间的约定。

对于英国政府而言，采纳戈登的建议并非完全不可行，尤其是当时英军已被迫在苏丹东部开始军事介入。为巩固红海沿岸萨瓦金港的守卫，格拉汉姆爵士（Sir Gerald Graham）率领一支英印（度）联军在毗邻地区与苦行僧们展开血战，并击败了叛军。此举在戈登看来，恰与自己的主张不谋而合，他再次致电开罗，要求格拉汉姆的军队乘势进入苏丹腹地，剿灭叛军；派祖拜尔到苏丹，作为英国的附庸执掌政权。在这一问题上，内阁举棋不定。尽管有人力主武力镇压，但来自议会内部及公众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既然已决定放弃苏丹，现在也没有改变的必要；况且支持一个声名狼籍的奴隶贩子，大英帝国的绅士在情感上是无法接受的，即便自己的父辈曾与祖拜尔曾是一丘之貉。在焦灼的期待中，戈登接到的并不是福音。来自伦敦的最终决议是：格拉汉姆军队撤出苏丹。

1884年3月的前2周，喀土穆的形势急转直下。北方的部族，在格拉汉姆陈兵苏丹边境时，尚能保持中立。见眼下大势已去，立即投向马赫迪，3月18日，马赫迪大军兵临喀土穆城下。除去之前撤走的约2500名妇孺及伤病员，原订的撤侨计划彻底流产。3月24日，巴令致电格伦威尔：“目前的问题是：如何撤出戈登将军及斯图尔特上校。”　然而，单纯从军事角度而言，此时的戈登并非身临绝境，意识到危机来临，戈登近乎疯狂地组织所有力量投入防御。完善的城防工事，加上8000名守军，充足的弹药、食物，另有9艘配备火炮的装甲汽船，他坚信喀土穆可以至少能挺半年，这期间，英国一定会派遣援军。这一点，没有人会怀疑，哪怕是马赫迪本人。

英国国内早已掀起轩然大波。1884年英国各大报社的日子估计过得都不错，一个戈登要引来多少生花妙笔。公众的关切是真实的，包括维多利亚女王在内，即使是抛开戈登个人的安危，若有什么差池，也是帝国难以承受的耻辱。4月，喀土穆赖以对外联络的电报线被切断；5月初，在圣詹姆斯宫、在海德公园、在曼彻斯特，来自各阶层的民众召开集会，既表达对事件的关注，又对政府的不作为表示抗议。甚至有人提议集资用来贿赂苏丹部落首领以保证戈登的安全。 然而，在如潮的呼声中，英国政府却始终如一池死水，微澜不兴。这一切，皆缘于首相格拉斯通。

威廉.格拉斯通（1809～1898年），英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自1868年起出任首相，任期内在贸易、教育、军事等方面均有不凡举措，为英国赢得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和欧洲各国对英国的敬奉。格拉斯通出身于保守党，后改换门庭加入辉格党，并成为党魁。在外交上，格拉斯通奉行“自由主义”，对自治领及殖民地内部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运动并不采取高压政策，他长期支持爱尔兰自治就是一个佐证。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断然不会做出朝令夕改的轻率举动。既然戈登个人在苏丹问题上脱离了轨道，政府更不应该将这个错误扩大。因此，不论公众、媒体，甚至女王本人如何呼吁戈登的命运与帝国如何息息相关，首相岿然不动。至于戈登本人的处境，格拉斯通认为既然城内的装甲汽船在尼罗河上畅通无阻，他完全能够全身而退。有理由相信，戈登是自愿留在城内的。戈登的最后一封电报更证明了这一点：他告诉巴令爵士，既然政府拒绝派出援军及支持祖拜尔，他本人完全可以在喀土穆便宜行事，而政府的顽固，只会留下无法洗刷的耻辱。戈登已把自己作为赌注来胁迫英国采取军事干涉。格拉斯通彻底被这种幼稚、恣意妄为的行为激怒了，这个比戈登更为倔强的老人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拒绝出兵。而万里之外的喀土穆，已经日趋陷入苦战。

喀土穆的城防顶住了叛军的冲击。在攻坚未遂之后，马赫迪以3万人马包围了城市，以迫使守军在弹尽粮绝后投降。在援军苦候不至的情况下，戈登凭借超乎寻常的毅力组织力量挖掘工事、加工军火、收集食物， 甚至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以个人名义发行代币券。 实际上，在喀土穆围城的大部分时间里，戈登都可以乘坐汽船全身而退。如果他这样做了，毫无疑问城市会马上陷落，守军及居民或许会成为马赫迪的俘虏，但更大的可能是这些人将遭受灭顶之灾。5月初，北方重镇柏柏尔陷落后，惨绝人寰的屠杀持续了数日。以戈登的秉性，他绝不会选择苟且偷生。早在2月份，即抵达苏丹之初，戈登曾寄给马赫迪一套埃及官服，以诱使他归顺，此刻，志得意满的马赫迪还赠给他一袭伊斯兰教的白袍。暴怒的戈登将白袍扯碎，然后登上总督官邸的房顶。在那里，设有一架望远镜，总督很多时候会长时间、机械地眺望北方。

在伦敦，在政府的拖延使得公众的耐心濒于崩溃之时，转机终于出现了。防务大臣哈廷顿爵士（Lord Hartington）在7月31日向首相下了最后通牒，除非政府出兵，否则他将辞去一切任职。从个人立场来讲，哈廷顿从一开始就是坚定不移地主张解救戈登，在整整4个月无休止的扯皮后，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该做什么。作为辉格党的二号人物，他的最终表态是决定性的。面临政治破产的危险，格拉斯通终于动摇了。8月5日，议会通过了拨款30万英镑用于援救戈登的提案。26日，沃斯利爵士受命率领远征军。9月9日，沃斯利到达埃及。

进入9月份，尼罗河汛期到了，借助上涨的河水，喀土穆城中的汽船可以顺流驶到埃及。戈登决定趁此良机再次向开罗及伦敦当局表明立场，乞求速派援军，汽船“阿巴斯”号将承担这个使命,滞留于城内的英、法领事和斯图尔特上校将随船撤离。“阿巴斯”启航后，困守喀土穆的戈登连一名欧洲随员也没有了。远在开罗的沃斯利正为筹备远征军焦头烂额，已经数次领教过苦行僧可怕战斗力的英国人，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沃斯利麾下一名负责情报工作的少校－霍雷肖.赫伯特.基奇纳（Horatio Herbert Kitchener），经过不懈的努力后，终于将信使遣入喀土穆。但带进城的消息对戈登却是一次打击：“阿巴斯”号毫发无损地驶出马赫迪军队控制区后，竟然触礁。所有乘员上岸后，被当地投靠马赫迪的酋长截杀。斯图尔特上校随身携带的大量文件，也落入马赫迪手中。颇有作战天赋的马赫迪很快从文件中获知了城内的窘境。10月末，他亲率一只生力军进抵城下，开始对城市进行狂轰滥炸，甚至总督府也未能幸免。在5万名狂热的苦行僧的包围下，喀土穆已是危如累卵。

9月27日，英国军队从开罗开拔，曾经帮助过戈登的尼罗河此时却背叛了他，枯水期到了。远征军不得不徒步开始长达1630英里的艰难行军。12月中旬，部队到达库尔提（Korti）。在此地，沃尔斯利把他的军队分为两个纵队：沙漠纵队和河流纵队。12月30日，沙漠纵队的先头部队从库尔提开拔。 1月17日，在阿卜里井（the wells of Abu Klea），与马赫迪军队遭遇，短短的15分钟，苦行僧留下了1000多具尸首后退去。2天后的另一场恶战中，纵队指挥官赫伯特.斯图尔特伤重不治。在继任者查尔斯?威尔逊上校的代领下，英国人缓慢推进，最终到达迈特玛（Metemmah）附近的尼罗河河岸。

尽管戈登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增强喀土穆人坚守的决心，但1885年1月，城中的谷仓实际已经空了，士兵因精疲力竭而崩溃。1月14日，戈登派出了派了最后4艘汽船，带着他的日志和请求迅速增兵救援的信件向尼罗河下游驶去。最后的几天，总督和他的军民在生机与绝望交织中，期待奇迹的发生。水面回落后的尼罗河，在城墙及河流间遗留下一片沼泽，被认为是无法通过，疲惫的守军自然对这里疏于防范。1月26日，马赫迪的军队踏着半干的泥浆，突破几乎已不存在的防线，呐喊着涌入喀土穆。戈登只来得及走出总督府，便在门前的台阶上与一队苦行僧遭遇，瞬间的死寂后，一支长矛首先刺中了他，然后便是刀剑齐下。他始终带着轻蔑的表情，没有反抗。戈登的头颅很快被送到马赫迪面前，两位圣徒就这样完成了他们之间惟一的一次会面。之后，戈登的头被挂在树上示众，每一个路过者都要捡起石子向他投掷。

1月22日，威尔逊上校的沙漠纵队遇到戈登派出的小舰队。24日，200名士兵被塞入两只军舰向喀土穆进发。4天后，即1月28日，他们终于看到喀土穆的屋顶，但上面飘动的“圣战”者的旗帜及被摧毁的城市都已表明：喀土穆陷落了。

后记

戈登受难的消息传到国内，举国一片哀号。女王亲自去信给戈登的姐姐，称“令弟悲壮的结局，将是帝国永远的耻辱”。作为殉道者，戈登死后可谓哀荣倍至，威斯敏斯特和圣保罗举行纪念仪式，圣保罗教堂至今建有戈登礼拜堂；他的铜像树立于特拉法加广场（后迁往泰唔士河畔）。格拉斯通一时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戈登谋杀者”的恶名终领他数月后在内外交困中辞职。

如日中天的马赫迪并没有为自己带来好运，1885年6月20日，他即死于人们后来所认为的斑疹伤寒，被教徒厚葬于一座气派的坟墓里，继任者为阿卜杜拉(Abdullahi)哈里发。

戈登的死成为大英帝国难言的痛楚，曾与戈登有一面之缘的基奇纳少校更是因为没有拯救出自己崇拜的戈登将军而耿耿于怀。1898年9月2日，已经身为少将的基奇纳终为帝国洗雪耻辱，在乌姆杜尔曼，他率领20000名英、埃士兵及苏丹的仆从军队，与52000名苦行僧决战。装备李.恩菲尔德步枪及新式马克沁机枪的联军向冲锋的苏丹人倾泻着弹雨。战后，身穿白袍的苦行僧的尸体象”撕碎的棉花“一样散布在战场上，一个23岁的受雇为《晨邮报》撰稿的骑兵团中尉这样记述。英军中有48名士兵阵亡，而他们对手的伤亡率约在95%，基奇纳下令不准对其中的伤者进行救助，任其在旷野中死去。征服苏丹后，马赫迪的尸体被挖出来后枭首。那位随军的中尉在回国后发表了自己的战记《河上的日子》，就此战中的种种暴行对基奇纳进行抨击，又掀起了另一场口舌之争。这名中尉叫做温斯顿.丘吉尔。真是“一时多少豪杰”，但在他们身后，帝国已开始走向迟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