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长篇翻译]缉凶分部 -- 马伯庸

1984年3月24日晚，一对焦虑的夫妇来到新沙克提斯科民警局，报告说他们十岁的儿子德米崔•帕塔什尼科夫失踪了。他们的报告得到了重视，这一次民警局不再象对待奥拉•斯托马奇诺科的父母那样漫不经心。这名男孩子失踪的地点恰好就是十五个月前奥拉•斯托马奇诺科在前往她的钢琴课时失踪的那一条街道。当地民警局的探员连夜询问了失踪者的父母。他们了解到迪马――那个男孩子的昵称――喜欢搜集邮票。他存了点钱，正打算去位于列宁街――新沙克提斯科市的中心大道――的小摊子那里买几张邮票，但是他出去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民警局立刻组织了一次搜查，并向罗斯托夫总部报告说有另外一名孩子失踪。但是他们的搜查没什么结果，和寻找奥拉•斯托马奇诺科时一样一无所获。三天以后，一群在树林里玩耍的孩子们发现了一具尸体，那片树林距离奥的陈尸地点只有一公里。

鲍洛科夫立刻离开罗斯托夫赶往现场指导勘查工作。尸体是躺在一个小丘陵的低处，从那片丘陵可以看到一条满是尘土的乡间小路和一个属于第六集体农场的排水池。

帕塔什尼科夫身体侧卧，身上胡乱盖着他自己的衣服。从他手臂的姿势和手腕的伤痕可以看出，他的双手曾经被绑到了后背。他的尸体上面有着很多刀伤，凶手还割掉了他的阴茎和舌头。他的肛门有被强行插入的迹象，T恤上还有数点精斑。调查人员把这件T恤送到了罗斯托夫法医实验室。结果显示精液为AB型。

鲍洛科夫将搜查范围扩展到那条小路的另外一侧，在那里他的人发现了那个孩子的一只鞋。 他们还发现了一个足印，和在奥拉尸体附近发现的那个足印差不多同样尺寸。但是那片地太过泥泞，除了足印他们没发现其他东西。

鲍洛科夫命令民警们对沙克提斯科市市中心区和帕塔什尼科夫陈尸地点附近的居民挨家挨户进行访问，他对这一次调查的期望很高。这一次距离受害者失踪只有三天――而不是象上次一样是三个月，而且和奥拉不同，帕塔什尼科夫就住在列宁街旁边，大家都认识他。

这一次调查找出了几名目击者。有四个人回想起他们在那天晚上确实看到过帕塔什尼科夫。他们都说他看起来似乎是跟着前面一个男子走，但是两个人并没有交谈。他们都注意到那个男人的步态：他的步伐僵直，几乎象是在走正步。有几个人说他们记得那个人的脚步是一般的大。不过对这个男人衣着的描述却不尽相同。一位目击者说他有一顶棕色的旧皮帽子；另外一个目击者则说那男人戴着棉帽；一个人说他戴着黑色墨镜，还有人说他戴的是透明眼镜。没有人认识他，也没有人很清楚地看到过他。当时天色已晚，而且他们只能看到他的侧面。

民警在第六集体农场也找到了目击者。他们报告说曾经看到一辆白色伏尔加•赛达――苏联政府中级公务员所经常使用的车辆――在3月24日晚停在了那条小路附近。他们记得那辆车的收音机一直开着。 他们对此没想太多，经常有来自新沙克提斯科市的夫妇来到这个偏远的地方并在车里过夜，毕竟这附近没有旅馆。目击者没有注意到那辆车的牌子。 他们只记得司机在汽车挡风镜上盖了一条半透明的蓝色塑料布，但很多司机都这么做，因为苏联车上并不装淡色玻璃。

对帕塔什尼科夫父母的询问产生了第三条线索。在他失踪前，迪马去曾经拜访过一个叫马林谢夫的中年单身汉，他也是个集邮爱好者，和他妈妈住在一起。不过马林谢夫说他对帕塔什尼科夫的失踪一无所知，而且他也没有车。

鲍洛科夫试图从这些无用的情报中解析出有价值的信息。看起来凶手是有一辆车的，而且很可能是罩着蓝色塑料布的白色伏尔加•赛达。否则凶手是如何把受害者带到偏远地区才加以杀害？又是如何避免被其他人看到？

他并不确定那个走在帕塔什尼科夫前头的人就是凶手。那个人的脚的尺寸显示他可能就是凶手；然而没有人看见他和那孩子说话，或者强行拉拽那孩子跟着他。他可能只是一个偶然路过的路人。如果他有车的话，干嘛还要步行？尽管如此，鲍洛科夫还是命令民警局的画家根据目击者证词对凶手进行模拟画像：眉毛紧皱，面颊凹陷，下颌尖削，戴眼镜，还有一顶帽子。民警们带着这画像逐一询问居民，没有人能认出来。他们无法确知究竟是哪一辆白色伏尔加在3月24日晚停在了第六集体农场附近，这个地区有几千辆类似的汽车。

在调查人员完成对帕塔什尼科夫的第一轮调查之前，六月份又有另外一名受害者出现，这一次是在罗斯托夫西北工业区的铁路沿线，陈尸地点靠近阿斯凯地区。这是一名女性，尸体全裸。有人把她捅了二十几刀――主要分布在背部、脖颈和生殖器附近――并把她抛在了一丛芦苇中。

罗斯托夫的调查人员花了一个星期才识别出死者身份。她的名字叫塔提娅娜•鲍莉娅科娃，十七岁；她与奥拉•库普瑞娜和娜塔娅•沙罗比尼娜一样，是个过着“不正当性生活”的女孩。不过她和另外两个女孩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点。她们酗酒，塔提娅娜则是一个吸毒小圈子里的成员。

在1984年的苏联，毒品的使用显然处于地下状态。媒体从来不会承认在国家境内存在过这些东西，那是西方大资本家腐朽堕落的产物。事实上，这说的没错。苏联卢布在这个国家以外是全无价值的，对于国外毒源来说，冒险通过封锁严密的苏联边境向其国内贩毒无利可图，因此在苏联境内的毒品几乎都是私人种植。在苏联，公民并没有私人财产，所以种植罂粟或者鸦片就必须选择集体农场或者森林地带，那意味着很容易就会被路过的人轻易发现。尽管如此，还是有一定数量的毒品在社会上秘密流通。吸毒者中有人挖苦说民警局与克格勃对这一现象睁只眼闭只眼是基于政治原因：如果他们抓到一个吸毒者或者毒贩，往往更喜欢让他们当卧底和密探。

一旦鲍洛科夫和调查人员发现塔提娅娜有吸食大麻的习惯，他们很容易就能建立起一份名单，名单里包括了她在阿斯凯地区吸毒圈子里的朋友和联系，然而这些人中没人立刻就被查出有杀人嫌疑。接着调查组又得到了一条新线索。

考虑到塔提娅娜和凶手很可能是搭乘电气火车前往乡下的，费提索夫派人去了距离她家最近的火车站，挨个盘查在站台上的每一个人。他们见过她没有？什么时候？和谁？

几天之后，他们找到了一个年轻人。他比塔提娅娜年轻那么一两岁，和她曾经就读同一所初中。在她失踪那一天，他看到塔提娅娜和一个据她介绍说名字叫阿特的男人在一起。他们聊了一会，然后登上了不同的车厢。他不知道那个阿特姓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为什么要去。

不过阿特并不是一个常见的俄国名字，所以探员们很快就在他们搜集的吸毒者名单上找到这个人。阿特•科申克，二十三岁，已婚，有一个孩子，是当地农用机械厂的一名工人。他有一双蓝眼睛，亮棕色的头发，看起来很英俊。他还嗜好练习空手道。

民警局派了人盯了他一星期的梢，看是否他会做出一些能联系到窄林谋杀的举动。他并没有，于是他们决定把他带过去盘问。

民警们悄悄地包围了阿特在阿斯凯的住所――他和他父母、老婆孩子住在一起。几名民警敲了敲门，当阿特•科申克听到敲门声和“警察，快开门”时，他试图从后窗跳出去，结果被埋伏在那里的警察抓了个正着。

阿特•科申克的被捕让鲍洛科夫很兴奋：他们第一次抓到一名符合他心里凶手形象的嫌疑犯。他吸食毒品的习惯，鲍洛科夫想，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凶手要对尸体狂暴地施以蹂躏；阿特•科申克的空手道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可以安静而迅速地压制住受害人。而他试图逃跑的举动则证明他做贼心虚。

民警们将阿特•科申克带到了鲍洛科夫位于恩格斯街的民警局大楼24号的新办公室，以便进行初步审讯。这一个嫌疑人太炙手可热了，不可能让民警局独享，负责“窄林谋杀案”的检察官亚历山大•亚伯文从他的办公室赶到民警局，参与到审讯中来。十五分钟后，科申克开口了。

是我干的，他说，我谋杀了塔提娅娜•鲍莉娅科娃。他们曾经在一所学校读书，中间曾经分开了几年，他们彼此相识超过十年。他知道她嗜好毒品，于是就建议说带她去郊外某一处种植大麻的秘密场所。阿特•科申克知道大麻的种植方法和处理工序、并且能够在家里手工提纯毒品。他带了几瓶伏特加，和她一起呆在一丛隐蔽的芦苇里，干掉了两瓶酒。喝的醉醺醺的他试图拉拢她交媾，她没那个心情，把他推开。于是两人发生了争吵，他一时恼羞成怒，她揍了他，然后要逃跑。他从背后冲过去，把手里的刀插入她的后心。然后把她翻过来，继续用刀子捅她的脖子、腹部和性器官。被拒绝了的科申克用这种狂暴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性欲，当这一切结束后，他把她的尸体扔在芦苇里，然后带着酒瓶子回了家。

不过科申克坚持说他只杀了塔提娅娜•鲍莉娅科娃一个人而已。另外，血型检测显示，他是A型。

即使法医鉴定是这么说，鲍洛科夫还是不能就这么轻易放弃阿特•科申克。然而，就在民警局忙于调查在前几起谋杀案发生时科申克的不在场证明时，另外一具尸体又被发现。

在沙克提市南部的凯皮查那雅村，一名农场工人在给树林喷洒杀虫剂的时候发现了一具女孩的尸体，尸体位于一处茂盛的林区，距离铁路很近。当时是七月，温度很高，这加速了尸体的腐烂速度。尸体俯卧在地面，全裸。当调查人员把她翻过身来时，立刻就判断出这毫无疑问是窄林谋杀的凶手的杰作。受害者大约有十岁，失踪人口列表上没有与之符合的人。不过鲍洛科夫已经习惯于凶手的这种行事风格，他总是找一些没人会关心的受害者并把他们带进树林。

不过这一次鲍洛科夫感觉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他觉得他闻到有什么东西在树林里。他和他的手下花了几天时间对整片林区进行了细致的搜查，他们找到了被刀子划破的女孩衣服，位置就在距离陈尸地点四分之一里的铁路旁边。他们还找到了一些动物的尸体。三星期后，他们在距离陈尸半里以外的地方发现了另外一具尸体。

这是一具发育期女性的尸体。凶手用钝状物敲击了她的头部，可能是一把刀的刀柄。不过法医鉴定报告指出，受害者的伤口和在七月五日发现的那名死者不同，凶手并没有用刀刺她。

鲍洛科夫一直试图让自己要想的现实一点。通常情况下，他丝毫不会怀疑这两起凶杀案是彼此相关的。如果这两起凶杀案是不相关的，那就意味着两名凶手分别将两名不相干受害者带入同一片树林――而且是几乎相同的时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现在的情况很明显并不“通常”，尸体出现的频率太不寻常了，这已经是第十六个和第十七个窄林谋杀案的受害者。不过他始终无法想象那名凶手――或者是两名――能够把两名不相关的受害者在同一时间带入同一片树林。他做出一个假设，也许那两名受害者是彼此认识的，也许她们是一对姐妹，或者是一位母亲和她的女儿。

他能够想象出这起犯罪的一些细节。可能其中一名受害者――年幼的那一个？――被凶手和年长的受害者吓到了。凶手拿刀柄砸晕了年长的受害者，然后穿越树林去追赶年幼的那个。鲍洛科夫几乎可以感觉到那女孩子在奔跑时感觉到的那种恐惧。这种恐惧似乎就飘散于树林的树叶之间。

也或者是这样，这名凶手把两个人同时引诱进树林？他是否让那名女孩子在一旁看着他和那名女性做爱？他究竟有什么样的本事，可以让受害者们跟着他？

…………

1984年的夏季对于苏联来说是一个混乱的时期，在莫斯科，似乎没有一个人控制的了大局。年迈体衰的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在承受了长期病痛后终于撒手归西，继任者是康斯坦丁•契里年科，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头子，连念报告的力气都没有，却还能稳坐高位。政治局宣布苏联和它的社会主义联盟抵制洛杉矶奥运会。北约在西德又配置了新一级的核弹头，在苏联的每一个人都被告知这种导弹会令对核攻击的预警反应时间缩减到一半，十分钟或者更短。苏联科学家撰文说战争很可能由计算机而引发，全面核战争的爆发完全不需要人的干预。整个世界看起来很快就要陷入混乱之中了。

在罗斯托夫，窄林谋杀案的杀手在这个夏季仍旧保持着狂热的步调。尸体的出现速度远比民警们鉴别它们身份的速度快。在七月二十五日，沙克提附近的铁路工人发现一名全裸女尸，俯面在地，陈尸地点距离火车站只有一点五公里。她已经死了一星期，她的尸体上留下的伤痕显示是窄林谋杀案的凶手所为。他割掉了她的乳头、阴部和性器官。他还捣烂了她的眼睛。这名死者的身份被鉴别出是安娜•莱蒙舍娃，二十岁，是一名学生，她是在六天前前往牙医诊所的路上失踪的。

在八月三日，警察在罗斯托夫的飞行员公园的树洞里发现了一个十六岁女孩，娜塔丽娅•古罗索夫斯科娃，地点距离玛塔•瑞雅班科和其他的尸体不远。凶手象对安娜•莱蒙舍娃一样对这名女孩施暴，她仰卧在地面，嘴里塞满了树叶。

一周后，八月十日，民警在罗斯托夫城市沙滩附近的顿河左岸一处树洞里发现了一具尸体，她的名字是柳德米拉•亚列克斯耶娃，十七岁。她和其他受害者不同，是一名认真、谨慎的学生，没有不良习惯。

两天以后，在罗斯托夫-顿河地区以外一个叫尼娃的集体农场的玉米地里，农场工人发现了一具男孩尸体――后来被认出是德米崔•艾瑞诺夫，十三岁。他是在七月十日失踪的，当时他前往学校去取得健康证明，以便能参加夏令营。他的头被凶手用刀柄或者锤子敲裂，而且凶手还割去了他的睾丸。

八月二十六日，在罗斯托夫以东三十里的一个露营地里，一名采蘑菇的妇女发现了一具已经腐烂的女尸，尸体被树叶和垃圾半掩。她死了已经有两个月，民警无法识别其身份。不过胸口的伤痕显示凶手一直拿刀猛刺她的胸口直至她死亡。

八月二十八日，一名叫亚利克山卓•彻佩尔的十一岁男孩在罗斯托夫中部失踪。在九月二日，一个在顿河左岸锄草的男子发现这名男孩被蹂躏过的尸体，地点距离柳德米拉•亚列克斯耶娃的尸体不远。

五天以后，九月七日，民警在罗斯托夫机场的飞行员公园发现了另外一具尸体。这一名受害者是一名女性，仅仅死了一天，尸体被暴力蹂躏过，特征显著，明显是窄林谋杀案的杀手的杰作。这具尸体被鉴识是以瑞娜•鲁奇斯卡娅，二十四岁，在一个看护中心工作。她有精神病史和酗酒史，也是过着不正当性生活的女性。鲍洛科夫算了一下，这已经是窄林连环谋杀的第二十四名受害者。

凶手，或者凶手们几乎没留下什么证据。在五具尸体上――莱蒙舍娃、古罗索夫斯科娃、亚列克斯耶娃、彻佩尔、鲁奇斯卡娅――法医都发现了精液的痕迹。这五具尸体上的精液全部都是AB型。 在彻佩尔的尸体上调查人员还发现了一根灰白色的头发，可能是来自于一名男子。彻佩尔的尸体上还有些灼伤，凶手可能是用烟头烫过他。在尸体周围，调查人员还发现了一些与他的衣服并不匹配的衣物碎片。

但是调查人员找不到目击证人，他们始终只能是想象凶手可能是什么样的人。一个令人恐惧的事实是，在1982年凶手已经夺去了五条人命；在1983年，在鲍洛科夫的名单上死者有十三人；在德米崔•帕塔什尼科夫死后的五个月内，杀手或者杀手们平均每两个星期就出动一次。无论促使他或者他们寻找猎物并加以蹂躏的动机是什么，这已经变的愈加难以控制了。

在1984年的夏季，调查窄林谋杀案子所需要的资源已经大大超越了罗斯托夫民警局和检察院的能力。二十四具尸体中的11具尸体还没有得到鉴别，调查和排除嫌疑人需要几百个工作小时，积压未办的事情如山堆积。比如说，当探员们刚刚完成对弗拉基米尔•巴巴科夫的调查的时候，他们还得完成对尤里•卡列尼科、米克黑尔•却普金、尼古拉•拜斯科斯基和阿特•科申克的审讯。

调查人员内部的争执就好象受害者人数一样快速增长。检察官亚历山大•亚伯文开始逐渐倾向于赞同鲍洛科夫的观点：那些低智嫌疑犯与窄林谋杀案是无关的。四月份的时候，他终于决定放弃对米克黑尔•却普金的谋杀起诉。

民警局仍旧有一批人，主导者是副部长帕威尔•切尼谢夫，坚持却普金和卡列尼科与窄林谋杀案有关，至少与早期的几起谋杀有关。虽然在卡列尼科被捕后先后又出现了二十几名受害者，但他们认为卡列尼科是属于一个特别寄宿学校的前学生们组成的犯罪团伙，这个团伙的其他成员在却普金和卡列尼科被捕后继续在干他们的勾当。

持这种观点的人说，只要检察院能提供足够的检察官，他们就可以彻底清查卡列尼科和却普金身边的每一个朋友，这宗案子将得到解决。虽然实际上检察官们往往将拟订计划和提审犯人的工作交给民警们去做，但要求结案的压力让检察官们很不愿意面对指责他们工作懒散的批评。于是他们开始更加频繁地亲自提审嫌疑人，然而检察官的数量却不足以来应付全部盘问工作。

更加麻烦的是，一名来自莫斯科中俄罗斯地区检察院的资深检察官，名字叫做弗拉基米尔•I•卡扎科夫，在1984年6月前往罗斯托夫视察调查进展。他的到来让本案相关的所有疑点――包括那个来自古科夫的嫌疑犯――都必须要重新审视，所有的事情都要重头再来一遍。

争执日益表面化，两边各执一词，都宣称是对方的错误观点导致此案迟迟悬而未解。每一次协调会议上的不友好气氛与敌意越来越浓厚。无视鲍洛科夫的意见，民警局写了封信给内务部部长维特利•费德楚夫，要求他从苏联其他地区调拨一批有经验的检察官来支援罗斯托夫。几个月后，几十名检察官抵达罗斯托夫，并开始着手工作。

费提索夫和切尼谢夫已经在这起案件里投入了将近两百人。他们在费提索夫的重案组里设立了一个下属分部，从事连续性侵犯犯罪的调查。这个部门实际上就是专门为了缉拿窄林谋杀案的凶手而成立，费提索夫说服切尼谢夫让鲍洛科夫来领导这一个团队。虽然鲍洛科夫仍旧要听命于上级，但他现在将直接负责整个窄林谋杀案的诸项事务：所有的线索都要首先由他来评估，他还要分析各种矛盾的情报信息，以及拟订可以将凶手绳之以法的行动计划。

费提索夫和鲍洛科夫派遣了一批新警员在火车和汽车站卧底，随时注意看是否有男性总是试图接近年轻女孩、男孩或者妇女。他们还安排了一批人穿着运动衫，骑着自行车穿越罗斯托夫的飞行员公园，以期能目击到凶手。另外还有一支数量庞大的团队被派去调查整个罗斯托夫地区每一个符合凶手大致形象的人。

但是他们也仅仅是有一个“大致形象”而已。鲍洛科夫和一名新来的检察官尤里•莫瑟耶夫起草了一份尽可能详尽的凶手形象描述报告。他是，他们写道，一名二十五到三十岁的男子，在这一年龄的人最有可能将女性引诱到树林里去。他的血型是AB。他很高，身材结实，可能还是个运动员。凶手不会是个低智商的傻子，他最起码有着平均智力水平，而且精明谨慎，说话很有魅力。他的工作可能是司机或者其他要求他经常出差的职业。他也许住在新彻卡斯科，罗斯托夫―顿河地区以北三十公里处的一个城市，看起来凶手对某一地区有着偏好。他也许结婚了，也许没有；如果他还是单身的话，也许是同他母亲住在一起，因为单身汉生活的家务很麻烦。

鲍洛科夫知道，这份报告只能把调查范围缩小到五千到一万人，他必须尽量进一步缩小嫌疑人的范围。他指示调查人员侧重调查一切有精神病史、性犯罪前科和吸毒劣迹的人，他觉得毒品可能是导致凶手如此狂暴的根源。他也派人去调查前任和现任民警，因为凶手可能穿着制服以获取受害者的信任；医学工作者也被重点排查，因为凶手很擅长用刀，而且熟悉人体结构。一旦调查结束，鲍洛科夫首先要做的就是清查名单上所有嫌疑人的血型。

到了1984年9月，民警局无法再忽略公众的因素。在起初，报纸和电视台根据民警局的要求，没有在显著位置报道这一消息。他们只是刊登了民警局让他们刊登的东西：一条简短、含糊的短讯，说民警局正在寻找某一位受害者失踪那天的目击证人。这些消息只在当地报纸上公布。

但是随着受害者人数和被盘问人数的增加，公众逐渐也了解到了连环杀手的存在；和官方的沉默相比，私下里的谣言四起。其中一条流言说一群食人者潜入到这一地区，并把飞行员公园当做他们的老巢，他们追杀受害者，肢解掉尸体并吃掉。另外一条流言说罗斯托夫黑帮跟另外一个城市的黑帮玩牌的时候输掉了，赌注是十五名当地少年的生命；还有一则谣言说有一群犯罪分子化装成摄影师来到罗斯托夫的各处学校，用各种证件取得孩子们的信任并把他们带到某一处摄影室，没人能再回来。还有一些流言说凶手是一群受过医学训练的人，他们用精湛的外科技术杀死受害者。另一些流言说那些凶手是来自高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很多苏联人将加盟共和国的人视做天生的犯罪分子，所以这些流言对他们很有吸引力。让政府头疼的是，这条流言后来演变成：一群携带着政府特殊执照的杀手在整个乌拉尔-色当地区横行，那份执照的开头三个字母是DSC――苏联儿童之死（DEATH TO SOVIET CHILDREN）

一种沉寂的恐惧慢慢侵蚀了整个罗斯托夫地区。一些母亲开始尽量让孩子呆在家里，或者护送他们上学，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了解这件事，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提高警惕。始终还是有些人对连环杀手一无所知；妓女们还是在火车站工作，孩子们还是去搭乘火车或汽车去上学。

亚利克山卓•彻佩尔的被杀让整个局势变的更加严重。和其他受害者不同，彻佩尔是来自于一个苏联政府乐于大肆宣传的样板式社会主义家庭。他的父亲尼古拉是一名工程师，是少数能够被苏联政府信任并委派出国工作的人。彻佩尔失踪的时候，他正在德黑兰的一个煤矿加工厂指导工作；这是苏联政府为了使伊朗革命政府摆脱美国全球影响而采取的措施之一。彻佩尔的妈妈也是一名工程师，她在一所矿井技术研究所工作。彻佩尔本人是一名足球队员，也是个好学生。通常他都会呆在家里和祖母在一起。在他失踪那天，他一个人前往市区探望他的母亲。他被允许一个人出行，因为他有时候要去参加足球训练。

彻佩尔的父母有很多朋友，他的失踪――稍后是他的死亡和他身上可怕伤痕的消息迅速流传开来。官方对此的回应粗鲁而拙劣，罗斯托夫民警局的负责人A•N•库诺瓦诺夫将军与尼古拉见了一面，并指责这名漫不经心的父亲应该对他孩子的死负全责。为什么，库诺瓦洛夫将军问，让那个孩子一个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当地政治领袖召集住在彻佩尔家附近的焦虑父母们开了一个会，会上他们说了同样的话；他们其中一个说：那孩子并没有得到良好的监管。

这是彻头彻尾的诽谤！尼古拉•彻佩尔想。又不是他让学校超负荷运转，以至孩子们必须轮流上学，令他们有了半日空闲！又不是他制订的这该死的双职工制，让父母两个人都必须工作！又不是他要求他儿子参加足球队，必须坐车穿过半个城镇去训练！尼古拉的朋友们都赞同他的观点。

当地党支部领导层试图安抚民众的不安情绪。库诺瓦诺夫将军决定在当地电视台做一次公开演说，当地新闻报纸也发表了一则对他的“访谈”。库诺瓦诺夫将军让鲍洛科夫来写一份关于“窄林谋杀案”的报告，要尽量简明扼要。不过库诺瓦诺夫将军在访谈中却没按照这份报告去说。

“最近社会上都在谈论那起非比寻常的事件，请问您对此有何评论？”

“那些谣言都是毫无根据的。”将军回答，“这些东西是不健康的，甚至是反动的。”

“我知道大家都因为那个十一岁男孩沙沙（根据苏联的习惯，库诺瓦诺夫将军没有公开那男孩子的真名）的死而感到震惊，但这只是一起孤立案件。”他撒了谎。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保证这一起凶杀案件将会被很快解决。”将军说。

这也是一个谎言，但至少是鲍洛科夫所关心的。“公开化”这个词刚刚滑过苏联领导人的嘴唇，然而鲍洛科夫关注的并不是“公众知情权”。他是以一种功利化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新闻。如果向公众传达信息有助于破获案子，那么很好；如果这么做没帮助，这些信息就该被保密。他的上司必须对此做出抉择。

民警们开始去学校和工厂开设安全讲座，教导他们要随意保持警惕，别让孩子们跟陌生人走。这对于那些有责任心的父母来说应该足够了，鲍洛科夫想。

与此同时，他自己也忙的不可开交。除了忙于调查新的案件，他还必须把卡列尼科的案子收尾，另外针对尼古拉•拜斯科斯基和阿特•科申克两名嫌疑人的工作更多。几乎每星期，在火车站和汽车站卧底的警员都会带来新的嫌疑人。

到了1984年8月末，一名叫亚力山大•泽纳索夫斯基的少校被分配到卧底任务里担任便衣工作。他曾经是一名侦察兵，有着一个狮子鼻和一头卷发。他带领四名便衣分散在公共汽车站，监视工作每天从早上八点持续到晚上十一点――这是窄林谋杀案的受害者通常失踪的时间。他们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在宽阔昏暗的候车大厅内转悠。

在一天晚上八点左右，站在候车大厅里的泽纳索夫斯基少校注意到有一个男人和一名十七、八岁的少女在交谈。这个男人可能是她的父亲，他的头发灰白，戴眼镜，打着一条领带，还带着一个公文包。泽纳索夫斯基的少校觉得这人很有教养。但是那女孩子微笑着站了起来，转身上了一辆公共汽车。这男人没有跟着她，而是站起身来，在候车大厅里慢慢转悠，然后坐到附近的一个年轻女人旁边，并开始搭讪。

这家伙是谁？泽纳索夫斯基少校想。

他走向那个男人，出示证件表明自己的身份，并把那个人带到旁边一间民警办公室里。

这个人的证件是正当的。他的名字是安德烈•杰克迪劳，在罗斯托夫一个机械企业担任供应科的科长。他的身份证件显示他是一名有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带着一封介绍信，证明他是来罗斯托夫出差的，而且即将返回他居住的沙克提市。杰克迪劳解释说他曾经是一名教师，因此他喜欢跟人交谈；他在等车的时候觉得无聊，于是就找年轻人说说话。

泽纳索夫斯基少校耸耸肩，就让他走了。然后少校询问了那个女孩子，问她杰克迪劳是否曾经暗示让她跟他走之类。她回答说没有，他只是问她在哪里上学，都学些什么，就这些而已。

几星期后，9月3日晚。泽纳索夫斯基少校在汽车站看到了同一个人。他还是八月份的那一身打扮，扎着领带，带着公文包。杰克迪劳可能不会忘记这名少校，不过泽纳索夫斯基很为自己的卧底技巧自豪，他相信自己能够做到监视对方而不会被其觉察。

杰克迪劳上了汽车，泽纳索夫斯基和另外一名叫阿卡梅耶诺夫的便衣尾随其后，也登上了同一辆汽车。他们坐了两个半小时，完全随机地在市区里上下车。他看到大概有八次或者十次杰克迪劳试图接近年轻女性交谈，不过什么也没发生。

然后杰克迪劳在市中心下了车，进了一家饭店，跟一个喝醉了酒的女人交谈。接着他离开饭店，去了街对面的一家咖啡店，在那里他与更多的女人搭讪。然后他一个人来到马克西姆•高尔基公园，独自坐了一会。泽纳索夫斯基和阿卡梅耶诺夫跟踪他从恩格斯路一直回到火车站。

一直到了午夜，杰克迪劳仍旧在四处游荡。他后来回到了汽车站，跟所有的年轻女性挨个说话。大约到了三点左右，杰克迪劳看到一个大约十九岁的少女坐在候车室里。于是他走过去，坐在了她的身边。

泽纳索夫斯基能够看到他，但距离太远，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杰克迪劳伸出手，慢慢地在她头发上摩挲。突然，泽纳索夫斯基看到那女孩子站了起来，他以为她会大声指责杰克迪劳解她的纽扣，但她没有，脸上反而露出轻浮的表情，然后坐回到座位上。这一次，杰克迪劳脱下外套夹克套出她的头，泽纳索夫斯基可以看到她的头在夹克里上下运动着，他估计她是在为杰克迪劳做口交。

接下来杰克迪劳和那个女人起身，分别进了厕所。杰克迪劳首先走出来，他先在大厅里焦急地转了几圈，然后突然走出汽车站去，登上一辆电车匆匆离去。根据泽纳索夫斯基的经验，当一名被盯梢者发现自己被跟踪的时候，通常都会是这样的反应。

泽纳索夫斯基暗自咒骂了一声。阿卡梅耶诺夫今天穿的是一件黄色的外套，他觉得这就是便装了。但泽纳索夫斯基认为这对于跟踪来说并不是合适的穿着，盯梢者无论何时都不该穿亮色调的衣服。他让阿卡梅耶诺夫继续盯着那女人，自己则跑出大厅去登上电车，紧跟着杰克迪劳。

电车走了大约一公里多一点，杰克迪劳在中央百货大楼站下了车，那里空无一人。泽纳索夫斯基决定把他拘捕，罪名是在公众场合做变态行为。

泽纳索夫斯基走到了杰克迪劳背后，对他说：“你到底知道不知道你要去哪里？”

杰克迪劳转过身来，认出了他。此时已近黎明，就着微微的曙光，泽纳索夫斯基可以看到这个人的额头全都是汗水。杰克迪劳解释说他错过了去沙克提的最后一班车，所以就在市区里闲逛，以等待下一班的到来。泽纳索夫斯基说他必须跟他去最近的警察局，杰克迪劳没表现出任何抗拒。

在泽纳索夫斯基回家之前，他打开了杰克迪劳的公文包检查。包里面有一瓶凡士林、一条肮脏的毛巾，还有一把大约十英寸长的厨刀。泽纳索夫斯基离开警察局的时候相信自己已经抓到了窄林谋杀案的凶手，否则还有谁会带着一把利刀到处去找女人搭讪呢。

从外地调来的检察官尤里•莫瑟耶夫对杰克迪劳进行了审讯，次日他说嫌疑人只是一再重复他对泽纳索夫斯基说的故事：他误了车，于是闲逛以打发时间；他带着刀是因为在旅行途中可以切东西――比如说切香肠。

稍后法医实验室报告说杰克迪劳的血型经检验为A型，而凶手在窄林谋杀现场留下来的精液表明他是AB型。

他们调查了杰克迪劳的背景，发现他是一名优秀党员。他所在单位的党支部为他出具了一份很标准的鉴定书――在他的档案里并无任何劣迹。虽然党员身份并不能让他免于被调查或者被起诉，但无疑这是一枚很重的砝码。所以莫瑟耶夫打算把他放走。

不过针对杰克迪劳的背景调查又披露出一些别的东西。在他被捕两个月前，他是在沙克提市一家叫罗斯托维纳鲁德的企业担任“托卡奇”。“托卡奇”的意思是“催办者”，这在俄国工业里是一个关键性的角色。苏联的国营物资供应系统十分糟糕，所以每一个工厂都会有一名催办者。催办者的工作和推销员恰好相反，他们在工厂需要原料进行生产的时候去找物资供应者，通过贿赂或者走后门让他们保证物资供给充分。在几个月前，杰克迪劳曾被派去购买了十六个汽车电池，据说他自己私藏了一个。

以苏联偷窃盛行的程度，这种小偷小摸实在不算什么。事实上这起盗窃根本没有提起诉讼，他们只是在7月的时候把杰克迪劳调去沙克提市另外一家企业。如果有人熟知内情，就能看出来他是自愿离开，做为交换，罗斯托维纳鲁德不会起诉他的偷窃行为。

仍旧在忙于调查德米崔•帕塔什尼失踪案的新沙克提斯科民警部要求让他们对杰克迪劳提出盗窃诉讼，以便把他关到监狱里一段时间。他们相信收监的压力能对这个嫌疑人起作用，借助安插在监狱里的卧底，他们也许能挖出一些杰克迪劳没告诉莫瑟耶夫的事情。莫瑟耶夫同意了。

一旦盗窃指控成立，民警们就有了权力对杰克迪劳的寓所进行搜查，鲍洛科夫被指派监督整个搜查过程。鲍洛科夫模模糊糊知道杰克迪劳是在火车站被拘捕的，也大概知道他血型是A，不过鲍洛科夫并没有亲自审问这个嫌疑人。他正在忙于结束卡列尼科的案子，这个搜查任务打断了鲍洛科夫的日常工作，这叫他很不高兴。莫瑟耶夫已经决定不起诉杰克迪劳了。

但鲍洛科夫还是去了沙克提市。杰克迪劳居住在共青团街的一间学生宿舍的底楼，他曾经是一名教师。这次搜查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也没找到：一挺皮帽子，一件大衣，鲍洛科夫还在火炉下面找出一双大胶皮靴子。他把这些东西交给莫瑟耶夫，然后回去继续忙卡列尼科的案子。

杰克迪劳在狱中仍旧拒绝承认他与窄林谋杀案有任何牵连。他以偷窃电池的罪名被判了六个月监禁，同时党员身份也被缛夺。

鲍洛科夫发现自己现在整天都在思考这个他一直想抓到的杀手。真要感谢官方审查制度，他在犯罪学的书里根本找不到有关连环杀手的介绍。到了九月份，鲍洛科夫决定冒一个很大的险，他没告诉上司，自己擅自去找精神病学专家咨询意见。他向莫斯科的精神病学专家发去了一份关于窄林谋杀的详细资料，然后让罗斯托夫医学研究院的院长把所有精神病学和性心理专家都聚集起来以便听取他关于窄林谋杀的报告。

鲍洛科夫给了他们一份简明扼要的案情简介，告诉他们说现在有一名连环杀手，这名杀手猎取的目标包括妇女，女孩和男孩。他还大致描述了一下受害者的伤口类型。然后他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同一个凶手会对男性和女性都兴趣？有没有可能是一群人犯下的罪行？究竟是什么样的病态驱使凶手做出这种行为？这种病态是否还对凶手的其他方面行为产生影响？

听众的回应让他很失望。大部分精神病专家都对此漠不关心，他愤怒地想。（不过联想到苏联的历次清洗，他们对一个跑来问了很多“反动”问题的民警存有戒心也是可以理解的。）有一些专家表现出了有限的兴趣，但是他们的意见自相矛盾。其中一些人认为凶手只有一个人，另外一些则认为凶手有一群人。

但当报告结束后，一名叫亚历山卓•布坎诺夫斯基的精神病专家走近鲍洛科夫，邀请他去他的办公室详谈。鲍洛科夫早就听说过布坎诺夫斯基其人。这个人是个胖子，皮肤黝黑，有着一头篷皮杜波浪式的黑发，还留着两个长长的鬓角。俄国精神病专家一向不为人所重视，但他的崛起却很迅速。

所有的学科里面，精神病学和遗传学是被共产主义打击最深的两门。在斯大林时代，遗传学被视为是资产阶级学说，因为那与党宣传的“一个社会主义新社会环境可以改变人的本性”不符。精神病学也因为同样的理由而被打压。精神病学指出一个人会把个人需求和利益放在第一位，在社会上一个人的性格是由童年的人际关系而非经济阶层来决定，这都是党所无法容忍的观点。于是苏联政府禁绝了弗洛伊德学说，从此苏联精神病学家与他们的西方同行便彼此隔绝，他们研究的课题一般都是局限在如何改善工作效率以达到最佳状况能够。

无论从血统上还是性情上来说，亚历山卓•布坎诺夫斯基都显得与众不同。他生于1944年，母亲是一名美国人，父亲是在苏联抵抗德国的波兰犹太人，两个人在战地结婚，然后生下了他。战争结束后，他父亲回到了波兰，后来去了美国；可是在他和他母亲前往美国之前，铁幕就落了下来。出于无奈，他的母亲改嫁，并成为一名苏联公民。

布坎诺夫斯基在罗斯托夫的学校拿的是红色文凭，红色意味着他的成绩是全A。接着他进了罗斯托夫医学院，学习精神病学。布坎诺夫斯基之所以选择这个学科，一是因为不喜欢血，二是因为他喜欢跟人交谈。

布坎诺夫斯基接受的是标准的苏式精神病学教育，不过他自己又将其拓展开来。在六十年代晚期，他在靠近北极圈的摩尔曼斯克服了两年义务兵役。那个地方极端无聊，没什么事情好做。尤其是到了极夜的漫长冬季，太阳永远不会从地平线上升起，水银柱也永远不会升到零度以上。做为补偿，军队允许那些有阅读兴趣的士兵从最好的莫斯科图书馆里借书来看。

布坎诺夫斯基散乱地读了很多书。他找到很多遗传学的书――党中央已经将其解禁了；他还看了很多二十年代的俄国精神病学著作，那时候的精神病学研究还没有被斯大林的统治毁掉。他发现那些著作不仅仅只是与他的教科书相矛盾，它们还有更深刻的涵义。

回到罗斯托夫医学院后，布坎诺夫斯基选择专攻精神分裂症和性心理学，这个领域经常与传统的苏联观念发生碰撞。接着性转变理论――就是一个男性希望能变成女性――引起了布坎诺夫斯基的兴趣，到了八十年代初，他转而针对同性恋进行研究。等到鲍洛科夫见到他的时候，四十岁的布坎诺夫斯基已经是一名特立独行的专业研究学者了。

鲍洛科夫跟着布坎诺夫斯基和他的几个同事进了他的办公室，鲍洛科夫一进门，就厉声斥责那些专家的漠不关心。他拿出一张受害者尸体的照片，让他们亲眼看看――而不是用耳朵听――凶手留在那孩子身上的刀伤。如果他们不帮他阻止这个凶手，鲍洛科夫警告说，他不保证凶手的下一个目标不会是他们其中一个的子女。布坎诺夫斯基有一个女儿，十五岁，名字叫奥拉。他决定帮这个忙。

两星期以后，布坎诺夫斯基拿出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推翻了一些调查人员坚信的假设。报告指出，窄林谋杀案几乎可以肯定是源自于性方面的人格失控。凶手是一个性虐待狂，他只有通过让被害人承受痛苦才能达到满足。在这里布坎诺夫斯基给鲍洛科夫举了一个例子，有些性虐待狂就喜欢用刀或者针头弄出无数细微的伤口出来。

凶手很难控制自己的冲动，布坎诺夫斯基写道，当杀戮的欲望涌现出来的时候，他最多只能象普通人饥渴时强迫自己不吃不喝一样控制自己的这种冲动。他会制订一个计划去寻找自己的目标，即使那计划十分粗浅。他会变的沮丧、易怒，还有可能头疼或者失眠，这种状态将持续到他采用杀戮的方式把自己的欲望释放出来为止。他的杀戮冲动有可能是受周期性事件的影响，比如说月象或者天气状况。

布坎诺夫斯基继续写道，凶手也许在过普通性生活时是难以勃起的，他需要看别人痛苦以让自己兴奋。他无法与异性保持性关系，尽管他可能曾经跟女性交媾过。凶手也许去找医生咨询过自己在性上的问题，也许他还去图书馆查阅过相关资料。

尽管凶手很大程度上可能患有精神上的疾病，比如精神分裂症，但他并不迟钝，也不疯癫。他有足够的智力来拟订计划，并尽量避免自己被捕；他总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很少与外界接触；即使他曾经有过亲密朋友，也早已经失去了。布坎诺夫斯基强调说，窄林谋杀几乎不可能是复数的凶手所为。两个或更多这种人格的人找到对方并且合作犯罪，这种可能性十分的小。

根据鲍洛科夫提供的信息，莫斯科国家性心理学研究所也拿出了一份报告，他们得出的结论有些不一样。G•S•瓦席兰科与I•L•鲍涅瓦合写的这份报告说凶手可能存在周期性的荷尔蒙失调，大约一个月发作一次到两次。他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被动地寻找受害者，后来逐渐凶手慢慢学会在汽车站、火车站及公园出没，女孩子、男孩子或者女性都能吸引他的注意。凶手跟他们一起的时候会变的健谈。

报告说凶手对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手法。对于成年人，他可能会去引诱那些需要食物、需要钱或者需要找一个地方呆着的人，他会邀请这样的人去喝一杯或者一起过夜。对于孩子，他会变的更加冲动。有时候一个孩子的特定外貌就会刺激到他的这种冲动。如果是这样，他就会编造一个故事把孩子诱走。

一旦他把受害者骗到树林里，凶手的人格就开始变化，他的疯狂会一下子爆发出来。和布坎诺夫斯基观点一样，莫斯科的专家认为凶手无法在正常交媾时勃起，他必须要借助杀戮或者见血才能兴奋，然后通过手淫或者自然地射精。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精液会出现在受害者的身体表面而不是体内。报告还表示，凶手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满足是极为愉悦的，以至于他甚至可能不知道受害者是什么时候死亡的。

报告指出，凶手也许逐渐养成了一个凌虐的习惯，这可能发生在受害者死亡后，也可能发生在他得到高潮后。如果他在杀死受害者时还没得到一个性高潮的话，他就会切割受害者的性器官来刺激自己，让自己兴奋。

最后，报告说，他会冷静地站起身来，把自己弄干净，清除掉自己衣服上所有的血迹，并确保在犯罪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指纹或者其他证据。他也许把割下来的受害者器官丢掉，或者随身带着。当他从树林里走出来的时候，凶手会表现的十分冷静，他能自然地与路过的人交谈，也能平稳地驾驶汽车。

和布坎诺夫斯基一样，这份报告也认为窄林谋杀不大可能会是一个团伙所为。他们相信同一个人会同时袭击男性和女性。

但是鲍洛科夫还得到了与前两种意见相左的第三种观点。莫斯科瑟伯斯基研究院的一位研究专家V•E•派利帕斯表示，也许存在着两名凶手。第一个凶手是男性，大约三十五到四十岁，专杀男孩子。这个人，派利帕斯写到，可能在学校或者低智儿童寄宿学校工作；他有和孩子相处的经验，独居或者跟亲戚住在一起；他没什么女人缘，也没什么朋友。他暗地里对于色情照片和虐待有着兴趣，包括将生殖器从受害者的身体上切掉；第二个凶手则专门瞄准女人和女孩子；他大约二十到三十岁，比第一个凶手年轻。而且毫无疑问他要比第一个凶手强壮，而且富有魅力；他还可能是一名司机。

看完这些报告，鲍洛科夫想，他们确认了他的一些看法。他们认为卡列尼科和却普金是无辜的；他们排除了一个团伙犯罪的可能；他们还解释了凶手为什么蹂躏受害者尸体。他觉得关于凶手性无能以及虐待狂倾向的描述是可信的。

但是从实际角度出发，他们是否让他更加接近凶手了呢？那些精神病学家甚至无法统一意见，凶手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他们凶手人格写真太过含糊，在罗斯托夫可以找到数千个对得上号的人。如果凶手是一个人的话，鲍洛科夫可以想象的出，他一定躲藏在暗处对着调查人员窃笑，并等待着下一次荷尔蒙的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