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吴晓波 中国民企错失的半年 -- 谢家堂前

前两年，中央党校研究室的周天勇教授发表关于民营经济的文章，他文章里有一系列的数据说明，2005年以来的这几年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自改革开放30年以来最困难、最糟糕的时期。他有一些数据上的支持，包括就业人员骤减、企业亏损和倒闭的数量猛增、得到的金融支持大为下降等等。曾经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搞活经济富民强省主力军的的民营企业在近几年国民经济增长中所占的份额逐年下降，增速放缓，那些民营经济唱主角的省份，遇到了普遍的增长乏力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全面的、严重的“民退”的时代到来了。通胀的时候，治理经济过热，从民营经济下手；衰退的时候，“产业振兴规划”又挤压民营经济空间。政府救市的4万亿财政、7.5万亿信贷，再次加剧了“两重天”的情况。

在竞争性产业的各个领域，民营经济大幅倒退，原来允许民间企业进入的传统国有垄断领域，这两年基本都被清退出来了。陕北民营油企，被强行国有化，那些不服气的民营油企老板现在还关在监狱里；山西以安全为由治理煤矿，民营企业被强行低价收购，规定比重不能超过三分之一；钢铁业的产能过剩又是重组民营钢企，赢利的民企被亏损的国企重组；航空、高速公路、成品油零售，因其产业链上游的垄断，民营企业被逼迫快速退出；快递行业由于邮政信件专营范围门槛导致邮政专营特权，民营快递成为牺牲品。

国有企业改革从“进退”“攻守”的态势来看，明显的分为两个阶段。2003年以前，国有企业迫于亏损的形势，是“放小”，是“改制”。2003年国资委成立之后国有企业改革转了一个方向。这时候国有企业改革已经不再强调产权清晰、政企分开等等，主调成为“做大做强”。所以我说，2003年是国进民退的一个分水岭。2003年，国有企业的日子已经开始好过起来，因为这之前，通过种种的所谓“改革”措施，比如说减员分流，优化组合，“债转股”，把企业的一些社会职能剥离掉，等等，再一个，朱镕基时代搞了大规模的国债建设项目，为国有企业普遍注入了强心剂。这两个系列动作，使国有企业的亏损情况大为好转，紧接着，国资委成立后又乘势“做大做强”。

但究竟靠什么“做大做强”？今天我们回头看，无非是两条，一是靠严重扭曲的资源要素价格，二是靠行政性垄断。基础产业、上游产业，大多数属于国有企业占绝对优势的自然垄断领域。由于矿产资源极低的价格，造就了这类企业的暴利和迅速扩张，也成为中国经济粗放式增长的根源所在。问题是，这些国企做大做强之后，并没有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那样，向全体国民给予所有者分红，或者使所在地居民得到生态补偿。垄断有三种。市场垄断，是通过竞争获得垄断地位，但也要限制和避免；自然垄断即使不可避免也要加强规制和监管；行政垄断不论什么情况下都是有害的，是必须反对的。但我们的国有企业很多都是靠行政垄断做起来的。那些实施行政垄断的所有理由，都比发展民营经济的理由来得更为“宏大”、更为“高级”，譬如“国家安全”、譬如“根本利益”。于是，虽然发展民营经济也是“坚定不移”、也是“毫不动摇”，但在种种行政垄断的壁垒和逼迫之下，只好摇摆不定、不断萎缩，“民退”也就成为必然结果。

两个“坚定不移”两个“毫不动摇”为什么一再摇摆一再动摇？为什么国企改革一有波折就马上倒退？从根子上看，有两个观点很致命。一个是“公有制为主体”的说法，一个是“国有企业是党的执政基础”的说法。七大领域绝对控制、九大领域较强控制，以及山西煤矿民营企业只能占三分之一，这些“意见”和做法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根源就在于“主体论”。

第二个是所谓的“执政基础说”与“专政基础说”一样，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从理论上说清楚了，也早已经放弃了，现在又从国资委的官员和央企老总们的嘴里突然冒了出来，这真是太有意思了。这个论调用心极其险恶，它不光是强调，只有“国进”才能“党稳”，同时，这句话也是在告诉共产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这样，国有垄断利益集团赤裸裸的要挟共产党，打击竞争者。它们也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承担着走出去的重任，因为带着浓重党派色彩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无异于自废武功。其实，说到底，党的执政基础是就业，是税收，是稳定，是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过。如果一味的“国进民退”下去，不仅严重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国民经济也必将再次面临崩溃的边缘。

国有企业有很多副部级岗位可以安排，而且工资较高，致使权力部门不愿放手，另外，中央与地方，由于分税制的关系，把央企牢牢抓在手里，这些都可以理解。但共产党一定要注意切割自己与特殊利益集团的结合，“党政企不分”带来的是经济体系和整个社会政治体系的败坏，是全体人民福利的损失。这一点，新中国60年来的经验教训是反复证明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