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讀龍應臺，黃仁宇，與黃曉峰 -- 柠檬籽儿

皖南事变为什么而发生的。 以下引自( 铁血论坛 )， 而相关文章在网上是太多了。 所幸现在是信息开发年代。也不是少数人掌握话语权的年代

以后将不再对上述话题回帖了。

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中微妙但有些变态的“三国演义”即国共之间时战时和甚至磨擦多于合作的结果

　　抗日战争中的国共合作，一如诸多并没有多少感情基础的夫妻一样，在结婚初期以性吸引和新鲜感和激情过后，便是长时间的同床异梦。在抗日的初期，即持久战中的战略防御期，以国民党军为正面、以*军队为敌后游击或骚扰，国共之间曾经有过较好的合作。但这种合作主要是指蒋的部队与八路军之间的，诸如平型关大战、百团大战等都可以表现八路军的实打实的合作和实打实的抗日。

　　而在新四军方面，因其战斗力和战略位置等影响，这支部队一直没有形成如八路军那样可以独当一面的强大抗日力量。如四支队的首战击毙十一名日本鬼子、韦岗处女战击毁敌人五辆汽车的胜利都被蒋介石通令表彰，就可以看出新四军在抗日中的作用远次于八路军。以叶挺而言，除了组建新四军、赴江北整理第四和第五支队，还有著名的四次辞职，他的具体的抗日行动，大概也不过是云岭保卫战（泾县之战），还有在广东时客串的“东江游击指挥”。泾县之战据称消灭日伪军二千余人，这应该算了新四军较大的抗日战斗。

　　虽然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并不一定如彼德·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所说的基本不与日军作战、成天打扑克或与日军进行鸦片买卖、指望日与蒋拼个你死我活然后从中坐收渔利（1）那样严重，新四军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主要敌人是顽军而不是日军这倒是符合一定的实情。

　　从关于新四军歼敌情况的官方数字也可以看出这种“实情”。除了对付日军的扫荡以及抗日战争反攻阶段的大规模行动，新四军对日作战大多是以小型伏击战为主。在由国防大学副校长侯树栋主编的《新四军抗战纪实》中记载：“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对日作战二万四千六百余次，毙伤日伪军二十九万三千七百名。对国民党顽固派作战三千二百次，毙、伤、俘顽军十四万三千余名。”二万多次战斗仅仅毙伤二十九万名，平均一次战斗只有十人左右的斩获，对日作战的规模不可谓不小；三千次战斗即有十四万的毙伤，则一次就是四十以上斩获。

　　这种抗日不甚得力而互相磨擦却很积极的作法，很得日本人欢心。但好在他们只占有一些点和线，且兵力不足，并不一定有足够多的精力对国共两军进行小规模的攻击。于是，在日、我、顽之间，经常会出现类似当年三国策一样联合一方对付一方、或挑拨一方攻击另一方等局面。

　　皖南事变就很让日本人的高兴。国民党方面一方面向日本人的透露了新四军可能的北上线路，一方面又把主要兵力和精力用于对付新四军军部，这让日本人轻而易举地包围了汤恩伯的十五万兵力并进行蚕食。一场希望与日本人形成默契一起对付新四军的战役成了国民党自取其辱的败笔：一方面因为攻击新四军而在国际和国内遭遇了很大的不满，并几乎激怒*人准备对其进行以血还血的对攻；另一方面，日本人根本不给面子，反而对国军施以重击。

　　皖南事变的发生，是国民党方面对新四军严重不满的表现，以武力解决其军部并解散其建制的作法肯定是一种特别严重的惩罚性军事行动。这在相当程度上对外公开了国共之间过于热衷的抢占敌后重地、期望在反攻中处在有利位置的磨擦心态。

　　因为有顽军的虎视，新四军也不大可能在后院不稳的情况下对日作战。在某种程度上，“三国”之间时而联盟时而为敌的作法，让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显得十分的变态。

　　皖南事变就是这种变态景观的体现。这可以理解为三国大战中已经形成为联盟关系的蜀和吴之间因荆州之变而引致的彝陵之战。而导致这一大战的荆州之变就是黄桥之战和曹甸之战。

2、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军总参谋部出于对军令威严的维护，或者说是对新四军“违抗军令”行为的制裁

　　何白二总长先后于1940年10月19日和12月7日发出皓电、齐电，勒令新四军限一月时间移向江北，最后的期限确定为12月31日。可新四军部与延安的电文往返商量的结果却是过了这个期限才走。这是第一个层次上的违反军令。

　　叶项部队一方面出发超过了何白的限时，一方面又放弃了政治上相对有利（当然，军事上各有险阻）的东进和北上两条路而选择了南下茂林，这显然已经属于再次违犯军令。

　　1月4日新四军开拔后，数路大军便“护卫”在侧且四面合围。尽管有北上通路为日军所知悉、桂军也在江北虎视，但从后来诸多小股都从北线突围成功的事实来看，国军方面仍然是希望把新四军赶出皖南并预留了一定的退路。

　　新四军军委会做出南下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国民党军将对新四军军部不利作为一个基本假设。可这在相当程度上，也给了国民党方面消灭和解散新四军的理由。不管何白二电的实际动机如何，新四军方面既然已经准备服从这个命令，就没有必要节外生枝。不管叶项是声南击北还是南辕北辙，这种贻误了时间而又走错了方向的移动，都给了顾祝同对“肉中刺”实施致命一击的口实。

　　后面的叙述借鉴了党史界的研究成果：顾祝同第三战区对新四军军部的致命一击，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新四军江北力量对他的嫡系韩德勤被“排挤”和“欺凌”的报复。国民党军曾经准备对新四军的各个支系进行打击，但后来认为，“面敌北顽”处在三战区三面包围中的新四军军部的地理位置最合适来一次“歼灭”。项英早不走晚不走，偏偏选择了既没有天时也没有地利和人和的那个时候——天时不利在于第一是违反了军令要求的时间，二是遇上了天降大雨一天走不了三十里路，地利不利是因为先选择向南结果有蒋军的大量部队围堵而后又选择向北恰恰遇上了国军已经完成了合围，人和不利则是因为他面临的“友军”是一直对苏北挤压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咬牙切齿的第三战区顾祝同部和希望把共军势力赶出安徽的桂军李品仙部——也是一种可怕的“天意”。

　　3、 皖南事变是顾祝同第三战区对新四军苏北攻略的报复行动

　　延安对新四军确立的战争原则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而不是项英自己坚持的“三山计划”，这一点决定了新四军军部长期滞留于皖南一隅而遭遇着日伪顽的四面包围的危险且不利发展的处境。

　　如果国共之间的合作关系是充分可信的，这也倒是一个很好的后方。可是，就是在江苏和安徽方面，新四军与国民党敌后部队之间的磨擦不断。而华中也是延安的毛泽东和和盐城（后来到盱眙）的刘少奇都认为势所必争的地方，不断北上的新四军和不断南下的八路军分别进入这个地区并在后来成立了由叶挺为司令（陈毅代）、刘少奇为政委的新四军八路军华中部队总指挥部。在苏北建立的优势局面给韩德勤以极大麻烦，他的反攻因半塔集、郭村和黄桥之战的失败而让“顽军”势力在这一地区落于下风。

　　华中的失利必然会激起国民党方面在别的地方的报复，皖北、皖东、皖南的罗炳辉、彭雪枫、叶项都受到了这种威胁。在不占优势的地方取守势而在占有优势的地方取攻势是很自然的事情，在苏北的缺憾必然要求从其他地方找回来。

　　如果说在皖北等地的主要国军是桂系或第五战区，他们对新四军是驱逐和控制为主的话，则在皖南第三战区，顾祝同的想法中，报复的心思就重了许多。这是因为，在苏北受损或受压的，是他的亲信或嫡系。

　　如果说在黄桥之战中“省韩”损兵折将一万一千人是因为主动挑衅而遭致的失败，则后来刘少奇强调并最后经过毛泽东认可的打韩但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的“曹甸战役”则肯定是新四军对省韩的压缩之策。如果对韩军形成致命的压力或威胁，顾祝同在皖南的行动肯定会有投鼠忌器之忧。而江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联军并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战斗力，且主动攻击了在江苏敌后居于合法地位的韩主席，无论是蒋，还是何白和顾都有足够的理由对皖南的新四军总部开刀。

　　作为对江北行动中陈（黄桥战役）和刘（曹甸战役）的二次行动的报复，皖南事变发生了。这是皖南事变发生的最为直接的原因。

二、 罪魁祸首

　　1、 蒋介石

　　是由蒋介石下达的剿灭新四军军队并在皖南事变之后宣布解散军部的这一点，证明了蒋是皖南事变的决策者和支持者。

　　2、 何白二总长

　　如果说何白的皓电至少在时间上放了空炮的话，他们的齐电则因为皖南事变而得到了落实。

　　3、 顾祝同与上官云相

　　二人都是叶挺的校友，但二人并没有也不敢在此问题上顾念同学之情。相对于这份校友之情，在苏北遭遇了新四军百千蹂躏的韩德勤则是顾的同乡、亲信和部下。说皖南事变是二位对新四军“官报私仇”也不为过。

　　三、 责任主体

　　1、 毛泽东

　　毛泽东对皖南事变的责任主要包括对项英传递信息紊乱助长了项英不愿意北移的心思、对项英督导不力致使新四军军部出发太晚、对新四军线路的判断不明而没有制止叶英的南下、对刘少奇攻韩表现出认可态度等。

　　在对皓电和齐电、大而言之是对蒋介石行动的判断上，毛泽东出现了数次误判。根据蒋是不是会导向日本人一方，他先后做出了无视、拖延、对抗和执行四种对策。在他认为蒋会投降的情况下，他甚至做出了最严重的状况下的对策，抽调十五万八路军主动进攻蒋的后方。在从苏联方面得到较为肯定的信息后，他又认为那不过是吓一吓而已而准备故意地不预理睬。在得知汪精卫投降而蒋暂时不会投降的消息后，他甚至认可项英拖上一拖。在得知数路大军已经向新四军军部扑了过来时，他又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把项英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强令其速搞撤。

　　难怪《项英传》的作者认为，毛泽东朝三暮四朝令夕改的指示，让本来就不想北上的项英总是能够找到不动的依据。

　　从十月十九日拖到十一月九日才发出“佳电”，且并没有坚持不做北上之举，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次拖延之计。但拖到过了十一月十九日、十二月十九日两个月的事实有可能让毛泽东本人也感觉得逞。但后来得到的某些确实的消息，比如蒋的命令和大军的具体行动，毛泽东才开始意识到严重性，于是在时间已经基本上来不及时向项英发出催促电。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也受到项英们的影响认为直接北上或东下会受到日本人的威胁和国民党军的阻挠，而放认了项英做出先南下再东下再北上的奇怪行程。说这个线路奇怪是因为全军三个纵路都南下肯定会让人认为是向南进军而不会是声南击北。从结果上来看，这一线路也是最为糟糕的。而做出这样糟糕的判断和决断，也与毛泽东本人的判断失误有较大关系。

　　在没有足够的资料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怀疑毛泽东希望新四军军部突出重围的强烈希望。但是，积久而形成地对项英的不满也可能会让毛泽东不希望项英有什么特大的“立功表现”。在事变之前，毛泽东就已经准备好了用刘少奇或饶漱石取代项英。可是，毕竟项英的手下还有九千精兵和许多随营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他绝对不愿意这支力量断送于项英的执拗上。

　　从相当早的时间，毛泽东就建议新四军北上，但是为了照顾项英的情绪或也为着留下一个江南支点，而同时建议留下一部分人坚持江南。毛泽东认可了项英坚持江南计划的这一决定，也在相当程度上为国民党军预留了一块虎口中的肥肉。

　　当然，过分追究毛泽东的判断失误是不现实的。在国民两党之间貌和神离的关系背景下，在军队对磨擦的针锋相对下，在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政策下，国民党方面总是会找到破坏统一战线的借口而对*的军队施以各种方式的打击。纵是新四军军部逃过了这种打击，也可能还会有皖东事变或皖北事变发生。只不过，相对于皖北和皖东而言，新四军的份量太重，因涉及一军之名实，损失也有些太大了。而且，如果只是发生在不是毛泽东亲自指导下的局部，毛泽东自己的责任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也会减轻。事实上，八年中，大大小小的磨擦一直没有断过，甚至包括拟议中的对延安的突击。

　　这种磨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毛和蒋之间的一种斗法。在对统一战线的认识上，二人各有心计。蒋介石声言要让*的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减少五分之二，而毛泽东则坚持敌后抗日以发展群众为主打击日寇为辅放手发展自己的军队和根据地。从理论上说，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只能受打击而不可能发展，可擅长于游击战争的*人则特别适于在这样的夹缝中生存。在看到百团大战中八路军的力量扩张了那么多、在看到江苏的韩德勤居然被新四军打得屁滚尿流，一种失望肯定会让蒋介石不安和暗动杀机。再加上国民党派系林立，亲日派的何应钦和地方实力派的桂系、顾祝同以及河南的汤恩伯、江苏的韩德勤、安徽的李品仙等肯定不愿意新四军得到发展或挤占自己的地盘。当然，减少磨擦也不是不可能。比如在卫立煌和朱德之间就很少发生这样的磨擦和内讧。

　　在把握好独立自主而又尽可能不受到日、伪、顽的打击这样艰难的课题上，毛泽东已经表现地相当出色。正是在抗日战争中，原来已经行将失败的红军恢复并扩张了自己的元气，并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迅速击败了才能对手蒋介石。从后来的发展来看，皖南事变的发生提起了八路军新四军对国民党军的防范，并极时调整了自己的对敌对停对顽策略，确保了迎来抗日胜利后迅速转化为对蒋作战的战斗力。

2、 项英

　　老资格的项英曾经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他所参与导演的宁都会议甚至让毛泽东丧失了最基本的兵权。抗日战争之初，他的东南分局归属于王明主持下的长江局指导，这也正好让他可以无视毛泽东的存在。

　　工人出身的项英在性格上其实与那位被叶挺因不服从命令而处决的高敬亭有一点相似：目高于顶，缺乏合作精神。他和叶挺的关系这那样的糟糕，以致于叶军长四次辞职，而他自己又曾经有三次因为中央的批评而差点撒手不干。

　　项英是一位游击行家。红军长征后，他和陈毅受命留守。他二人的队伍在油山坚持三年而未败，不能不说与项英的游击战法或者说是“藏猫猫”的水平很高有直接的关系。新四军军部被围后，项英同样找到了一个处在高山之巅不易为人注意和发现的山洞躲了起来，如果不是因为出了刘厚总这样的败类他可能又要逃之大吉。

　　项英在皖南事变中要负的责任是很明显的。

　　第一， 他并不想离开经营了三年的泾县军部。

　　第二， 他希望以此为支点有朝一日南下经营“三山计划”。

　　第三， 他对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向北发展向东作战”没有多少好感。

　　第四， 他希望在皖南军部培养自己的“精兵”。

　　第五， 他对国民党的“皓电”和“齐电”一直不想执行。

　　第六， 他对毛泽东偶尔间有利于他的策略的分析大加利用而不愿意移动，最后终于贻误了全师北上的机会。

　　第七， 如果肯定会遇到顽军和日军的围堵，他认为不如坚持原地更有成算。

　　第八， 当毛泽东已经从某些情报上得知有数支部队在向着以项英为目标的新四军军部活动时，严厉命令项英北上时，他仍然拖过了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九， 一月四日出发后，项英主持下的新四军军委会决定走南路，这是一条特别糟糕的死路，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

　　第十， 在遭遇国民党军包围后，他又否定了叶挺身而出的正确观点而开了一次长达七小时的会而不能做出如何突围的决断。

　　第十一， 更为不能容忍的是，项英率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以“带官不带兵分路突围”的口号在不通知包括叶军长的其他人的情况下逃跑。因为这一点，他在突围不成返回后被中央停职。

　　第十二， 在最后的突围中，他向身边的人承认了自己在这次事变中的重大责任。而他自己也最终以生命与自己一手建立的军部相殉。

　　第十三，项英不愿意渡江北上，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央分局的设置有关。长江以南归东南局、长江以北和黄河以南则归刘小奇的中原局，而渡江北上的新四军和渡河南下的八路军都属于刘的节制。在此之前，陈粟的三个团已经因为进入江北而纳入刘的管理范围内。这样，项英如果北上，无异于把自己的东南局交给刘少奇去管理，这在目中无人的项英是不能接受的。他一直主张以一“强者”主持皖南大局而不愿意渡江，也会因这样的组织安排而受到影响。从后来的情况来看，东南局与中原局撤销并成立由刘少奇主持下的华中局，便是刘一统大江南北的新四军部队（在重庆还有周恩来的南方局）的组织表现。在中央作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之策后，又在华中地区设立了东南局和中原局两大系统，不可能不引起指挥上的混乱并导致项英的戒备。

3、 刘少奇

　　中央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敌后抗日策略之时，正是刘少奇以其观点和在北方局的行动对王明路线的怀疑甚至挑战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之时，也是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已经因为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基本上稳定之时，是撤销以王明为首的长江局而建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之时。

　　刘少奇被派往中原这个介于新四军和八路军结合部的地区主持工作。他直接影响了陈粟部队的北上和黄克诚的南下，并参与了华中八路军和新四军总指挥部的建立，间接参与了黄桥之战与韩德勤的争夺。

　　为了达到发展华中的目的，刘从他的局部认为，应该对省韩采取更严厉的行动以确保在苏北或更大范围上的豫皖苏有一个更明晰的局面，在华北和山东八路军和安徽和江苏新四军之间建立一个可以相互支援的巩固根据地。

　　一支东北军部队的南下，刺激了刘少奇在这个地区抢先动手的想法。虽然黄、陈等人对这一想法在政治上的优势和利益的分析并不与他吻合，虽然毛泽东出于对皖南新四军军部的安全考虑可不愿意同情他的行动，但是，在刘的坚持下，毛以不能“进攻兴化（省韩老巢）”为前提同意了他的行动。

　　苏北的黄克诚、陈毅等部迅速对韩德勤采取行动并在最初取得了不错的战果。但在进攻曹甸这个战略要点时，深沟高垒的曹甸成为刘少奇计划的一道巨大障碍。

　　当皖南第三战区的顾祝同从这次由新四军主动发起的战役中看到省韩在苏北并无大碍时，他们已经策划良久的报复计划在新四军军部没有按规定的时间和线路转移之时爆发了。

　　刘所导演的曹甸战役不能说是他从本位利益出发——因为这也符合中央“发展华中”的方针，我们也没有得到确切的资料说明刘和项英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但至少在指挥系统上这种矛盾是现实存在的。在经营江北比较积极而恋栈不思进取的项英之间，中央对刘少奇的倚重更多。

　　但从结果上来看，皖南事变可以被国民党视为对新四军不守规矩的一种“惩办”。曹甸战役并不能算师出有名的战役，且因为没有打胜而大大地降低了刘少奇部在国民党方面的“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刘少奇因为没有顾全大局而在新四军军部孤悬江南、处境堪忧时主动激怒国民党方面，他应该承担对皖南事变的相当一部分责任。

　　不过，毛泽东和中央并没有追究刘在此一局面下的责任，反而认为刘经营华中有功，并在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军部时任命刘为新四军政委、华中局书记，此后又北上到山东以中央代表身份处理山东根据地党政之间的人事纠纷。 这当然也与毛泽东不愿意承认和承担自己在这次事变的责任有关。把失败的责任以最为自然的方式推给已经在事变中死去的直接责任人项英，在中央看来可能是十分得体的事。

　　毛、项、刘都是中央政治局大员，他们三个人的失误使这场有可能被避免的重大事变在没有什么有效防范和擅后良策的情况下发生，由此倒真是可以说，皖南事变的发生应由当时中央负责。而在应该为此负责的三人中，毛泽东因其掌握了更多的信息且对全局有第一位的认知，而应该承担首要的指导责任。项英操作不力，应该负有直接责任。而刘少奇应该知道在苏北做过于剧烈的行动会激怒蒋介石和顾祝同，也负有刺激事态的责任。

• 皖南事变前新四军消灭日本鬼子的数据和战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