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刑部纪录】我的家史 -- 电子赵括

自从我回到北京的1987年开始，按照我自己的观察，对我外公外婆而言并不是个好时候。这里先谈一点我对改革开放的粗浅看法，从经济的角度而言，很大程度上是把毛泽东时代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策略改为优先发展轻工业。对于原来从事军工行业的我外公而言，可不是个好消息。当时他时不时地也要回n机部（此后改组改名，细节我记不得了）开会，回来大都是抱怨什么退休金涨不了，或者是涨幅低（1988年官方的通胀率也是18%左右），要么就是理论上应该全部报销的医疗费因为“部里没钱，先欠着”云云。当时他作为离休老干部尚且如此，原来重工行业其他人的社会保障可想而知。我外婆那边好一点，但至少没什么增长。他们的几个子女中，我妈妈出国，大舅也算子继父业也在一个n机部工作，舅妈是工人；二舅跑买卖，当时是中关村一个小有名气的电脑公司副总经理；姨妈原来是一个商场的售货员，姨夫是工人，如果不是因为姨夫是党员恐怕要双双下岗；小舅也跑买卖，夫妻两个往返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贩卖纺织品。大家也能猜到这几家当时的经济状况了，那一段大舅和姨妈跟着我外公垂头丧气，另外两个舅舅则是“生意赚钱大大地”。当时我们家的习俗，每年除夕所有在北京的亲戚都要到我外婆家来聚吃个团圆饭。九十年代初是我那两个舅舅最风光的时候，经常为了谁付账还要争吵一番。

这期间我父亲在国外拿到了博士学位，也找了个比较好的工作，至少和国内比那时候国外的收入是天文数字。但为了我们兄弟两个高考的事情，还是回国来进了国内一个博士后流动站，每月两百多的工资。和现在对比，好处有，第一，保证分房子；第二，有科研经费，而且很多家庭的支出都可以从科研经费报销，大家睁眼闭眼。比如他回来后为了运作我和我弟弟的转学事宜，从一所普通高中转入一所市重点，对方要价8000，就被他拿科研经费报销了。等我们两个高考结束后，他又出国继续工作。等我父母再回国工作定居，已经是2000年的事情。

到了九十年代的后半段，国家的政策又有所转向，家里也很容易就能体会出来。好像是1995年，简单的“买卖”已经不能保证稳赚，北京出现了第一家经营不下去的“豪华”商场。我这里也提到过一些，

电子赵括:【原创】印象中的北京农产品价格波动

给我家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两位舅舅在团圆饭上掏钱不那么痛快了，“生意不好做”的抱怨也多了起来。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外公的各项福利反而都跟上了。虽然此前的医疗费欠帐尚未能补上（陆陆续续，后来都补上了），当时看病已经能够保证报销，连续几年退休金涨幅也不小。二舅的生意因为有半官方的性质，还能保本，小舅那种完全靠自己跑腿的小老板们已经吃不开。不过话说回来，我这个小舅经营的最大项目是皮夹克，而当时国内的皮货积压到了什么程度呢，1994年《北京青年报》作过一个报道，积压的皮鞋足够全国人民穿二十来年。居安不能思危，说句大道理自身不能完成“产业结构调整”在生意场上迟早要被淘汰。后来我小舅反而要以我外公的名义去报销医药费。我二舅后来也放弃了电脑生意，转而和另外的亲戚合作开医院。回国时也问过他们，生意怎么样，基本上还能维持。但如果要发展，非要挤进公费医疗这一块才可以云云。

此后我大学毕业，出国等等，国内的事情就不那么敏感了。倒是我父母2000年回国，继续在国内的一家研究所上班。那一段时间国家对于科研经费的管理十分宽松，下到买菜上到买车，基本上全部能够报销，我弟弟回去后目睹此事曾经嗤之以鼻。但注意那时候科研人员的正常收入水平，我一直很怀疑国家对此是故意给相对低水平收入的科研人员安排了条后路。大概是2002年开始，对于科研人员的正常收入政策进行了调整，整体而言上升幅度不小，随之各种财务报销政策也严格了起来。2007年我回国想给我的电脑换一块大一点的硬盘，一千多人民币，我父亲都要动点脑筋才能报销。这在以前即使是一台电脑也是举手之劳。同时，国家对各种产业的政策将进行调整，也给出了十分明确的信号。在网上灌水，我写的唯一一篇影评是针对《汉武大帝》的，原因在于我一直认为那是中央将调整经济政策的广告片。给我的感觉这其中最大的变化还不在北京，而是在地方。

2004年暑假，我回了一趟山西老家。伯父已经退休，三叔和小叔叔基本上走了同一条路，参军，营级干部的位置上退役，回到本地当了一阵子干部，然后下来担任个什么职位。三叔从村支书的位置上退下来后有两个职位可以挑选，一个是粮食局，一个是土地局（还是什么其它名称，反正这个性质）。三叔选了粮食局，当时粮食局是绝对的大户。没几年小叔叔也退役了，他去了土地局，那时候算是“倒霉”。结果没几年形势逆转，土地局被并入国土资源部，粮食局被解散成了个体经营的粮站。好在我三叔年事已高，什么事情都看得开，也不介意什么。但和小叔叔现在东奔西跑相比，他也就是在原来粮食局的办公室里坐坐，有人来买粮食就卖一点。2004年春节，他们把库存积压的东西卖了三千元钱，也就是那一年的年终奖金了。我的几个堂兄弟堂姐妹里面，目前情况最好的是我姑姑的两个孩子。姑父在当地的一家钢铁厂工作，姑父的两个孩子原来也在那里工作，结果不久后当地钢铁厂倒闭，他们也下岗。穷则思变，当地有个驾校原来是国营，很不景气，他们两个顶风作案把驾校给承包了。没多久考驾照买车的风气在国内盛行起来，他们两个也当然水涨船高，还开了分校，目前兄弟两个各负责一滩。我2007年就是在他们那里开始学的开车。另外，他们那里不少人还保留着一点农田，几亩地的样子，也有人去种些东西。据他们说，现在只要有几亩农田国家就给补贴，甚至有人闲着地干拿补贴。说到现在大家都头疼的拆迁，我这两个堂兄弟早就遇到过了。原来他们居住的地方时普通平房，足够大，一个卧室里面放两张乒乓球台打乒乓球毫无问题。后来在拆迁中，一来政府给提供了替代住房，条件也不错；二来给的补偿金额也“还说得过去”，他们就搬了过去，没有节外生枝。

杂七杂八一大堆，现在来说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些回忆。

我们家里的人无论从事什么产业，大都有自己风光的时候，也都有倒霉时候。如果把各自从事的行业列举一下子，可以看到根据行业不同风光和倒霉都是有规律的，经常是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一点，从事各行业，就自然要为这个行业的发展所左右。有风光的时候，也有倒霉的时候。个人的发展无论如何，无法同整个社会的走向脱钩。

第二点，现在网络上不少这样那样的文章，总是以什么人受到了什么待遇就过度放大到指责社会如何，这种文章我现在看都不想看。就拿我们家的遭遇而言，我完全可以拿外公来指责第二代，再拿舅舅指责第三代，再找什么人指责第四代云云。甚至目前被认为政策相左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我也可以拿我外公下放遭受运动这些第二代没有过的事情来指责第一代，也可以拿事实上待遇的下降这第一代没有出现过的事情来指责第二代。同时就在他们身边不远处，就存在着因为这些被指责的对象而正常发展的人。顶多可以说，因为国家的政策调整导致一些人倒霉，一些人发达。而归根到底，这些政策调整是否应该进行，不能因为某些人，尤其是某些个体的荣辱来进行判断。以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用走三里地就能找到反例。而且事实上，以中国的工业化为例，无论哪一代如何指责哪一代，毛泽东时代奠定了重工业基础，邓小平时代出现了轻工业的大发展，江泽民时代有过一件很容易被人忽视的大事，和美国签了个协议开放了国内农牧产品市场，保证了城市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人口的生存成本的低廉，间接控制住这些产业的成本（英国历史上有一个类似的法令，被经济学家视为英国工业化的标志）从而确保外向型的经济在成本上有优势；不久前又废除了农业税，至少说明我们的财政已经不依赖于农业了。这实际上是一条很完整的路，互相之间承前启后，少一段都不行。

BTW，这是我对第二代最大的意见。我始终认为第二代的经济政策从根本而言，是第一代的自然延伸，结果在宣传上搞成了个势不两立。

最后，看过去无非是为了预测将来。大道理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小方向上个人的发展乃至投机也要投对方向。这里只说一点我对前一阵子中国帮助印度做基建的事情之看法。道理并不复杂，中国的产业要往高端走，那么低端产业谁来为中国托这个底呢？以中国之庞然大物，所需要的底不是一般的巨大和厚实。放眼全球，仅劳动力这一项而言，也只有印度能够提供足够数量的劳动力。从这个角度而言，帮助印度进行一定程度的发展是我们绕不过去的一步。此前我们也曾经在联合国发言说要增加对非洲国家的援助云云，这都是中国自身产业升级/转移，需要同其他国家合作的明确信号。我倒是很乐意在这里做一个预言，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将来巨大的商机恐怕是在第三世界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看上去同现在的出口外向型经济大都是同发达国家打交道有巨大不同，但也没什么，第二代和第一代的经济政策，不是也看上去截然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