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我接触的国内知识工人的近期思想动态观察 -- wqnsihs

理论思想越辩越明

玛雅：回到思想层面。前面你说，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伟大的思想，要有自己的一套理念。这种思想缺失，我想与我们在理论上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有很大关系。华东理工大学的曹锦清教授说，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理论话语都是来自西方的“译语”，因为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也就没有自己的理论创新能力。

黄平：我们不是没有思想，而是自己的话语没有占到应有的位置，部分人因此也就放弃了追求自己的话语乃至话语体系的努力。结果就只是拿别人的，美其名曰“拿来主义”，实际上很多时候无非是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永远在后面模仿人家，用人家的理论在剪裁我们的实践，然后不断自我否定，或者用别人的理论来解释、辩解甚至求饶。

在某些领域我们放弃对话语的追求，是因为有一个所谓的预设——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到时候就自然会有思想的。但那是一个经不起检验的假设，并不是随着经济发展，自然就会有精神、理论、文化。这个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过去曾经有一套解释，后来随着实践检验真理的讨论，发现过去的那套解释没走通。从无产阶级革命到三个世界的理论，包括冷战时期和苏联的争论，我们过去是有一套关于世界、关于中国、关于我们自己历史的解释的。后来在几个最基本的领域我们基本上发现那一套不行了，因此也不说了。

政治家可以不争论，埋头做实事，尤其省长、市长、县长，都必须要抓实事。但是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大的发展格局，在理论思想上不可以没有自己的东西，包括国际关系，即使是借鉴别人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借鉴。

玛雅：在理论思想领域，真理越辩越明。

黄平：短期里，1978年一直到1988年，十年摸索，走一步看一步，那都可以，也只能如此。但是我们自己的理论，得有很实在的内容——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科学发展观，得有很系统的关于整个历史的一套叙述。

我觉得，毛泽东的叙述，并不是简单地套用马克思主义。比如说，马克思的基本学说是阶级学说，毛泽东是关于人民的学说，他是讲人民革命。而且,在中国,这个人民的主体是农民，这和马克思讲的很不一样，以至于共产国际长期不承认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实践。我们后来无形中也拿回来一个叙述，那就是说，只要经济发展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这其实又是一种叙述，只不过比较简单化，只要用市场化，甚至私有化的办法来发展，最后所有的问题，从民主到法治，到社会公正，到福利保障，都能自然解决。欧美理论思想界形形色色，但一般也没有这么简单地看待经济发展和社会正义、物质生产和民主法制关系的。

我觉得，即使是与时俱进，也要在原有的叙述的基础上前进，包括它不成功在哪，问题出在哪， 而不是简单地放置一边、置之不理。比如，今天去看中苏论战，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意识形态和谁当国际共运老大的问题，当时中国对苏联的批评、对苏共的批评，有很多东西对认识国际形势的走势和下一步的发展是有意义的。包括1970年代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叙述——虽然世界大战还可能，但是世界的主要趋势是和平。毛泽东没有用“和平”这个字眼，他说的是，无非是两种可能，或者战争引起革命，或者革命制止战争，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趋势是革命。他实际上就是说，现在是革命制止战争，不会发生大的战争。这样才有他的整个战略调整，进入联合国，和西方及日本等打开关系，在国内讲要安定团结，并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这些具体政策的背后是有一套对世界的基本叙述的。

这个放置一边是无意的或者被迫的，既和我们自己前30年的实践在国内产生的后果（特别是“文革”的后果）有关，也和冷战结束后我们要不要当头、要不要扛大旗有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个正确的战略决策，并不是西方有人说的那样我们是在耍诡计。但是由于我们把自己过去的叙述放置一边，这就使得比如说一些非常庸俗的“回忆”大行其道，甚至编造出很多野史。而正统的叙述，即使不同意那些“回忆”，无非也就是毛泽东这个人如何智慧、如何会写诗、书法如何好，朱德如何谦和，周恩来能力如何强，刘少奇如何勤奋，而看不到他们关于最基本的近代历史的逻辑叙述。这样来处理整个近现代史，时间长了是不行的。看看西方的叙述，比如美国，从华盛顿、林肯到罗斯福一直下来，好像每一位总统都特别的伟大光荣正确，在个人品质上也不断美化他们；但美国的叙述有一个基本的“话语建构”，从美国建国就是追求自由，到美国是山颠之城、上帝的宠儿，到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到美国因此有责任义务去维护世界和平。美国即使搞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也是有一套叙述的——哪怕其不得人心。我们需要自己的关于历史、关于世界、关于未来的叙述，而且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让别人即使不同意也会尊敬和倾听的叙述。

文化自觉与“中国模式”文化建构

玛雅：所以美国才能争得话语权，占据意识形态制高点，而我们在这方面似乎非常被动，非常无力。

黄平：现在我们的文化部门也在走出去，但主要是办点孔子学院，再搞几场演出，在国外大街上去扭个秧歌、走个高跷、耍个龙、舞个狮子。我们需要一个全方位的总体部署，权衡利弊、长短，才能适应现在的总体外交战略要求。包括制度、政策，如果不配套，结果明明是有主动的一面就是发挥不出来，一直在穷于应付，介绍、辩解，甚至求饶，人家还不买账。有些方面我们其实做得挺好的，但就是缺乏那个“合法性”，自己讲也理不直、气不壮，别人听起来也不合情、不合理。

玛雅：其实一辩解就等于甘拜下风，等于承认他的价值体系。

黄平：没错，一上来就已经输了，整个纳入别人的价值体系里，然后我们是边缘的、被动的。剩下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怎么划清和那些所谓“流氓国家”的界线，证明自己是负责任的。经常还不得不到处去解释，我们不是新殖民主义，不威胁谁……苦口婆心，人家居然还半信半疑。

玛雅：委曲求全说明没有文化自信。

黄平：文化自主性，或者叫文化自觉。缺乏文化自觉，就不去想在文化上怎么构成一支，想的无非就是怎么纳入别人的那套叙述里，快点还是慢点。其实，第一，不可能谁都能被纳入，游戏规则是不能适应所有人的。西方的发展道路，把那四个因素都加进来——经济上对市场的垄断、政治上的民主自由、文化上的基督教，还有种族，这个是不能普世的。包括人权，也不总是普世性的，要是给世界所有人同样的权利，这个世界就不再是白人的俱乐部了，不再是只由7国集团或8国集团去决定世界上的大事。人权理论如果讲到底，不就是意味着让全世界、让所有人同等地享受大自然和资源、市场及福利、保障吗？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来讲，这可能吗？

加拿大前一阵指责我们没有人权，我们13亿人和加拿大那点人来share（共享）加拿大和中国的一片蓝天，他们会同意吗？经济上和自然资源上那种垄断、优越的地位，怎么能与别人分享？这次拉萨等地的事件也是，西方一些人为什么只是要汉族人给藏族人“同等权益”， 而不考虑西方如何与世界其他地区和其他人平等“分享”，这是不是双重标准？

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搞不好确实是一种意识形态，真正要把它说透说穿，一方面不能否认有的人是非常真诚地希望世界上人权状况有所改善，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有些人确实是拿它做牌打,他们的人权理论是没有办法服人的。何况它们原来的发展道路还不只是建立在人权理论上，很多时候也是建立在掠夺、殖民、侵略上，至少是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上。

玛雅：中国文化有它的独到之处和优越之处，这也是现在一些学者试图梳理和证明“中国模式”的一个原因。你认为，建立中国的话语体系主要是学界的事，还是官方的事？应该由民间来启动，还是由官方去推进？

黄平：主要是理论界，包括广义的思想界、文化界，甚至艺术界、媒体，不应该只是政府的事。

我觉得，社会应该形成一种氛围，有人专门致力于精神生产，而不是个个都去搞钱。现在教育也产业化，教授也去搞钱搞项目，长此以往是不行的。别说是一个大国，小国也得有精神生产和文化建设。这个精神生产和文化建设可不只是吹拉弹唱，去金色大厅唱一场，去香榭丽舍大街走一遭，舞个狮子什么的，而确实是在最高的思想层面，我们得有自己的理论来把历史、现状，并把未来讲清楚。中国的历史虽然有曲折和变化，但是并没有中断，因此我们有这个能力和责任对整个人类发展和未来提供一个叙述。这确实不应该只是政府的事，当然也未必就是中国社科院或者北京大学的事，有可能是在偏远的西南联大，在湖南或贵州山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院，例如当年的长沙师范。但必须要有这个东西，13亿人中得有这个空间，让一些人去从事孔子、董仲舒、王阳明做的事，而不是全民都去搞钱。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在制度框架下要提供这个空间，让一些人去不计名利，不慌不忙地搞理论，不急于应付什么验收，提交什么成果，去评什么奖。可能养一万个人才能出来一个思想家，甚至多少代人才出两三个，但全世界几千年就是这样一个几率，不可能像种庄稼一样，一粒种子下去就结果，精神生成没有这样的。但是你不能没有这个，在制度设计上必须要有，国家失去半壁河山还得开辟一个像西南联大这样的地方，延安窑洞里也还有鲁迅艺术学院和马列学院呢。

玛雅：但是客观上，我们现在从官方到民间，有没有能力承担这样一种的文化建构，对整个人类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个叙述？

黄平：如果不可能个个政治家、企业家都是思想家，就得有一个理论让他们觉得这是我们的精神，就像以前的儒家思想，还有毛泽东思想。现在也不是完全没有，我们还是有强大的动员力、召唤力的，党内的知识分子还是很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包括现在的科学发展观，还是有很强的解释力和合法性的。但是由于内外越来越模糊，你能说服党内干部的东西，未必能说服所谓边缘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你能说服中国人的，未必能说服西方，包括非洲兄弟。这个不是外语好准确地翻译过去就行，我们现在的英语可能很地道、很漂亮，但是外国人就是听不进去。西方某些人是有偏见听不进去，因为从经济到种族那四个原因，可现在连非洲国家的一些人也不像当年那么听得进去。那么就得有一些新的说法和真正站得住脚的理论，至少我们在非洲做的那些事，投资也好，援助也好，一方面我们自己要正大光明、理直气壮，另一方面也得让当地人能够接受。

我们现在的落差很大，包括人才落差。有些问题早就看到了，不但中央看到了，做具体工作的官员看到了，学者知识分子也看到了，有的老百姓也看到了。但是一做起来就发现人到用时方恨少，看到问题了，却没有足够的人才去处理问题。这样说听起来可能有点不客气，拿我自己有限的经历来说，我1980—1990年代在一些场合，把政府的语言、学界领导的语言忠实地翻译过去，人家还是听不懂，更别说接受，有时候还搞得很尴尬。所以，关键还不是外语技巧，而是要有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和训练，对历史不是完全陌生，理论上要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和方法，特别是还要有一些自己的思想，而不是简单地重复新闻发言人说过的话。至少应该做到别人即使不同意，也可以甚至愿意倾听，愿意与我们讨论。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要有所谓的文化自主性，就是文化自觉，有了这个以后具体用什么语言，其实应该是允许很个性化的。我们现在是非常标准化的语言，有的显得很生硬、呆板、枯燥，用再好的英语翻译过去别人也不懂，有时候好事都被说拧了。而所谓的“自由派”经常无非就是完全顺着西方的东西去说，甚至是顺着西方最差的东西去说。

还有就是国外非政府组织的声音越来越大，而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呢，声音太小了，经常是没有声音。如果每次都是外交官去说，新闻发言人去说，人家听起来接受的程度就要打折扣。如果是民间去说，比如学者去说，艺术家个人去说，哪怕他是用很独特的语言说，用自己的语言说，效果也会很不一样。我们在这方面社会力量太弱，几十年都是政府包办，政府代言，包办下来的结果就是社会本身的声音听不到，总由政府出面说反而没有得到好的效果。

文化合法性与民心向背

玛雅：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使得我们的言论空间狭小，民间的声音出不来，另一方面，也造成民间没有战略思维意识，以为国家发展战略、政策制定是政治家的专利，和老百姓没关系。

黄平：而且知识分子越来越变成政府的异言人，不能说是反对派，也跟政府不一条心。剩下的就是挑挑毛病，发发牢骚，抱怨自己的待遇，再也不是时代精神的象征了。

玛雅：媒体也是，你限制我说话，我就敲边鼓，得着机会就让你难看。甚至因为对官方不满，即使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事，但不符合他个人的政治诉求，他也要骂。在这方面，我们的媒体比美国媒体差得太多了。美国媒体对国家利益的认同度非常高，捍卫国家利益的自觉性也非常高，他们对政府的批评，一般情况下不会伤及国家的根本利益。

黄平：如果只是发发牢骚也没有什么，有的知识分子为了点蝇头小利而去迎合西方的偏见或利益，这就很糟糕。我们30年下来虽然物质条件大大改善了，但政府给的直接利益（名义工资等）毕竟有限，西方一个什么基金会给点经费，一些人就故意顺着人家去说，甚至故意讨好。在这个意义上，其实已经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丧失了作为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是非和责任。这个甚至比那种虔诚的、发自内心坚信中国应该全盘西化的还恶劣得多。

玛雅：这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腐败问题。

黄平：我们的传统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治理国家用王道。苏美冷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较量，最后苏东垮台，也不只是经济和军备竞赛，还包括文化上的合法性的丧失。前苏联社会以及东欧社会内部的知识分子，早就认同了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另一套价值。

文化合法性，最关键的是自己要有一整套言说或话语，能够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首先使自己确信这个东西是正当合理的，其次要使大量中间状态的传统知识分子——艺术家、诗人、作曲家、学者，也认同这个东西。这个问题葛兰西讲得最清楚。葛兰西创造了一个说法——“文化领导权”，有的把它译作文化霸权，是不准确的。葛兰西说的恰恰不是霸道，而是王道，是指从社会精英到人民大众自觉自愿地遵从，而不只是统治集团及其有机知识分子自说自话。葛兰西讲的这个问题，也是现在说的很多的话语权，在这方面，我们曾经是做得很好的，那就是统一战线。最后把民心争取过来了。

玛雅：民意调查显示，老百姓对政府的认知度很高，包括美国一些严谨的调查都是这个结论。

黄平：确实相当高。包括基层，几亿农民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认同程度非常高。我过去到贫困地区做调查比较多，包括少数民族地区，那里的老百姓对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没有什么动摇。我们确实有做得很好的方面，不只是在经济领域，包括社会领域、文化领域。1949年以后整个这60年，有些是做得很好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很强大，几千年的正统性，后来革命的正统性，都没有被彻底否定。虽然老百姓有追名逐利的，有的知识分子变得离心离德，还有很多贪官败坏共产党的形象、国家的声誉，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正统性还没有被彻底地甩掉。

说到话语权，我觉得对中国来说，现在的关键仍然是把国内的事情处理好，把国内的关系调整顺，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于环境、生态问题解决好，经济结构、社会关系、全民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仍然是头等大事。把这些做好了、做到位了，就取得了国内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支持与响应，首先取得了内部的话语权或文化领导权。当然从客观上说，由于现在内外不分，内有外，外有内，双边多边，传统领域到非传统领域，就使得即使为了把国内的事处理好，也要有一个新的、全方位的战略规划和步骤。但现在真正需要的是重新打点自己，收拾内部，形成一个新的格局，从理念和思想，到体制和政策，再到行动和实践，以适应和迎头赶上新的世界、新的挑战。

（原载《天涯》2008年第4期）

* 玛雅，《凤凰周刊》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