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哥本哈根与气候变化 -- 晨枫

今天看了强世功的《中国·香港》一书，生出许多无用的感慨。摘上一段吧：

“从一九八二年香港回归谈判到二○○三年大游行这二十多年，香港在政治上和地缘上处在大陆的边缘，可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却处于西方世界主导的中心地带；随着内地经济的崛起，香港在经济上开始出现边缘化倾向，但在意识形态上依然占据了民主、自由和法治话语的中心地带。这样一种中心与边缘、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错位与反差恰恰是香港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恰恰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忧郁所在。中国人即使在最为困顿的时代，内心中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文明中心的高贵追求，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天下的思考，可在近代以来的实际政治环境中却不得不沦为被支配的边缘地带，难以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进行辩护，由此产生难以释怀的忧郁。这样一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很容易因为过分自尊而产生孤立主义的民粹倾向，也很容易因为过分自卑而产生普适主义的投降倾向，这两种倾向又往往以极左和极右的方式展现出来，二者之间的相互斗争和张力不断拷问着中国人的心灵，使得近代以来的整个中国史不断经历着“成长中的阵痛”。与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一样，香港历史上的风风雨雨，尤其是回归道路以及回归以来的一幕幕悲喜剧，不过是这阵痛的一部分而已。”

说的是香港问题，放在炭政治上何尝不是这样。“难以为自己的生存方式的进行辩护”，一是容易欧美抱有幻想。

另一种更恶劣，看看国内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鼓噪的“投降主义”说辞（井底望天的博客上有），生出一股股无名火，但又能怎么样。国内媒体，掌握话语权的某些知识分子吃里爬外，现阶段又有啥子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