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初论理想、现实与利益 -- 葡萄

督教诞生以前，人类对世界并非没有科学、哲学的认知，基督教要确立自己地位，所作的当然不应该是破坏这些已经深入人心的认知而是尽力调和它们和宗教信仰的冲突。基督教早期，对于如何看待和理解《圣经》，主流就已经分成亚历山大派和安条克派，后者那种完全按字面意思解读《圣经》的方法论虽然能够保证思想完全统一，但可操作性和回旋余地太小，就只能被抛弃（这里我们并不讨论圣经不同版本造成的问题）。而亚历山大派方法论由此而来的问题是承认《圣经》的绝对权威性，并不能推导出信徒解读《圣经》的正确性，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帝国末期基督教异端频出，派别林立，争吵不休。以宗教大公会议将解释权垄断起来就势在必行，“三位一体”这种根本未见于《圣经》，但无疑是基督教核心信仰的教义也就因此能够产生。至此宗教系统和科学系统实际上已经不存在矛盾，或者说宗教界已经为自己今后面对世俗科学认知的冲突留好了扩容的口子，无非是将《圣经》中的传说做寓言处理的程度问题而已。科学研究反而成为彰显上帝荣耀与伟大的一种途径，这并不止牛顿如此，哥白尼，孟德尔这些教会体制内人物同样如此。另外我们能够注意到，开实证主义之先河，对于现代数学、天文学、医学、物理学贡献颇多，并且将他们的成果直接反馈于西方“第二次文艺复兴”的是伊斯兰宗教界知识分子。

就整个哲学体系架构而言，罗马公教经历了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体系的转变，并且至今依然是亚里士多德的。这个体系绝对不排斥理性，安瑟尔姆所谓“信仰寻求理解”无疑是在信仰的前提下肯定理性的积极作用。近代的诸多冲突，本质上并不是理性和信仰的冲突，也不是自然、人文科学和宗教的冲突，而是威权主义和言论自由的矛盾，是对于思想垄断的挑战，是民族国家观念和普世宗教大家庭的冲突。但是“新生事物最激烈对抗的，往往就是孕育它的母体”。同样的，所谓“自由、民主、人权”这些并不是什么“世俗人文主义”的特征价值，基督教人文主义同样与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等古典主义一脉相承。另外，现代哲学巨擎卡尔.雅斯贝斯将柏拉图、奥古斯丁和康德并称为“永不休止的哲学奠基人”，信仰和唯心主义的阵地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人类需要让位给上帝的东西太多了，现在就断言宗教被釜底抽薪，无疑太早，是一种盲目自大和傲慢。

第二次文艺复兴带来的经院哲学的高峰，是以坚持柏拉图-奥古斯丁主义传统的波纳文图拉主义（信仰高于理性），激进的阿威洛伊主义（主张双重真理，反对知识服从信仰，哲学服从神学；宣称神学所认为是错误的说法，可能就是哲学的真理；世界永恒，无始无终），与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基础，致力于调和神学和哲学的托马斯主义之间的大论战为标志，虽然最后波纳文图拉主义用“七七禁令”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行结束论战，但将理性和信仰相结合，运用理性的方法阐释和证明启示的真理的托马斯主义哲学是最后的胜利者，这种把当时各个方面的知识兼容并蓄，综合为一个庞大统一的完备的理论体系看起来非常吸引人，这就是古典主义时代那种把哲学看成是所有科学的总和的中世纪翻版。

但是这个体系在14世纪开始动摇，司各脱提出了“上帝不是形而上学的主题”的主张。亚里士多德为形而上学规定的对象“作为存在的存在”，在中世纪被等同为“最高的存在”――上帝。存在作为形而上学认识的对象，包含着关于上帝的知识，但是，我们通过理性或哲学所获得的这个知识，只是知道了上帝是一切原因的原因，一切本质的本质，即上帝是永恒无限的存在。除此之外，关于上帝创世、上帝全能、三位一体、基督复活等天启信条或教义，理性则完全无力进行思考，它们只能是神学的对象，必须依靠圣经和教会权威加以虔诚地信仰。如果用理性来思考这些问题，就会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一个定理在哲学看来是真的，但在神学看来就可能是假的；而在神学看来是真的，则可能在哲学看来就是假的。所以，上帝并不是适合于人类理智认识的对象，而是信仰和爱的对象。这样一来，托马斯主义体系中的自然神学就被排除出了哲学的范畴，哲学（当然包括具体科学）与神学除了“上帝存在的证明“这一交叉点之外，已经泾渭分明。

到了威廉·奥卡姆那里，“上帝存在的证明”也被剔除出了哲学之外。根据奥卡姆的理论，世界的图式并非像传统观念理解的那样，是各类事物按照内在本质的完满程度，所构成的自下而上直至上帝的一个必然的等级秩序系统（这是托马斯和司各脱关于上帝存在证明的根本立论）。相反，在上帝之下的一切事物都是平等的个体，彼此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和偶然的；上帝与他创造的每一个个体事物之间的关系，同样也是直接的和偶然的。因而，人们既不能从自明的原则出发，去合理地推断上帝的本质和属性，也不能直观到上帝的存在，因为上帝无法为我们所感知。神学既不是自明知识，也不是证据知识。它完全依靠信仰，根本不属于知识的范围。哲学不能证明任何关于上帝的实际知识，所以，他对托马斯关于上帝存在的后天证明，司各脱结合先天和后天的证明，进行了一一辩驳，指出了它们的无效和不可能。他甚至还认为，神学信条如三位一体、道成肉身、死者复活等，不仅是超理性的，而且是反理性的。理性对于信仰不仅无能为力，而且有可能动摇神学信条，所以必须放弃证明不能证明的东西，放弃通过理性证明而实际会削弱信仰的努力。神学的基础不是理性，而是信仰，不能用思辨知识代替宗教道德实践；信仰要向启示寻求支持，圣经就是启示的真理；上帝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世界，决定人的命运，上帝的意志就是信仰的最高原则。

也就是说，从托马斯·阿奎那开始，自然神学被包括在哲学之内，教理神学与哲学分离开来，其目的是要建立和维护理性与信仰的大一统。司各脱则为了使理性与信仰分开，把除了上帝存在的证明之外的自然神学，也从哲学中分离出去，使神学与哲学仅仅剩下一点联系。而奥卡姆就连上帝存在的证明也从哲学中排除出去了，从而彻底完成了哲学与神学的分离过程。

奥卡姆同司各脱一样，都是从维护信仰的主观动机出发，分离信仰和理性，使信仰完全靠启示权威来维持，但结果反而削弱了信仰，因为对于并没有什么宗教灵性体验的普通人来说，在理性上站不住脚的东西，是难以长久当真理看待的。人们丧失了对盛期经院哲学杰出的思辨方法的兴趣，信仰朝着神秘的情感体验的方向发展，由此影响了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另一方面，对于理性和信仰的重新调和工作，宗教界并没有放弃努力，1879年教皇利奥十三世发表“复兴托马斯黄金般的智慧”通谕，开始了新托马斯主义在教廷的统治时代。

中世纪后期经院哲学的分歧表现在以实在论“老路线”和唯名论“现代路线”的对立，托马斯代表“老路线”，奥卡姆代表“现代路线”，司各脱兼有两者观点，介乎两者之间。这三者在学院内是三足鼎立的关系。但同时实在论又包含着奥古斯丁主义传统的波纳文图拉主义。各个派别在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以及唯名论和实在论之间，没办法用一条简单的线划分开。阿奎那、司各脱和奥卡姆对自然神学和上帝的分歧源于他们认识论的不同，逻辑工具的不同，是方法论分歧的必然结果。如果秉承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存在”分析，和阿奎那类比的归纳和演绎，上帝存在的证明就是完满的，如果运用奥卡姆的新唯名论词项逻辑工具，则阿奎那的类比是无意义的，应该被剃刀剃掉，上帝存在的证明也没有意义。所以说，司各脱和奥卡姆的学说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托马斯主义的错误或过时，相反，面临波纳文图拉主义、拉丁阿维洛伊主义、司各脱主义和奥卡姆主义多方挑战，一直屹立不倒。1323年托马斯·阿奎那被封圣，教皇利奥二十二世肯定托马斯学说“无与伦比”，授予“天使博士”“共有博士”称号，16世纪反宗教改革时期特兰托公会议又将托马斯主义定为正统学说。

新托马斯主义在本质认识上与中世纪的托马斯主义没有什么分别。只是将更多近现代自然科学成果融入了托马斯体系，继承经院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的同时，吸收康德的先验论证方法，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和英美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不过20世纪西方哲学已经处在全面危机之中，又有“非意识形态化”的趋势，新托马斯主义如今也很难再维持天主教意识形态的地位，长久繁荣，1965年梵二会致力于多元化现代化，虽然约翰保罗二世在1980年又发出加强新托马斯主义研究的号召，但已经不可能和1879年的影响力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