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又论叛徒问题以及一些闲话 -- 史文恭

这里要着重讲一讲华萼阿姨的事。我们从小就知道母亲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华萼，长大后我们才知道她们是从青年时代起就建立的深厚的革命友谊。华萼阿姨也是无锡人，是妈妈中学的同学，他们一家思想都很进步，婆婆也很支持革命，二舅华斌和华萼阿姨都很早就入了党，1934年时华萼已在中共江苏省委担任要职，不幸在上海被捕，妈妈多次去探监，并冒着生命危险携带纸条或口信为地下党传递信息。当时华萼与江青（当时名李云姑，又名蓝萍）同监，了解她在狱中的表现。为此，“文革”时华萼被迫害致死，并曾有人来威胁母亲叫她闭住嘴。陈丕显（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在回忆录中有一段描述：“江青对于她1934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一事讳莫如深，成为一块心病———华家因了解江青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在‘文革’中备受迫害。大哥华渭臣、二哥华斌、姐姐华萼、三哥华祝以及他们的家属先后被批、被斗、被关，受尽凌辱和折磨。华萼被迫害致死。”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后，中央派赵同志会同上海徐汇公安分局请妈妈领认江青在道前街的关押地点。

原来，她（引者注：戚铮音）于1933年夏在上海同济大学附中读书时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先后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交通、秘书、秘书长（原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当时任团省委书记）。1934年12月，与华萼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因证据不足，由组织营救出狱。

本文一开始提到的另一条人命华萼，她是应化所副所长，高分子化学研究员，学部委员钱保功（留学美国，是第一批关在五楼的“特务”）的夫人，她的罪名是30年代党的叛徒。听说她出身无锡名门之家，母亲是当地社会名流，同情共产党。华萼和她的哥哥，妹妹（听说是烈士）都是地下党员，党的很多会议都在他们家开。30年代华萼被捕，与江青一起关在上海监狱，华萼的母亲通过她的社会关系把她们救了出来。江青很感激华萼的妈妈，1949 年到北京后还给她妈妈去过信，说以后有事可找她。华萼这段历史党内早就有了结论（我们群众却从未听说过），但清队一开始却说她是叛徒。她说如果我是叛徒，那江青也是判徒，这句话在当时可了不得了。她偷偷给江青写信，江青办公室回信说“你的问题运动后期处理”。专案组知道后气愤万分，把她关到五楼，到底受了多少罪，我们也无从知晓。一天押她下楼受审，走到楼梯拐弯处，窗户大开着，窗台又矮，她一头窜过去，爬上窗台就跳了下去，当然没命了。人到了这种时候，大概真是生不如死了。

这位老太太是陈其襄夫人陈云霞的战友华萼的母亲，扮作邹韬奋的“岳母”。华老太太名叫余圣惟，是无锡人，移居上海后，成了陈其襄的近邻。她的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在《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的影响下，思想进步，参加了革命。她深信自己儿女的行动是正义的，并经常帮助女儿携带宣传品，风尘仆仆地奔波在上海和无锡之间。有一次，她的一个女儿在上海被捕，她也被牵连。就在逮捕她的警车上，她机智地把宣传品塞到坐垫下面的夹缝里，然后装做虔诚念佛的样子，终于瞒过了敌人的眼睛，被放了回来。此后，她就经常以念佛的形式掩护革命者，并无条件地为革命者提供往来食宿的方便。

1967年5月6日，徐景贤控制的“市委、市人委造反联络站”和“陈丕显专案组”在他们所编造的“材料”中首先发难，离奇地臆造出“1943年春陈任苏中区党委书记时，曾找'通海警卫团'和'崇明保安团'投敌”；“1940年来沪拔牙这段历史值得怀疑”；“陈在上海是通过叛徒刘万里住在瞿直甫医院，解放后刘被捕后就很快被枪决有'灭口'之嫌”；“苏中地区出了金柯的叛变事件，陈有值得怀疑之处”；“谢志成四十年代三次来沪有可疑问题”等等。他们由“怀疑而推断我（引者注：陈丕显）在整个四十年代都在进行“内奸”活动，进一步“大胆假设”我的所谓“内奸”是通过“三条线”：一是通过谢志成三次来沪和敌人挂上了钩；二是通过金柯等人的关系和敌人挂上了钩；三是通过潘汉年、扬帆关系和敌人挂上了钩。他们有了“大胆假设”，然后再“小心求证”，他们在我的专案组中专门成立了“1940年小组”、“1942年小组”、“1943年小组”和“谢志成小组”。在组外又设立了所谓“知情者”张达平、华渭臣、方行、傅侠、朱崇文等人的专案组。他们在5年多时间里，先后共派出8000多人次赴全国地外调，查阅敌伪档案，审讯在押案犯，甚至采取种种违法乱纪手段大搞逼、供、信，制造了种种伪证。因为我的所谓“四十年代”问题而受株连的干部、群众数以千计，直接遭拘留、隔离、变相隔离达29人，其中多人被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