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哈哈，很有意思啊。 -- 史文恭

历史上的“气节”问题并不是如您所考虑的那么单纯， 而是很复杂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本来自然应该算是他私人的遗言，但后来在国民党的报刊后发表，就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了。---您看到了他从容就义的一面，但没有很好地看到他的遗言所带来的客观影响的一面。----顺便提一下，瞿秋白的夫人生前就很坚决地否认《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作品。

一般来讲，在看过一定数量的历史书后，俺一般针对具体的历史事件，是不敢用通用的标准去衡量，而是针对该事件后面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经过以及事后的影响来更仔细的考察。

比如杨开慧一案，这是很清楚的。杨开慧就是烈士。像她这样的烈士在TG壮烈的斗争史上是很多的。

而说到瞿秋白，他也是无可质疑的的烈士，但他的遗言《多余的话》在那种情况下写好，并被敌人所利用，也是事实。

而说到刘少奇在该案的处理，如果说有不妥的地方，就在于他采纳了柯庆施的提议，让这六十一个按照当时国民党的出狱手续办理。---也就是这个出狱手续的形式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现在大家都同意的一点是狱中的这些地下党员都是没有问题的。而要挑毛病的话，主要在于：把这些人的“反共启事”登报这个形式是否妥当，以及在事前征求中央意见的时候是否已经把这样一个登报的形式汇报清楚了没有。

那么，如果我们稍稍看看这个事件的前后经过就会知道，----

第一，在TG七大，八大等中央全会开幕之前，都曾有过关于这事儿的议论，而最后都是TG中央认账的。包括下面一剑南来兄给的链接也可以证明这一点。----现在认为当时中央不知道这事儿的证据在于1967年文革期间张闻天给中央写的信，他承认作为当时中央总负责，已经接到了刘少奇的报告并批准了，但他说并不知道这六十一个出狱要等反共启事的。----而我们已经知道，既然在前两次TG全国代表大会之前的审查都没有问题，文革时候，张闻天又是在被造反派和红卫兵逼迫下写的这样一封信，---那么，这封信的可信度如何，自然是值得斟酌的。

第二，我们还要看到，这六十一个出狱后，他们登报的社会反响是否恶劣，或者更进一步看，我们还可以比较这些出狱干部在当时对TG华北工作的巨大贡献与他们出狱登报的负面影响，孰大孰小？是一目了然的。

第三，我们还要考察，这六十一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让这些已经被证明为忠贞的TG党员及时地出狱并投入到当时紧张的华北斗争中？----对于这个问题，其实也算是有答案的，即刘格平。---那么，我们知道刘格平的确把牢底坐穿出来了，但代价是什么，是时间给耽搁了。而且这个耽搁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年。---我们现在可以片面地强调刘格平的“气节',但实际上，他的行为时违背组织纪律的。---如果所有的TG党员都这样讲”气节“的话，那么那些在抗战伪政权里‘白皮红心”的地下党员怎么办？是不是还要干？如果这“六十一个”都呆在监狱的话，当时TG在华北的工作是否能够这样高效的发展，这些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仔细思索一下，或是就可以这样简单地用“气节”去搪塞了？

所以简单地说，强调薄一波等出狱的手续问题，完全是一个枝节的问题，而没有一个宽广的眼光。-----这一点，从研究历史的角度看，是很有必要纠正的。---当然，如果从别的角度出发，则自然另当别论了。

上面的意见仅供您参考，因为在俺看来，似乎您对“气节”问题的强调是真诚的，因此也是值得尊敬的。所以就多写一点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