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丢掉中国”的拉铁摩尔（上） -- 烤面包的胖大叔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提到：

在早期的西方学者眼中，文明是延着以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线型模式发展，这种解释方式简单有力，在代表人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中是这样表述的：

具体到游牧，摩尔根进一步阐述：

在摩尔根的观点影响下，一些西方学者,将游牧当成是从狩猎社会进化到农耕社会的中间环节,迪尔凯姆在描述社会结构的变迁时,将游牧社会当成是最简单的社会,而农耕社会则是在简单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到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指的就是“游牧部落从其它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从经济史角度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即狩猎、游牧、农耕和商业。汤因比看法略有不同，他认为游牧生活“被假定为一种从动物驯化阶段的标准发展道路分离出来有选择的体系。”

而拉铁摩尔对游牧，特别是中国游牧的起源有着自己的看法。在拉铁摩尔看来中国的文明进程中的农耕文明并非产生于游牧文明，这一点得到今天考古的证实。当代的中国学者根据考古发现，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中国的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曾发生过“游牧部落从其它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的现象。直到70年代之后，在大量的考古发现的支持下，很多西方学者关于游牧的认识才得以改变，而拉铁摩尔在没有考古发现支持的时代，是从民族的习俗做出的推断，他注意到中国农耕社会的饮食记忆中没有食用奶制品的习惯。如果说中国的农耕文明源于游牧文明，那么中国的文化记忆中，应该会保留有使用奶制品的习惯。拉铁摩尔进一步推断中国游牧文明是在农耕文明的冲击下产生的。

这个观点在今天仍然具有新意，它对《史记》中将游牧民族上推至远古时代的说法提出质疑。拉铁摩尔将中国游牧文明的产生时期设定在公元前三、四百年。而对“华夏”和“蛮夷”的解读，在拉铁摩尔看来，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只是代表农耕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华夏”指的是从混合经济时代较快的进入农耕文明，而“蛮夷”发展则相对迟缓一些。当这种发展差距随着历史的发展进一步拉大，就形成“华夏”和“蛮夷”两种文化结构，“华夏”社会相对于“蛮夷”来说是同质文化的进步形态，当“华夏”社会因其发展，必然对土地资源提出要求，“蛮夷”社会的因应策略可能是主动或者是被动融入到“华夏”社会中；也可能选择保持自己的发展模式，进行对抗或者避让。从拉铁摩尔的观点出发，上古史里中原与蛮夷戎狄的争端，与后世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的争端有着本质不同。

在“华夏”的压力下，“蛮夷”向更贫瘠的土地退让，一直退到草原，当“蛮夷”来到草原后，中断了向农耕文明发展的进程，而选择了适合草原环境的游牧生活方式，并逐渐发展成为游牧文明。由于草原并不适合“华夏”社会的农耕方式，“华夏”的领土扩张，至此停下了脚步。写到这里，应该可以看出拉铁摩尔学说中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地理环境决定论，选择何种生活方式及文化结构是由当地地理环境所决定。这对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实际上是一次重大的冲击，或许由于游牧民族的前身来源于中原文明进程中的失败者—蛮夷（这里是就拉铁摩尔的观点来说，不代表本人的观点）。中原对游牧民族带有文化上的自信心。当中原在政治军事上被游牧民族打败后，还能在文化上找回一点自信。而拉铁摩尔以为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事实上不存在孰高孰低的说法，所谓游牧民族被中原汉民族同化，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游牧民族改变了其生活环境，即从草原来到中原。生活环境改变导致文化结构的变迁，而不是反过来。比如蒙元在征服中原之后，在中原实行农耕文明，而在其发祥之地则仍然保持固有文化形态。

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今天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不仅影响对历史的解释，而且对现实的社会文化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在2008年《人与生物圈》2-3期的合刊上，刊登了“走进阿拉善”的专题报道，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估中，戈壁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不毛之地，而在阿拉善大戈壁世代生活着的人，游牧被当成是根据当地的地理环境适应自然利用植被的一种最合理的生活方式。而在国家大规模的建设生态公益林地之后，试图让牧民改变生活方式，或者农耕，或者定居放牧，而调查发现在保持原有生活方式的地区，戈壁草场普遍比禁牧的要好，而禁牧定牧不仅使环境受到了破坏，而且给牧民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习惯早晚都吃肉的牧民，连肉都吃不起。调查报告最后提出疑问：

不过，这里要指出的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在今天也受到强有力的理论挑战。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就提出过：

当代学者倾向认为环境和文化的互动是复杂的，以环境互动的不同方式形成了理解环境的不同方式，而人类理解环境的不同方式也决定了与环境互动的不同方式，这二者之间互为因果。如果仅关注一面，其理论甚至有可能引出某种灾难性的结论。中国传统历史观过于注重文化的影响，造成了对游牧民族文化理解的漠视，甚至是不尊重。而拉铁摩尔的中国想象过于强调地理环境的决定因素，在一些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他的理论甚至成为“分裂中国”的理论根据，事实上，今天所谓”中国几块论“的理论来源之一正是拉铁摩尔的理论。

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地有一个中心，就是长城。和一种常见的观点，即把长城理解为中原农耕文明在游牧文明压迫下采取的一种防守的政治军事措施，所不同的是，拉铁摩尔把中国长城理解为“文明”边疆，拉铁摩尔注意到长城的产生成型时期，是中原农耕文明的扩张时期，秦始皇修长城时并不具备很大的边境压力，相反根据史书，此时：“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长城从拉铁摩尔看来是农场的围墙，长城内是适合农耕文明的地理环境，长城外则不适合农耕文明的发展。长城代表了中原农耕文明向北扩张的最大限度。长城首先是生态地理的分界线，其次是文化的分界线，最后才可能是政治疆域的分界线。长城的产生隔绝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流互动，渐渐使得两大文明处于互相敌视的态势下。双方的摩擦乃至战争就成了中国历史上长演不衰的八点档大剧。而双方的战争并非由游牧文明一方发动，事实上在农耕文明强盛的历史时期，也会主动对游牧民族发起攻击。

在确立了分界线之后，拉铁摩尔的研究重心聚焦到这边界线的周围。边界地区存在一种特有的混合文化，这种混合文化对草原游牧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两者势力的此消彼长起着决定性作用，它既可能导致草原政权的分裂和团结，也可能导致中原政权的兴衰成败。拉铁摩尔把这种混合型态称为“蓄水池”。从这种理论出发，拉铁摩尔的地缘政治理论必然偏向陆权，他在《Open Door or Great Wall》一文中集中阐述了自己从中国出发对整个中亚地区的想象。他把亚洲力量的崛起看成是欧洲中心论的挑战，在未来，亚洲必将成为世界冲突与称霸的中心，当然这里也可以提一句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类似理论的影响。

当然拉铁摩尔的中国学说,这里只是粗略的介绍,从他的学说能引出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的游牧文明? 是把它和黄河长江流域的农耕文明并列当成整个中华文明的渊源,还是以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将它视为落后的,有待同化的文明。

这个问题不仅是个如何理解中国历史的问题,而且对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同样具有相当的意义。

• 嗯……我正好写了些介绍拉铁摩尔学说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