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浒边谈屑 虞云国 -- AleaJactaEst

幼时在小人书摊看《水浒》，也曾看得天昏地黑，如痴如醉。人到中年，以讲史为业，且以宋代为主。于是，偶尔也将《水浒》与《宋史》串着味读，间有所得，录为《浒边谈屑》，遂自作题记云：少喜耐庵，血气未曾贲张；长好乙部，《水浒》权充资粮。慕陈寅恪之证史，小子岂敢？效邓云乡之说梦，后学莫狂！亦俗亦雅，或能共赏；有史有文，相得益彰。

菜园子

《水浒》七十二地煞中张青以“菜园子”为绰号，他自报家门道：“小人原是此间光明寺种菜园子。因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人都叫小人做菜园子张青。”《水浒》记述菜园最详细的倒是鲁智深看管的东京大相国寺的菜园。不过，读其书者千万不要错误以为：和尚吃素，唯有佛寺才需要菜园。实际上，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大量市民的入住，宋代对商品化蔬菜的需求与日俱增。有一则笔记说：宋初，名臣张咏做崇阳（今属湖北）县令，一日，见一农民买了菜回家，便责问他：“自己有田，为什么不种，倒去市上买？”便以其懒惰打了他的板子。这个故事说明：第一，蔬菜商品化大潮已经波及到了崇阳这样的小县城；第二，入宋以后，蔬菜商品化趋势之快，连张咏这样有头脑的名臣也观念落伍了。蔬菜种植业因市场需求而独立，蔬菜买卖也便成为获利丰厚的营生。《水浒》所记载的大相国寺菜园，在鲁智深主管以前，一直被左近“二三十个赌博不成才破落户泼皮”视为“俺们衣饭碗”，“泛常在园内偷盗菜蔬，靠着养身”，透露出的正是这一消息。

在当时运输条件下，大中城市的新鲜蔬菜只能就近生产，于是，城郊就出现了星罗棋布大小不一的菜园。打开《清明上河图》，可以发现在即将进入市区的大道旁，张择端就画着大片菜园风光。这与《东京梦华录》所说的“都城左近，皆是园圃”，倒是吻合的。北宋东京的菜园子为数不在少。保存至今的筹建开封繁塔的集资刻石，有一条北宋初年的记载：“菜园王祚，施菠??（即菠菜）贰千把，萝卜贰拾考老”。从这位种菜专业户一次施舍的蔬菜量，可见其菜园规模不小。宋室南渡，偏安东南，杭州成为都城，人口超过开封，当时杭州有谚语说：“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所谓“东门菜”即因城东横塘一带最宜种菜，故而“东门绝无居民，弥望皆菜园”。这种菜园当然不仅都城附近有，州县城郭也有分布。张青的菜园在孟州境内，自然是小说家语。而颖昌府城东北门内就因菜园集中，俗呼之为“香菜门”。

《水浒》提及的两处菜园一属大相国寺，一属光明寺，都是寺产，张青以非僧人的身份受雇于光明寺专事种菜，这也算得上一种经营方式。据《水浒》里大相国寺清长老对鲁智深说：“每日教种地人纳十担菜蔬，余者都属你用度”，不难揣测：除去寺庙自身消费，归鲁智深用度的菜蔬也应该进入东京菜市场。官府经营，是宋代菜园存在的第二种方式。熙宁年间，福州知州通过“岁鬻园蔬”，放进自个腰包的钱每年不下三四十万。第三种方式是由商人购置园地，雇人艺植。据《夷坚志?灌园吴六》，抚州市民王明贸易致富，便买城西空地做菜园，“雇健仆吴六种植培灌，又以其余者俾鬻之”，种菜的与卖菜的分工明确。第四种方式是为数众多的个体菜户。《夷坚志?宝积行者》说台州仙居县有陈园，就是园人陈甲的菜园，他常种蔬菜卖给当地的宝积寺。

相比粮食生产，经营蔬菜获益更大。据《清异录》记载，宋初，有个名叫纪生的经营菜园，一把锄头、十亩菜园，养活了一家三十口人，临终，告诫子孙说：“这十亩地，就是铸钱炉子啊！” 以宋代北方的生产水平论，三亩粮田才能养活一人，而纪生一亩菜地就可以养活三个人，难怪当时流行“一亩园，十亩田”的农谚。

宋代菜园经营者身份不一，但似乎只有张青这样种菜的雇工才是货真价实的“菜园子”。而菜园子用为浑号，不正是宋代蔬菜商品化潮头下蔬菜种植业勃兴的明证吗？

一枝花

你一定还记得：《水浒》里有个大名府的小押狱，“生来爱戴一枝花，河北人顺口，都叫他做一枝花蔡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后，他分得的任务是专管行刑的刽子手。以今天的眼光看，满脸横肉的刽子手，却在帽檐上簪着娇艳可人的一朵鲜花，该是何等相映成趣令人喷饭啊！

然而在唐宋两代，簪花倒并不是女性的特权，男子也是可以染指的。唐代黄滔有《断酒》诗，自称“免遭拽盏郎君谑，还被簪花录事憎”，这位簪花录事当然是男子。这里且说宋代。当时每逢重大节庆，例如郊祀回銮、皇帝生日、宫廷会宴和新进士闻喜宴等，君臣都有戴花的习惯，此即《宋史?舆服志》所说的，“姨头簪花，谓之簪戴”。宋徽宗是一位雅好声色的风流君主，《东京梦华录》说他他每次出游回宫，都是“御裹小帽，簪花乘马”，从驾的臣僚、仪卫，也都赐花簪戴。对臣僚簪花，《水浒》也有所反映。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苑，李逵元夜闹东京”说，柴进、燕青在东京酒楼上，“凭栏望时，见班直人等多从内里出入，姨头边各簪翠叶花一朵”，一位姓王的班直告诉他们：徽宗给每个班直“皆赐衣袄一领，翠叶金花一枝”，有宫花锦袄，才能自由出入大内。宋代凡参加皇帝举办的宫廷宴会，大臣都能领赐到宫中名花。有一次，寇准以参知政事入宫侍宴，真宗特赐异花，说：“寇准年少，正是戴花吃酒的年岁。”这种赐花，一般官员都自己佩戴，亲王和宰执则由内侍代他们将花插的姨头上，有时皇帝也让内侍为宠爱的翰林学士簪花。真宗时，召东京留守陈尧佐和大内都巡检入后苑赐宴，真宗与二臣“皆戴牡丹而行”，宴会间，真宗命陈尧佐“尽去所戴”，“亲取头上一朵为陈簪之，陈跪受拜舞谢”，令人艳羡不已。皇帝所赐之花，也有种种区别。其中自以真花最为珍贵。每年三月，君臣共赴金明池游赏，与游群臣才得遍赐“生花”（即鲜花）。真宗时，有一次曲宴宜春殿，赐花，“出牡丹百余盘，千叶者才十余朵，所赐止亲王、宰臣”。其他则是人造生花。绢花成本较低，有辽朝使者参加的皇帝生日宴，为向辽使表示节俭，就用这种绢花。罗帛花色泽艳丽，一般用于春秋两次宴会。大礼后庆贺、上元游春等，从臣都随驾出巡，到时有小宴招待，这种场合则赐“滴粉缕金花”， 这种人造花以珍巧著称。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官方文化历来领导着社会习俗的新潮流。宋代官场庆典中簪花的惯例一传到民间，则不论性别年龄，不论贵贱贫富，甚至不论平日节庆，都簪花成习了。《水浒》对此多有涉及。第十四回描写阮小五出场时的打扮道：“斜戴着一顶破头巾，鬓边插朵石榴花”。第七十一回宋江在菊花会上那阕《满江红》也说：“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 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苑，李逵元夜闹东京”说，柴进、燕青在东京御街上，“见往来锦衣花帽之人，纷纷济济”。据欧阳修所见，洛阳“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据王观国说，扬州也不论贫富“皆喜戴花”。比较起来，人们更喜欢簪戴鲜花，于是，都市卖花业也就红火了起来。《东京梦华录》以优美的文字记载了汴京清晨的一桢卖花图：

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

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

由于仿制生花十分走俏，制花业也应运而生。宋太祖时，洛阳有姓李的染匠，擅长打造装花，人称李装花。仿生花多以绢、罗制成，也用通草或琉璃作为材料。据《梦粱录》记载，宋代杭州城里，一种罗帛脱腊象生四时小枝花朵，“随街市吟叫扑卖”。诸行市中则有花团、花市和花朵市，主要坐落在官巷里，其间花作行销的首饰花朵“极其工巧，前所罕有者悉皆有之”，又以齐家、归家花朵铺最负盛名。

既然男子簪花在宋代是一种不足为怪的习俗，满脸横肉的蔡庆自然有权在鬓边簪上一朵含苞欲放的玫瑰，就象现在黄脸婆也有权画眉毛涂口红那样稀松平常。黄脸横肉，干卿底事？

梁山泊

梁山泊，文献也作梁山泺，是《水浒》赖以展开的主要场景。小说描写道：“济州管下的一个水乡，地名梁山泊，方圆八百里”，“紧靠着梁山泊，都是茫茫荡荡芦苇水港”，“须用船去，方才渡得到那里”。 梁山泊因《水浒》而驰名中外，但这部名著拍摄电视剧时，因水泊已经干涸，便不得不借助无锡太湖的湖光水色。那么，历史上的梁山泊究竟风貌如何呢？

梁山原名良山，据说因西汉梁孝王曾在这里打猎，故而改称梁山。梁山以南原是大野泽旧地，其北则与黄河下游平原相连。五代后晋开运元年（944），黄河在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决口，河水东漫数百里，积水环绕着梁山成为巨大的湖泊。北宋天禧三年（1019），黄河再次在滑州决口，水泊面积继续扩大。庆历七年（1047）韩琦出知郓州，路过梁山泊，有诗写水乡泽国的浩淼，与小说的叙述已能相互印证：

巨泽渺无际，齐船度日撑。

渔人骇铙吹，水鸟背旗旌。

蒲密遮如港，山遥势如彭。

不知莲芰里，白昼苦蚊虻。

熙宁十年（1077）黄河在澶州（今河南濮阳）再度决口，注入梁山泊，湖水面积达到了最盛期。据《邵氏闻见后录》说，王安石变法好言利，有个小人趋炎附势，迎合道：“把梁山泊八百里湖水放掉，建成农田，那获利可就大了。”安石见他尽出馊主意，一笑之后，慢悠悠地说：“这个办法好倒是好，不过，那放掉的水哪里安顿呢？”在座的刘??讽刺道：“在旁边再凿一个八百里的湖，不就得了！”有人以为这是反变法派编造的政治笑话，故事的真实性虽然可以究诘，但梁山泊在熙宁河决以后方圆达八百里则是毫无问题的，小说的记载并非齐东野语。

在山东平原上，有这么大的湖泊，对国计民生的影响当然不小。据苏颂说，每年夏季，梁山泊都出产大量莲子，仅运达曹门外的就有百来车，“锤取莲子，货与莲子行”。水泊周围的济州、郓州农民，都“赖其蒲鱼之利”，而官府则“立租算船纳直”，即按船只交纳租税，若有违犯，就以盗贼论处。梁山泊倒一向是“盗贼”的渊薮。元钓元年（1086）前后，有个叫做黄麻胡的在这里闹事。蒲宗孟出知郓州，禁止当地人乘小船出入水泊，以绝其粮食，这才迫使这些啸聚者散伙。然后，他严刑峻法，即便小偷小摸，也斫断其足筋。这样， “盗贼”虽然消声匿迹，“而所杀不可胜计”。不久，这里又成渔者盗窟，崇宁四年（1105），许几任知州，命渔民十人为一保，结队晨出夕归，否则一经告发，就穷治严惩。任谅任京东提刑，当地渔民“习为盗”，他先采取保伍之法，在编入名籍的渔船上刻以记号，否则不准入水泊；再划分濒湖各县的治安区域，案发，督吏搜捕，“莫敢不尽力，迹无所容”。《夷坚志?蔡侍郎》说，蔡居厚知郓州时，“有梁山泺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蔡居厚是政和八年（1118）由郓州卸任的，杀降还要早于这年，有人认为他杀的就是宋江等人，根据似乎不足，因为宋江受招安已是宣和元年。包括杀降在内的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只要社会基本矛盾不解决，梁山泊的“盗贼”问题也只会愈演愈烈。果不其然，大约在蔡居厚杀降的一二年后，宋江便在这里演出了威武雄壮的活剧。

宋江离开水泊数年以后，金兵便南下攻宋，梁山泊渔民张荣在梁山泊聚集舟师数百，不时出击金军。其后，水泊虽在金朝控制之下，但因其地芦苇丛生，水域浩阔，易于逃匿，难以捕捉，南宋初年一直是反抗者随扑随起的根据地。后来黄河回复故道，梁山泊逐渐萎缩。正隆六年（1161），金主完颜亮攻宋的战船经过这里，便因水涸而进退维谷。据大定二十一年（1181）的记载，这里多已涸为陆地，当地农民“恣意种之”，官府也忙着准备屯田。梁山泊干涸进程在元武宗以后中断。由于黄河堤防失修，河水经常溃决，水往低处流，便只得再度汇聚梁山泊。至治三年（1323）前后，袁桷有诗写梁山泊，其烟波浩渺似乎与韩琦所见不下上下：

大野潴东原，狂澜陋左里。

交流千寻峰，会合百谷水。

量深恣包藏，神静莫比拟。

碧澜渺无津，绿树失其?濉?

扬帆鸟东西，击楫鸥没起。

梁山泊的这种规模，在元末依旧不改。胡翰北游，所见仍是“浩荡无端倪，飘风向帆集”的景象。元杂剧有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其中说到“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文秀是东平府人，梁山泊即在东平境内，八百里之说，在他应是旧闻和亲见兼而有之的。元明之际的施耐庵或许也目睹过八百里梁山泊的雄姿。

入明以后，梁山泊陆地化趋势加快，到景泰元年（1450）前后，方圆仅剩八十里左右了。景泰六年，明代对黄河沙湾决口进行了较彻底的整治，遂使余下的八十里湖水也涸为平陆。以至清修地方志时，颇有人以为《水浒》所叙八百里水泊在张大其辞。

沙门岛

《水浒》多次提及的沙门岛，是北宋流放要犯的集中营。第四十四回说铁面孔目裴宣就被一员贪婪知府“寻事刺配沙门岛”。第六十二回说卢俊义因私通梁山事发，被直配沙门岛。小说没有交代其位置，却借押解卢俊义的公差薛霸的嘴说：“沙门岛往回六千里有余”。这是小说家语，不足为据。宋代沙门岛在登州蓬莱县（今山东蓬莱）北约二十里的海中，是今长岛列岛南端的一个岛屿，卢俊义从北京大名府（治今河北大名东北）流配，两地往返满打满算二千五百里。

五代后汉乾钓三年（950），一个城池失守的节度副使被流放到这里，沙门岛自此作为重犯的流放地。十余年后，北宋立国伊始，太祖亲自下令把军事罪犯配流该岛。一二年后，沙门岛同时也作为重罪官员的发配地。由于流放沙门岛的都是死罪赦免者，而“在路走透”的事，也时有发生，因而朝廷不止一次规定：“递配强窃贼，须选有行止衙校”。

沙门岛也称沙门寨，军事兼行政长官称监押，也称寨主。岛上流犯定额，以熙宁六年（1073）为界，此前为200名，其后增至300名，但这年实际人犯数高达650人。监管罪犯的士兵人数，据大观元年（1107）徽宗的诏书称，因这年罪犯超额一倍，故命防守兵士也相应增加200名。倘以300名的定额计，则这年岛上的罪犯约600名，卫兵约为400名左右。岛上还有原来的住家80户，以五口之家计，约400人。这个全封闭的小岛上，最多时达1400人左右。

岛上流犯的待遇十分悲惨，连皇帝的诏书也承认罪犯们“昼禁夜囚，与死为邻”。首先，他们的人生安全没有保障。天禧三年（1019），原著作佐郎高清和原襄州文学焦邕被流配来岛，沙门寨监押董遇向他们“责赂不足，诬以构叛”，杀死了他俩。高清之子进京击登闻鼓鸣冤告状，最终以死无对证而不了了之。但这两人都是文职，说他们在孤岛重兵之地“构叛”，显然难以置信。事后，真宗给沙门寨下了“不得挟私事非理杀配流人”的诏书，但景钓三年（1036），又有官员指责沙门岛对罪犯“妄以病患，别致杀害”。从《水浒》多次描写到各牢城管营对初来流犯的一百杀威棒，不难想见这种滥杀决不会是个别现象。

其次，他们的温饱问题也不能解决。大中祥符三年（1010），有人视察海岛后证实犯人因饥饿“多殍死”，朝廷决定“量给口粮”。但似乎并未落实，直到嘉钓三年（1058）还有官员说：“沙门岛每年约收罪人二三百人，并无衣粮，只在岛户八十余家佣作”，显然是由这些岛户向囚犯提供口粮的。其后，朝廷向沙门岛提供300人的额定口粮。但岛上实际人犯数字往往超过定额达一倍多。熙宁元年（1068）前后，沙门岛寨主李庆竟将超额的人犯扔进大海，两年内被他这样虐杀的罪囚达七百人。马默出知登州，发现了这一令人发指的行径，李庆畏罪自杀。在马默建议下，沙门岛其后实行流犯过额即移送州城的做法。据《自警编》说，马默久无子嗣，其后不久，神人托梦，说他因挽救许多沙门岛配犯的性命，特赐他子女各一人。然而，沙门岛上流囚的冤魂亡灵，又岂是这个因果报应的喜剧所能抚慰的？

沙门岛上这些恐怖悲惨的故事，不会不在民间广为流传。于是，“投沙门岛走一遭”，便成为官府恫吓反抗者或异己者的口头禅。尽管如此，政和年间（1111－1118），也就是宋江聚义的前夜，沙门岛的流囚却一再额满为患，不得不改配广南远恶军州，社会危机已如干柴独缺烈火。

终于，宋江横行于山东，方腊啸聚于江南。

火葬

《水浒》第二十六回说武大郎死后，“只三日便出殡，去城外烧化”。实际上，这部小说人物死后几乎都是火葬的。在较大规模的战争或打斗以后，火化尸体或是出于不得已。但第五十二回写沧州知府的小衙内被雷横杀死，找到尸体后，知府“痛哭不已，备办棺木烧化”；第七十三回记四柳村庄主狄太公的女儿与其相好被李逵杀死，“太公、太婆烦恼啼哭，便叫人扛出后面，去烧化了”。一是知府的少爷，一是庄主的千金，却都是火葬。一般民众火葬成风，反映出宋代葬俗的重大变化。

顾炎武觉察到葬俗的这一转变，其《日知录?火葬》指出：“自宋以来，此风日盛” 。宋代火葬率以今山西一带的河东路和以今苏南、浙江一带的两浙路最高。河东民家有至亲死亡，火葬以后取骨烬入缸，寄放在寺庙或墓户之处。两浙火葬更是“相习成风，势难遽革”。《马可波罗游记》里记录了这位旅行家在杭州亲见的火葬场面：“设有死者，其亲友服大丧，衣麻，携数种乐器，行于尸后，在偶像前作丧歌。及至焚尸之所，取纸制之马匹、甲胄、金锦等物，并尸共焚之。”

宋人洪迈认为：佛教入华，“于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佛教的影响无可否认，《水浒》里鲁智深坐化，“五山十刹禅师，都来诵经；迎出龛子，去六和塔后烧化”，就是例证。但唐代对佛教的痴狂过于宋代，何以火葬却不盛行？中原葬俗的潜移默化与唐末五代的社会大变乱倒是有关的。当时，生者尚难自保，死葬只能从简，火葬遂在变乱中渐成风俗。宋太祖目睹了葬俗在战乱中的变化，指出：“近代以来，率多火葬”。

宋代绝大多数士大夫激烈反对火葬，最大的理由是违背儒家的孝道：“古人之法，犯大恶则焚其尸”。宋朝政府也始终禁止火葬，《宋刑统》规定：子孙烧祖父母、父母棺木者流配二千里，烧尸者判绞刑。但从《水浒》和历史看来，这条法律根本不可能付诸实行，因为据研究，宋代的火葬率最高时竟达到30％，法不罚众。宋代火葬率据高不下的根本原因何在呢？

其一，费用节省。对此，《水浒》也有反映，且看第二十一回一段对话：

宋江便道：“王公，我日前曾许你一具棺木钱，一向不曾把得与你。今日我有些金子

在这里，把与你，你便可去陈三郎家，买了一具棺材，放在家里。你百年归寿时，我却再

与你些送终之资。”

王公道：“恩主时常觑老汉，又蒙与终身寿具，老子今世不能报答，后世做驴做马，

报答押司。”

这位王公是卖汤药的小贩，仍积攒不下自己的棺木钱和送终钱，故对宋江许以做驴做马相报。联系到第二十四回，西门庆央求王婆拉皮条，代价也是“送十两银子与你做棺材本”，由此也可推断宋代棺木土葬费用不赀。河东平民“衣食至薄”，葬仪只能“务从省俭”，火葬因而成风。两浙路经济尽管繁荣，但“吴越之俗，葬送费广”，贫苦之家一下子凑不起这么多的费用， “送终之具，唯务从简”， 故而这里“从来率以火化为便”。

其二，人地矛盾。宋代土地私有制进一步深化，尺寸之地，皆有归属，无地与少地的贫下农户占绝大多数，兼之面临历史上人口增长的高峰期，人地矛盾，尤其尖锐。河东路火葬率高，并非“俗杂羌夷”，火葬遗风犹存；“土狭民众，惜地不葬”，才是主要原因。两浙路生聚最繁，不仅贫苦之民土葬“未有处所”，即便富裕之家也不愿以“蕞尔之土”安葬死者，于是这里火葬率便高居首位。这种现象带有普遍性。《夷坚志?鄂州遗骸》描述了鄂州（今湖北武汉）死无葬身之地的情况：“近城隙地，积骸重叠，多舆棺置其上”。顾炎武站在传统的立场上，曾对“宋以礼教立国，而不能革火葬之俗”，深表感慨和费解。北宋理学家程颢在观念上也反对火葬，但似乎感受到背后的深层因素，不得不承认：“其火葬者，出不得已也”。尽管不得已，但火葬之俗因此而为社会所接受，《水浒》则折射出了这种认同。

押字

《水浒》第八十一回写到燕青通过李师师要求宋徽宗为他亲书一道御笔赦书，徽宗被逼不过，只得命取纸笔，“写罢，下面押个御书花字”。押字，也称花押或画押，是人们在文书上，根据自身喜好，使用特定的符号，作为证实本人的凭据。由于它往往只是某种符号，便与署上本人姓名的签名不同。押字始于何代颇难确证，唐代已经流行。宋徽宗押的御书花字，即是押字，但因皇帝至尊，故称作御押。宋代自太祖到度宗十五朝的御押样式还保存在周密的《癸辛杂识》里，其中真宗、神宗和光宗的御押只是画圈。后来把依样画葫芦的批押叫做画圈，似乎与这种花押不无关系。不过，从现存徽宗绘画上的御押看来，他使用的押字符号远不止一个。徽宗爱在书画后押上的别致的花字，有人说是“天水”（赵姓的郡望）两字的草书连写，有人以为是“天下一人”四字的连缀。宋代皇帝还刻有“押字印宝”，也就是把御押符号刻成图章，以便随手盖章，免去画押的麻烦。

在宋代，一般的官员，甚至平民也使用押字。《水浒》第八回写林冲刺配沧州前休妻道：“林冲当下看人写了，借过笔来，去年月下押个花字，打个手模”。林冲这时已是配军，不再是禁军教头，他的押字既可视为官员押字的旧习，也可作为押字流行于民间的佐证。据《石林燕语》记载，王安石的花押就画一“石”字，一横一撇的中间加个圈，他性情忭急，象阿Q一样画圈总不圆，往往窝扁，横划又多带过，别人取笑他押了个“歹”字。据范成大说，“古人押字，谓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他说的古人指宋代以前，但王安石还保持着这一遗风。

押字在宋代应用相当普遍。其一，官员用于案牍公文。宋代如果仅签名而不押字，公文无效；反之，只押字而不署名，公文即为有效。因而，自宋初起，官员进呈给朝廷的文书，往往只押字而不签名。这一惯例大约持续到孝宗朝，其后才押字签名并用。当好几位官员联署一份公文时，惯例是官职越高，押字越后，因而宰相的押字总在最后。钱惟演做到枢密使，离宰相还差一步，出于宰相情结，他常感慨道：“使我得于黄纸尽处押一个字，足矣！”其二，官府用于纸币量器。据《宋朝事实?财用》，成都富户联合发行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名为交子，“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这种最初由出资铺户联合押字的交子，后来改由官府发行，实物虽然迄今未有发现，而与南宋对峙的金朝，有押字的纸币倒颇有传世的。此外，宋代各官仓使用的斛、斗、升、合等量器，也都“各刻仓分、监官押字”，以取信于民。其三，工匠用于工艺器物。宋代曾规定：官铸铜器必须铸上主副工匠姓名和监官的押字。现存宋代文物中，留有工匠或窑户押字的漆器、瓷器也颇不少。其四，平民用于契约诉状。据《袁氏世范》，买卖田产，“如有寡妇、幼子应押契人，必令人亲见其押字”。而《作邑自箴》交代诉状格式，状末应写“姓某押状”，如果起诉人不会写字，则由代笔人当众宣读，“亲押花字”。这些无不说明押字在平民法律文书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押字流行，也容易带来假造仿冒，营私舞弊。仁宗时，有三司吏人模仿三司使的押字，“脱赚钱物”，居然还瞢过了三司副使。另一方面，因押字流行，文人雅士中便有人开始研究收藏。北宋有个名叫施结的知州，好蓄古今人押字，认为从押字的放恣或谨小，可以窥见一个人的性格和度量，便将所藏唐宋名人押字，“尽以刻石”，摩娑把玩，而每次转任必“用数人负之而行”。倒也堪称一痴。

刺青

刺青，即文身，宋代也称花绣、文绣、刺绣、雕青、锦体等。梁山好汉中，刺青的颇多：史进因“肩膀胸膛总有九条龙，满县人口顺，都叫他做九纹龙”，阮小五胸前刺着“青郁郁一个豹子”，鲁智深的背上也“刺着花绣”，而燕青的纹身更是美不胜收， “一身雪练也似白肉”，“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

在宋代，男子文身并不罕见，女子刺青则仅见于南方少数民族。这是因为文身的动机当然希望公开展示人体美，这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汉族女性中自然绝无可能，而南方少数民族大多为越族之后，还保持着“人皆文身”的旧习，以至于“文身老及幼，川浴女同男”，互相欣赏文身之美。这里只谈宋代汉人男子的文身。爱国名将岳飞背上的刺青是最脍炙人口的。据《宋史》记载，他被秦桧诬陷入狱，命他承认谋反，他愤怒地“袒而示之背。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里”。荆州有个名叫葛清的，通体遍刺白居易的诗句二十余处，且以画配诗，人们干脆称他为“白舍人行诗图”。徽宗时，睿思殿应制李质因为刺青而被赐号“锦体谪仙”。南宋时吉州太和居民谢六“举体雕青”，他自称“青狮子”， 人们称他“花六”。据《梦粱录》说，都城金子巷口有一家名吃，叫做陈花脚面食店，店主显然是双脚刺青的，倒也因此产生了广告作用和品牌效应。现存宋人绢画《杂剧眼药酸》中，就画着一个手臂雕青的杂剧演员。

据南宋初年的《鸡肋编》说，“京师旧日浮浪辈以此为夸”，宋代市井显然把刺青视为时尚。《东京梦华录》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说法：宋徽宗晚年，也就是梁山好汉起事前后，东京大街上每有节庆游艺，少年狎客总是轻衫小帽，跨着马追逐在妓女队伍后边，另由“三五文身恶少年”为他们控御着马匹，由于这些恶少露出大腿上的刺青，世人戏称这一马队为“花腿马”。这种时尚南宋依旧长盛不衰，都城杭州社团中有锦体社，成员即由刺青者组成，迎神、比武是他们大显身手的两大节目。尽管明令规定皇室赵姓后裔“不许雕青”，但时尚的诱惑力难以抵抗，据嘉定七年（1214）公文，天潢子弟仍是“文刺者往往有之”。

撇开文身在人类学上的意义不谈，宋代刺青似乎更多体现出时人对男性形体上健美的一种审美观念，《水浒》以燕青为典型，对此多有着笔。第七十四回写到泰安州燕青智扑擎天雕时，说他“把布衫脱将下来，吐个架子，则见庙里的看官如搅海翻江相似，迭头价喝采，众人都呆了”，反映的是一般市民对这种健美的肯定。第八十一回李师师听说燕青有一身好文绣，“三番五次，定要讨看，燕青只的脱膊下来，李师师看了，十分大喜，把尖尖玉手，便摸他身上”，则以女性的视角对这种男性健美表示欣赏。

文身是一种复杂的技艺，需要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和艺术造诣。于是，就有专门为人文身的工匠。《水浒》交代九纹龙史进时说道：“又请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身花绣”，交代燕青时也说：“卢俊义叫一个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一身遍体花绣”。宋时称这种高手匠人为针笔匠，他们往往“设肆为业”。

南宋初年，四大将之一的张俊抗金虽不行，搞钱却来得，他让士兵在行在杭州为他每天搬运石头，营造名叫太平楼的酒肆，以便下海捞上一把。苦不堪言的军士接二连三地逃亡，张俊便想出一个绝招，选择少壮高大的士卒，“自臀而下文刺至足，谓之花腿”，目的是为了“不使之逃于他军，用为验也”。不久，张家军里便传唱开了一首士兵歌谣：

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

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

缠足

在《红楼梦》研究中，对大观园的群芳到底是天足，还是小脚，有过不少考证文章。这是因为曹雪芹是旗人，而旗人女性不缠足不以为怪，于是有考证的必要。类似问题在《水浒》研究中，似乎没人重视。实际上，宋江闹事的徽宗政和、宣和之际，倒是女性缠足史上由宫廷波及社会的重要时期。

女性缠足较早的可信记载，是南唐后主李煜见宫嫔??娘纤丽擅舞，便命她“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使舞姿更婀娜轻盈。入宋以后，虽有仿效，也主要在宫中。据研究，缠足的影响途径大致是由宫廷进入教坊乐籍，再传到京城，最后流行各地的。但据《辍耕录》说，“熙宁、元丰以前，人犹为之少”。苏轼也许是宋人中最早咏赞小脚的，其《菩萨蛮?咏足》下半阕说：

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

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苏东坡这首词的写作年代大约也在熙宁元丰（1068－1085）前后，那时还是教坊乐籍的舞女仿效宫样的阶段。绍圣元符年间（1094－1100）任相的章??所见就已不同，他把妇人脚和洛阳牡丹、建州茶并列为“古所不及”的近世三事，看来缠足在这几十年里已经不再局限于宫廷和教坊了。据《枫窗小牍》，徽宗宣和（1119－1125）年间，缠足走红京城，东京“花靴弓履，穷极金翠”，裹小脚的“瘦金莲方”也开始“自北传南”。《老学庵笔记》说，宣和末，妇女的鞋底尖尖的，都以两色合成，名曰“错到底”，足见京师已缠足成风，连尖底绣鞋都有了流行款式。

《水浒》群像虽然以男性为主，但涉及的女性也不少。作为一部反映宣和遗事的小说，且看它对妇人缠足是如何描写的。梁山好汉中女性仅有三人，孙二娘在孟州开黑店，顾大嫂在登州大劫狱，小说没有写到她们的脚，但肯定不会小脚伶仃的。扈三娘活捉矮脚虎时，说她“凤鞋宝镫斜踏”，避免用“弓鞋”、“金莲”等词语，而特地用“凤鞋”，暗中点明她没有缠足。鲁智深救下的金翠莲，小说倒是两次写到她的脚：鲁达初见她时，但见她“素白旧衫笼雪体，淡黄软袜衬弓鞋”；鲁达打死镇关西逃亡雁门县，再次与其父女相遇，看那女子时，但见“纤腰袅娜，绿罗裙微露金莲”，明确交代她是缠足的。被宋江怒杀的阎婆惜也是小脚，小说的赞语说她“金莲窄窄，湘裙微露不胜情”。被武松所杀的张都监的养娘玉兰，“绿罗裙掩映金莲”，也是缠过足的。第七十三回“黑旋风乔捉鬼，梁山泊双献头”，写到被李逵救出的刘太公之女“云鬓花颜，其实美丽”时，有诗为证：“弓鞋窄窄起春罗，香沁酥胸玉一窝”，竭力渲染其缠足的性感。李师师无疑是《水浒》里的花魁，第八十一回写燕青再次找她，但见“当下李师师轻移莲步，款蹙湘裙，走到客位里面”，用莲步来说明这位花魁娘子是三寸金莲。潘金莲是《水浒》里刻画得最成功的女性形象?D?D尽管是反面的。值得注意的是，她的名字就是小脚的雅称。据说女性缠足是男性为了满足自己变态的性需要，倘若如此，施耐庵在为她命名之际，也许是有过一番考虑的。在西门庆与潘金莲勾搭成奸的过程中，小脚的作用不可小觑：

也是缘法凑巧，那双箸正落在妇人脚边。西门庆连忙蹲身下去拾，只见那妇人尖尖的

一双小脚儿，正跷在箸边。西门庆且不拾箸，便去那妇人绣花鞋上捏一把。那妇人便笑将

起来，说道：“官人休要罗唣！你真个要勾搭我？”西门庆便下跪道：“只是娘子作成小

生。”那妇人便把西门庆搂将起来。

小脚引起的这种性臆想，在南宋文人中已经十分猖獗。刘过（1154－1206）有一首《沁园春?美人足》，简直恨不得做一切与三寸金莲有关的事和物：

洛浦凌波，为谁微步，轻尘暗生。

记踏花芳径，乱红不损；步苔幽砌，嫩绿无痕。

衬玉罗悭，销金样窄，载不起盈盈一段春。

嬉游倦，笑教人款捻，微褪些跟。

有时自度歌声，悄不觉、微尖点拍频。

忆金莲移步，文鸳得侣；绣茵催衮，舞凤轻分。

懊恨深遮，牵情半露，出没风前烟缕裙。

知何似？似一钩新月，浅碧笼云。

不过，总的说来，北宋缠足主要还是有闲阶层的女性，《水浒》的描写也能印证这点。金翠莲自小会些小曲儿，“来这里酒楼上赶座子”的，阎婆惜因父亲传教“也会唱诸般耍令”，玉兰也是唱曲的，李师师是烟花女子，似乎都与乐籍演艺有关。刘太公的女儿乃大户千金，也是养尊处优的。只有潘金莲出身大户人家的使女，算是例外，但大户使女总有点以色事人的意味。

缠足在南宋进一步普遍，这也反映在当时话本《京本通俗小说》里。《冯玉梅团圆》中的玉梅出身官宦，“脚小伶俜”是不足为奇的。《错斩崔宁》里的陈二姐虽是卖糕的女儿，“挨上路去，行不上一二里，早是脚疼走不动”，分明是裹小脚的。连《碾玉观音》中郡王府的使女秀秀 “莲步半折小弓弓”，《西山一窟鬼》里陪嫁的侍女锦儿 “金莲着弓弓扣绣鞋儿”，也无不缠着足。缠足风气经南宋和元代的推波助澜，到元明之际，据陶宗仪说，已是“人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