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早期美国是如何歧视华人的图片，和百年前照片 -- 思炎

Driven Out exposes a shocking story of ethnic cleansing in California and the Pacific Northwest when the first Chinese Americans were rounded up and purged from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communities by lawless citizens and duplicitous politicians. From 1848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natowns burned across the West as Chinese miners and merchants, lumberjacks and fieldworkers, prostitutes and merchants' wives were violently loaded onto railroad cars or steamers, marched out of town, or killed.

But the Chinese fought back—with arms, strikes, and lawsuits and by flatly refusing to leave. When red posters appeared on barns and window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urging the Chinese to refuse to carry photo identity cards, more than one hundred thousand joined the largest mass civil disobedience to d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irst Chinese Americans were marched out and starved out. But even facing brutal pogroms, they stood up for their civil rights. This is a story that defines us as a nation and marks our humanity.

撰写：托尼.普莱特（Tony.Platt） 翻译：北洼

《旧金山纪事报》2007年6月3日

公元1840年到1900年，二百多万中国劳工离开了祖国，在世界各地的种植园和矿场里劳作。他们中的2万5千人加入了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潮。到了1860年代，中国移民已经成了一支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在一些乡村县中，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华人。但是到了世纪之交时，人口一度高达8万的华人中的一大半都离开了――被驱逐、流放或者死亡――幸存者被赶往城市中的少数族裔聚居区。

《驱逐》这本书，就是要探求这一切是如何和因何发生的，它深刻勾画出了美国历史中最被忽视的部分之一。该书的作者，美国特拉华大学的珍.珀菲尔泽教授没有回避：华人在太平洋西北岸所经受的这一切，使她想到了大屠杀、种族清洗和纳粹暴行。她能够证明这一切确实曾经发生过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大多数人对这种恐怖统治所知甚少呢？

珀菲尔泽教授并不是第一位涉猎这个主题的历史学家。例如，亚历山大.萨克斯顿（Alexander Saxton ）1971年撰写的《不可或缺的敌人》（The Indispensable Enemy），对种族主义如何利用加利福尼亚的劳工运动排挤华人进行了研究；在1986年出版的《这片苦乐参半的土地》（This Bittersweet Soil）一书中，陈素贞（Sucheng Chan）告诫人们，不能忘记华人移民在加州农业发展中所做出的贡献；而1993年出版的《一面不同的镜子》（A Different Mirror）一书的作者，罗纳德.塔卡基（Ronald Takaki），则人性化地展示了那些无名华人移民所经历的一切。

但是珀菲尔泽教授的书取得了新的突破。它第一次深入描绘了被中国人称作排华（驱逐）的种族主义运动；它挽救了一段至今仍被遗忘的、繁纷复杂而又不屈不挠的华人抵抗运动史；它还提醒我们考虑对华人的迫害和主流美国人种族主义两者之间的关系。

《驱逐》一书大部分章节都是通俗易懂的散文体，由于作者对大量信件、日记、歌谣和法律文档进行了潜心研究，使该书得以生动地再现了华人当时的生活场景和悲惨遭遇。珀菲尔泽走访了加利福尼亚北部的许多小城镇，在那里，她挖掘出了大量的当地历史社会记录，并通过与年老的居民交谈，获得了丰富的口头历史。在收集资料期间，她将一片叫做“大泻湖”的海滨小型社区当作了自己的调研基地。（我和作者在那儿就加州的种族和优生学进行了交流，她还就此在书中对我表示感谢。）

《驱逐》以令人感到撕心裂肺般痛苦的细节描述，详细记录了从1850年代早期亚美利加河（American River）两岸的矿工们为争夺金矿而爆发的第一次“种族战争”，一直到1882年和1902年美国政府制定一直持续了60多年的《排外法案》期间所发生的故事。在此期间，反对华人的手段层出不穷，而身份识别、攻击、羞辱、隔离和“蒸发”更是他们的惯用伎俩，使许多善良的加州人也卷入其中，参与并谋划了对华人的迫害活动。

19世纪下半叶，在太平洋西北海岸地区发生了一百多起集体杀戮事件。几千名华人被集中到一起，“被强行塞进火车车厢、蒸汽机房或者伐木小船，列队离开城镇，或者被杀害，”珀菲尔泽这样写道。系统化的暴力活动遍及整个地区。1871年的旧金山，16名华人男人和1名妇女被一群暴徒处以私刑。1876年，奇科市的唐人街被大火毁灭。几乎在同一时期，一连串的纵火、谋杀和恐怖袭击，迫使华人离开了特拉基镇。1885年，经过一夜“接二连三的暴力行动”以后，尤里卡市内建起了一座绞刑架，警告每一位仍在城里居住的华人。珀菲尔泽评价说，“清除海岸的红杉林用了100年时间，而清除尤里卡市的华人，只用了一个周末。”

支持对华人施暴的不仅有当地的精英分子，还有他们的同谋：立法机构、警局和司法机构。他们公开侮辱华人形象，称他们为“黄祸”，说华人男子是“卑鄙的、女人气的和亵渎神灵的”，而妇女则是“病态的、和天生不讲卫生的”。妇女只占华人移民的一小部分，但珀菲尔泽通过搜罗出极为罕见的证据，为我们描绘了华人妇女的生活状态，她们大部分都是被贩卖来做性奴隶的，被锁在了妓院中。而少数嫁给中国商人的上层妇女，则在过着另外一种囚禁生活：她们缠了脚以减小活动范围和保持贞操，她们被“禁锢”了，珀菲尔泽写道，进入了一种“残疾的隔离”状态。

《驱逐》并不仅仅是一本描述仇恨和绝望的书：它还是一部非凡的抗争史。珀菲尔泽证实，“中国人并没有安静地离开。”他们继续在夏斯塔地区进行斗争，并在特拉基镇组建了自己的火枪队，在阿玛达县成立民兵组织进行自卫，拒绝离开蒙特里和圣何塞市。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针对中国人的恐怖主义成为了一种国际罪行。在旧金山“中国六大公司”的商人的积极介入下，他们通过诉讼要求对受损财物进行赔偿，并下令禁止警察的野蛮行径。在第一部《排华方案》实施后的10余年的时间内，他们一共提起了700多次法律诉讼。

珀菲尔泽令人信服地证实了美国华人是争取“赔偿权”的先驱。在19世纪，他们采用“不合作主义”（ civil disobedience）结合“共同起诉”（ class action legal suits）的策略，引领了20世纪民权运动的潮流。他们的反抗在1982年大规模抵制《基瑞法案》时达到了顶峰，该法案就是人们熟知的“狗牌”法案，它要求华人移民佩戴一张识别身份的卡片，不然就面临被驱逐的命运。珀菲尔泽将这种全国范围内的立法称作美国“第一批国内护照”，它所引发的抗议“可能是美国规模最大的、有组织的不合作运动。”旧金山的“六大公司”命令所有11万华人移民拒绝遵守这一法案；在中国国内，为了报复对华人受到的虐待，美国传教士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但是到了1894年，中国政府为了与美国签署一项有利可图的贸易合同，放弃了对华人劳工运动的支持。“六大公司”虽然仍坚持通过诉讼解决问题，但是劝告所有华人劳工“遵守法案。”与此同时，1000名华人被捕入狱，其中很多人在经历了数月的牢狱之灾后，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他们为大规模的不合作运动付出了代价，珀菲尔泽总结说，“等待他们的是私刑、深夜搜捕和驱逐。”

珀菲尔泽不但证实了加利福尼亚实施过的种族清洗历史事实，还论证了“灭绝土著居民的政策”和“南北战争结束后的《吉姆.克劳法案》”两者对美国人对待华人态度的影响，反之亦然：“三K党在南方袭击黑人，军队和民兵组织将部落土著人赶出了他们的领地，而白人联盟、工人党和民主党则将华人集中起来，将他们赶出加利福尼亚，并放火将唐人街夷为平地。”

珀菲尔泽将其深厚的学术造诣应用到妇女研究领域，并根据自己多年担任劳工组织者的实际经验，为我们全方位诠释了对华人移民“具有启示性的暴力运动”后面，所隐藏着的文化、阶级和性别歧视等深层次的焦虑感。

该书的主题非常明确，并有极强的说服力。除了“六大公司”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一个谜以外，全书的其它所有目的都全部实现了。还有其它一些部分，作者先是吊起了我们的胃口，后来却没有提供可供思考的内容。我迫切想了解的内容很有很多，包括时而协助白人“猎捕”华人受害者的墨西哥人；支持“反苦力联盟”的“西海岸犹太人组织”；对华人抗争采取隔岸观火的非洲黑人移民；奇科市对男人的暴力行动表示痛心的白人妇女，以及华人男人和印第安纳女人之间的爱情故事等。此外，珀菲尔泽写道，中国商人的妻子们是“真正的先驱，率先在新的乡村城镇定居下来并建立了社区。”但没有提供证据，这很难说服我相信。

如果您是在加利福尼亚长大的，回想一下，您在学校学到了哪些有关华人的历史。您所能记起的可能只是一群无名的辛苦劳工，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又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在1940年代出版的一种典型初级读物里有几幅图画，画面上的华人劳工兴高采烈，正在向一列冒着蒸汽的火车招手，而火车下的铁路就是他们帮助修建的。但是，它没有提到数百名、或者是几千名的华人劳工，因为修建铁路而被夺去了生命。

如果您是在越战期间或者在那之后接受的教育，您肯定了解到19世纪时华人移民的日常生活并没有那么轻松。他们“不受欢迎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您所了解到的和1984年出版并被广泛使用的那本社会研究教材一样，对于华人所经受的长达60年的迫害，同样只是轻写淡描，一带而过。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加利福尼亚一流的历史学家们，加快了华裔美国人文化的消失和衰减的速度。在我的个人图书室里，有一本1930年代出版的常用教科书，告诫学生要对“东方人统治国家”保持警惕。与此非常相似的是，亨廷顿图书馆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影响了加利福尼亚的几代历史教科书制定的历史学家，罗伯特.克里兰德，认为中国人之所以不可信任，是因为他们“他们固守己见，一成不变，不了解白人，也不肯同他们联合，并拒绝接受白人的风俗或者生活方式。”而后来的加利福尼亚历史学家洛克维尔.亨特则认为，排华“明显对美国有利。”

《驱逐》一书不仅纠正了历史记录，还对那些使种族主义变得受人尊重的历史学家进行了还击。珀菲尔泽的书使我们相信对华人的清洗不再是什么奇谈怪论，虽然这为加利福尼亚的历史加上了可悲的注脚，但是，我们现在了解到了更多的历史真相，我们必须要行动起来，因为做出沉痛道歉、建立公共纪念馆、向华人抵抗运动致敬、重写教科书和教学计划的时候到了。

备注： 托尼.普莱特是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