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说文论武之文明复兴(一) -- 井底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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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说文论武之文明复兴(二)

可是在今天,当中国国力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确定,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已经在不远的未来可以实现的时候,倒是有不少知识界的人士想把中国给卖了。不知九泉下的汪精卫老兄会不会苦笑,会不会起来再当一次刺客,刺杀一下这帮不知好歹的人士?

要知道今天的这些所谓精英,不光不以卖国为耻,还要创造出“爱国贼”这样的名词。这种事情,倒是连汪精卫们也不大看得起了。

在明朝末年的时候,名妓女李香君和董小宛,和号称四君子中的两位侯方域和冒辟疆,上演了乱世佳人的爱情故事。其实还有一位名妓女,叫做柳如是,嫁了复社的60岁的老翁钱谦益。钱谦益是当时明末的文坛领袖,出任了南明的礼部尚书。当清军破城的时候,柳如是提议说:“国破家亡,俺们跳河死了算了!”

结果钱谦益这位本来最有责任,以一死而报君王的重臣,沉思半响,说道:“这水太冻了,实在跳不下去。”于是烟花女子柳如是说,俺自己跳了。但是跳水自尽的她被一把给拖了回来。然后钱谦益就带领着满朝文武,冒着倾盆大雨,不怕冻地出城向清军主帅多铎投降了。

当时清朝的规矩,就是朝廷的正职必须由八旗的满族、蒙古族、和汉军旗人的官员担任,投降的南明官员只能担任副职,因此明朝的礼部尚书,就成了清朝的礼部侍郎。这个行为,被当时人讥笑为两朝领袖,算是“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

不过后来在柳如是的劝说下,他辞了清朝的官以后,偷偷的和自己的学生们,比如说顾炎武和郑成功联络,并倾尽家财暗暗资助反清义军,还策划了南北明军会师长江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后来在郑成功成功沿着长江打到南京,得不到当地乡绅的支持而失败。

当然在钱谦益的这些行动中,柳如是起的作用非常大。根据历史学家陈寅恪的考证,其实当时柳如是和复社的另外一位才子,后来抗清而死的陈子龙是情侣,但由于陈子龙的原配夫人,不接受这位重情义的妓女而作罢。大概只有这位风尘女子算是继承了梁红玉的衣钵,是值得后人钦佩的人物。

复社后来在顺治年间,因为部分成员坚持抗清,而在9年(公元1652年)被迫解散。在复社中间,出现了对后来中国思想界影响非常大的两位先驱人物,一个是顾炎武,一个是黄宗羲。

这两位大思想家,加上王夫之,应该算是当时的知识界对理学和心学泛滥的一次深刻的文化反思。首先是在政治思想上,他们继承和发扬了孟子的民本思想。黄宗羲提出了政府官员,就是儒家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应该“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这样的现代意识的民主思想,要远远超越了法国的大思想家卢梭。

而这种“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提法,算是打破了孔子政治学说中,对君臣这个社会等级制度的基本肯定,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一大突破。

在对理学和心学的批判上,顾炎武反对一心向佛的心学的玄虚,提倡用实学代替理学。不拘于读史学经,而在于客观的调查研究,倒是和英国的大思想家培根有共通之处。

顾炎武的思想,算是继承了南宋的浙东学派。当时和主流的朱熹的程朱理学,以及次主流的陆象山的心学(后来在明朝的王阳明集大成)竞争的这个学派当中,比较著名的是永嘉学派的思想。当时永嘉,就是现在浙江东部的温州一带,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相当发达,对外贸易异常活跃。因为这种经济情况而产生的儒家学者们,他们要求的是儒家学者钻研经世致用,改变儒家传统的重农轻商,而采取工商并重,并要求厉治强兵,抗击外敌。

这个统称为浙东学派的思潮中,还包括和永嘉学派相近的永康学派,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例如南宋的爱国诗人陈亮,是这一个思潮的领袖。在这个学派的思潮中,一个主要观点,就是反对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这种不近人情的高道德标准,提出了“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的观点。

其实反过头去看朱熹的理学,可以发现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理学中的义和利之辩,虽然继承了汉朝大思想家董仲舒的“正其意不谋其利”,但是在现实社会中,确并没有实践的可能。当年在董仲舒时代,儒生还是一个人数非常小的精英团体,是完全可以被政府行政部门完全吸收。而由于这个时候的儒生,其大量的比重是来源于豪门精英,因此在经济生活上无需要对“利”太过着重。

但是在宋朝以后,一方面是科举制的程序化,另一方面是活字印刷术的普及,导致的教育成本大幅度降低。这个新的局面,就是俺们今天看到的,大学毕业生多了,找工作难了。而在宋朝的时候,就是儒生多了,要考过科举的机会小了。就算是通过考试,能够找到政府工作这个公务员职务的人也不多。

因此有不少儒生,包括有功名在身的人士,不少最后是去经商了。尤其是南宋时期,大概活跃在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的商人们,不少都是有功名身份的。对这些经商的人士们,你要求人家不要讲究利润,要在签每个商业合同的时候,义字当头,君子趋于义,小人趋于利,未免太不现实了。

而在南宋发生的这一个变化,就是这些有功名在身的士人,又成了成功的商人,产生了地方上的士绅阶层。这个阶层的人们,文化上受到人们的尊敬,经济上因为银子多,就更受到人们的崇拜,自然就成为了地方上的主导力量。

这种因为基层民众的教育水平提高,客观上就增加了地方上自我管制的能力,而同时就降低了政府,尤其是地方一级政府,在行政管理上的重要性。这样的结果,就是政府部门在地方上,其实已经基本不参与当地事务,只要朝廷的税收拿得上来,地方治安又没有太多问题,那么大部分的地方事务,都由这些亦儒亦商的地方士绅们给包办了。

这时候的中国,出现的情况就是,上面一层是貌似中央集权的政府,负担着国家政治统一上的任务,而保持了对社会其他领域的强势主导地位。但是又由于知识人士的大规模出现,地方自我管制能力提高,地方政府对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倒是没有太多的干预。因此中国出现了政治统一、经济区域和文化多元的现象。

另外两个中国社会的重大变化,一个就是从北魏太和九年(公元485年),由孝文帝颁布的均田制,经历了300年,从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朝和唐朝,终于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在两税法的实行下,给废止了。

其实当初均田制的出台,主要是为中央政府提供足够的自耕农人数,一方面保证国家税收的来源,和军队人丁来源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防止地方豪门望族,在土地兼并下,同时拉起可以和中央政府对抗的豪强地方武装。

而在唐朝,由于科举制的制定,和唐太宗李世民的重新修订氏族志,从汉朝以来就不断坐大的贵族豪门望族,逐渐式微。而实际上的土地逐渐集中和兼并,在缺乏大族影响力的情况下,对朝廷的威胁大大降低,使得均田制的被放弃成为可行。

而伴随着土地兼并的出现,在唐末黄巢大乱之后的割据局面到宋朝的开始,并没有造成以往那样大规模的人口衰减。这就形成了宋朝时代的一个社会特征,就是大规模城市化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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