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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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继续歪楼】【马克】兄弟们八一下柯老

在中共八大的20名政治局委员中,至今没有出版传记的,只有柯庆施一位了,关于柯老,还是有不少可扒之处的,如:胡柯斗法,以柯代周、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以及江湖传说最邪乎的柯庆施之死了。

俺留几个链接在此,供兄弟们扒扒。

【作者:方海兴;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共和国历史上的柯庆施

1950年7月,当曾任石家庄市长的柯庆施拟任南京市委书记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及华北局书记聂荣臻等曾联名致电华东局,称他“在团结干部及履行工作任务方面是有缺点的”,望华东局“随时注意加以帮助”①。而这之前,柯庆施的个人履历上已经有着不良记载:1933年中央派他赴满洲省委执行任务时他因畏惧敌情中途脱逃却谎称已去,延安整风中曾给他这一问题的结论是“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②。

按理来说,这样一位“问题官员”不会太得重用。然而到华东后的柯庆施却是仕途青云直上。他于1950年8月任南京市委书记,两年后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1954年接替陈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当年大区撤销后唯一组建的中央局)书记,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上并非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他擢升政治局委员,同年还兼任上海市市长、华东协作区主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1960年任重建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1964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升任国务院副总理。

在那个时期的共和国历史上,柯庆施的如此官运亨通实属罕见,个中缘由也就耐人寻味。固然这与时代氛围、党内制度有关,但最主要者应是他坚持曲意逢迎最高领袖、窥测风向而动的为官准则。正如1980年陈云谈《历史决议》中如何写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时所说:“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他愿听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③

【作者:邓伟志;来源:<党史纵览>2003年第9期】如何评价柯庆施

长期以来,不仅出版物中没有柯庆施的书,就连单独评价柯的文章也没有。大多都是在讲什么事的时候,带上一笔。这“带上一笔”又分两类,一类是指名的,再一类是不指名的。指名的多是否定柯,不指名的多是肯定柯,熟悉情况的能看懂这是在说柯庆施做过的一件好事。

最近终于出现了两篇专门讲柯庆施的文章。一篇是冯锡刚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一篇是金平的《关于柯庆施几件事的真相——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均见《随笔》杂志)。前者全盘否定柯,后者充分肯定柯。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和思考。

柯庆施支持“评海罢”吗?

 

“文革”以后,柯庆施在政治上的名声不好,最主要的一个缘由是盛传“柯庆施支持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大家知道,三十年前一直讲,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评海罢”)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文革”被否定以后,“评海罢”成了十年浩劫的先声,人们很自然的对“评海罢”的支持者有反感。社会上有很多书籍、文章都在讲是柯支持“评海罢”的,还能不相信吗?

可是,不符合事实的话重复千遍,也决不能等于事实。

“评海罢”的始作俑者是康生等人。先是曹轶欧请人评,后是江青组织人写。1964年,江青在北京找人写,未成,1965年春又转而到上海。江青是怎样找到张春桥、姚文元的?是不是通过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还是其它人,说法不一。不过,可以从姚文元的写作时间上找到一些线索。

为了弄清姚写作的时间,我向当时同姚坐在一个办公室的胡锡涛打听。胡锡涛回信说:“4月(65年——邓注)下旬,内刊与华东局办公厅对换办公地点,从丁香花园迁出,搬入宛平路11号那幢三层楼。我的办公室在第三层楼。……我搬入时,我的办公桌是很小的一张,而在右侧有两张大写字桌。公务员说是为姚文元准备的,他写文章要大桌子。五一节过后不久,姚大摇大摆来了,我弄不清他来干什么,但他是内刊编辑部副主任兼文艺组长,是我顶头上司,我不过问他的事。他来后,没有马上进入写作,先是到二楼与原《解放》杂志的同事聊聊,如钦本立、林学渊等等,但也没有透露写什么文章。直到过了近一个月,我在周末过组织生活时,听林学渊讲:姚文元在写评吴晗的《海瑞罢官》,是由翁佩珍打字、油印,看到油印稿,才知道这件事。我听了也没在意,姚写批判文章多了,以为这一篇也只是个人兴趣所致。……从五月一直搞到十月,断断续续写了六个月,大约写了十稿。……他写到第八稿时,主动让我看稿(平时我不看他的一堆书稿),还叫我提意见。”

另外,据协助姚查史料的一位历史教师讲,姚是于1965年5月开始动笔的。姚在写了好几稿以后,交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审阅、讨论、修改、定稿的,最后于1965年11月发表。

姚文元当时的编制在解放日报文艺部。报社当时的领导最近说:“姚文元写评海罢时,向我请过假,说市委要他写个东西,“五一”以后文艺的稿子一般不看了……”

这就是说,在姚动笔之时,柯已于1965年4月9日离开人间。柯又怎么会支持“评海罢”呢?有人说的,江青是2月到上海找人写的。就算姚2月开始准备。那2月柯已在广州养病,3月从广州出发与贺龙、聂荣臻同机去成都,在成都养病。组织上早已决定柯一般不再过问上海的工作。试问:柯怎能给姚文元以支持呢?

据当时的卫生部长钱信忠说,自柯动手术后,他便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陪柯在北戴河等地疗养。柯“自1964年7月至1965年4月逝世,就没回过上海。”——为了印证钱部长的说法,我请友人排了个时间表。柯1964年3月28日发烧,29日住进华东医院,4月17日周恩来专程到上海了解柯的病情。4月18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批准专家对柯做肺癌手术的建议。4月19日周恩来在沪参加柯的术前会诊。4月20日晨,柯开始手术,周恩来在医院守候了3小时。当晚,周恩来看望尚未苏醒的柯。5月,周恩来、陈毅陪同外宾访沪,一下飞机就赶到医院看柯。7月14日经中央安排,柯由钱信忠护送前往北戴河养病。9月18日柯离开北戴河去北京。10月柯在京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国庆活动。10月23日由北京去广州养病。1965年1月19日,柯在广州与邓小平一同会见日本******总书记宫本显治。3月23日柯离广州去成都。

关于柯庆施之死的八卦就更多了,不过,在这里看来,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麻醉师方兆麟与柯庆施之死

柯庆施的保健医生胡允平作了介绍:柯庆施昨晚赴宴,回来睡前又吃了些花生米,觉腹痛。经过成都和北京的医生会诊后,未见好转。所以上午来电,请上海医生来。

当天晚上,在四川医学院,对柯庆施遗体作了解剖。由钱信忠带着参加抢救工作的医生在一旁观看。经讨论,一致认为,柯庆施死于急性出血性胰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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