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188万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改造述要（上） -- gaogeli

如果把改造起义部队看成是一场政治战役，那么，战役的突破口就应该选择在对方最要害、最薄弱的地方。

在哪呢？

比较而言，潘朔端部虽然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叛变，但后期的改造却非常成功。更为重要的是，潘朔端部在随后的日子里，也就是郝鹏举部和高树勋部还没有发生叛变或疑似叛变之前，摸索到了这场政治战役的突破口，进而闯出了一条改造起义部队的新路。

闯出这条新路并找到这场政治战役的突破口，源于一次“倒过来讲”的政治教育尝试之中。

据“民主同盟军第1军”政治部主任徐文烈1947年主持撰写的《民主同盟军一年来的改造工作》记载：

1946年8月初，当东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徐文烈从北安东北军大总校调来担任民主同盟军政治部主任时，民主联军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华交代了在坚持先“稳定”、后“改造”分两步走的工作步骤基础上，实行“大胆开放民主，大胆发动群众”的改造方针，实现“打破旧制度”，争取“士兵翻身”的改造目标，以及“自上而下的合法斗争，自下而上的民主斗争”的“工作方式”。

根据新的工作精神，民主同盟军第1军政治部主任徐文烈、副主任李毅等政治工作干部对旧军队的改造进行了大胆探索。

起义前，该部军官殴打士兵非常普遍，方法五花八门，十分残忍。士兵江源涛揭发，一名士兵因骂了营长，军官便“集合全连实行千刀万剐，先刮眼皮，再挖眼、耳、鼻……”。“士兵刘家禄说，在云南补训团时，连长叫吃逃兵的肉，刘不吃，连长说：‘你们当班长的不吃，就吃你的肉。’”江源涛所在分队共有4名士兵“被压迫吃过人肉或喝过人血”。在笔者采访过程中，一些古稀老人说到在旧军队挨打，至今依然哽咽难言泣不成声。

然而，起义之初安东整训期间的政治教育，多是从正面讲国民党反动派“卖国独裁”、“发动内战”等大道理，结果，不但与起义官兵亲身体会的剥削、压迫距离太远，还常常与起义官兵长期形成的“正统观念”相抵触。后来，徐文烈等政治工作干部采取“解剖麻雀”的方法，具体考察了一个连队，结果发现，在139名士兵中，对国民党蒋介石有敌意的只有两个人；觉得国民党蒋介石的黑暗统治不好，但认为自己的命该如此的有5人；对乡镇保甲长及恶霸地主没有敌意的只有11人，其余全都痛恨乡镇保甲长和地主恶霸。另一个连队的84名士兵中，有83人挨过军官的打，没挨过打的只有一位某军官的亲戚。

在此调查的基础上，徐文烈等政治工作干部做了个“实验”：“倒过来讲”，先从士兵亲身感受乡镇保长、甲长和恶霸地主的剥削压迫讲起，从士兵所遭受长官的欺压讲起，再来讲蒋介石统治集团维护阶级压迫制度。

果然，一“倒过来讲”，几乎是瞬间，便激发了起义士兵的阶级仇恨和政治觉悟。

不巧的是，徐文烈等政工干部刚“摸到一些头绪”，“反省诉苦坦白综合性的大会”“正轰轰烈烈起来”，国民党开始大举进攻我南满解放区。虽然，此时已在整编后的5名军、师起义将领中发展了2名中共党员，还争取到15.6%的中下级军官为“进步分子”，但由于改造工作不彻底，大规模的叛变还是在部队向北满解放区转移途中的石人车站发生了。

由海城起义部队改编的“民主同盟军第1军”发生大规模的叛变事件后，我东北民主联军派入的军政治部主任徐文烈总结了两条主要教训：其一，是组织上对军官、尤其是对“团营两级的争取未做到应得成绩”，对少数占据重要职位的反动分子在组织上“未作适当处理”。

基于这条教训，后来对起义部队的改造，便实行了这样一条组织原则——“必要的组织调整为思想改造开道。”

对起义部队的组织调整，主要是对军官的调整。调整的方针是“审慎使用，积极团结教育，使之逐步发展成为人民军队的干部”。在此方针指导下，“对军官区别不同情况，采取少数清洗、多数调学、部分留队等方法”。将多数军官送军政大学学习，一方面，从组织上割断旧军队内部的封建联系；另一方面，组织军官系统学习革命理论，一边学习，一边审查历史、改造思想。学习毕业后，根据个人表现和实际工作的需要，分配具体工作。

如1946年5月海城起义的潘朔端部，于当年10月叛变事件发生不久，部队即着手清理了一些不可靠的旧军官，或者发路费放他们回家，或者调离起义部队。政治整训正式开始之前，部队在已经送了160余名起义官兵到东北军政大学辽东分校系统培训的基础上，又抽调150余名军官前往黑龙江省北安县，进入东北军政大学总校，编为第9队，学期9个月；然后，在兴隆镇成立了两个士官训练队，从班长和士兵中选拔了300多人参加培训，其中1队学期3个月，2队学期6个月。

又如1948年10月在长春起义的原国民党第60军，正式改编为解放军第50军之前，大体作了如下组织调整：

第一步，清洗少数反动分子。部队刚一起义，就将因有国民党嫡系背景或“特务”嫌疑而在起义时被先行扣押的军参谋长徐树民、暂编52师师长李嵩及所属3名团长，移送解放军；起义部队一进入解放区，全军各级国民党政工人员和谍报人员立即集中，有特务身份的，送往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注：“解放军官”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解放战争期间创建的词汇。本来，俘虏就是俘虏，中国共产党却明令各部队一律将俘虏兵改称“解放战士”，将俘虏军官改称“解放军官”，将战俘营称为“解放战士教导大队”或“解放军官教导团”。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被俘”是一种耻辱，“解放”却是一种新生。一词之改，体现了对俘虏人格的尊重，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理想的追求），其余人员送往齐齐哈尔东北军政大学，边组织学习，边甄别考察；随后，个别清洗或资遣了一些特务、警察、宪兵、土匪、恶霸等；对少数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坚决不愿留在解放区的军官，还网开一面，准其以“请长假”形式离队。与这部分人同时离队的，还有一些老、弱、病、残人员。

第二步，迅速为起义部队调配政治工作干部。解放军干部大体到齐后，首先宣布取缔旧军队中一切反动组织和封建组织，同时，以精简整编形式取消军、师两级八大处，在全军团以上单位重新编组司令部和后勤部，建立政治机关，配备连以上各级政治工作干部。

第三步，将2 490名起义官兵（多数是军官）送东北军政大学学习，编为第11期第5团，200余名军官眷属亦随之同往，参加学习。

2 490名学员经过10个月的系统学习，除极少数外，均于1949年9月毕业。其中，有557人分配回第50军，其余人员分别编入第四野战军其他10个军。在此前3个月，另有经牡丹江解放军官教导团改造后选取的467名原国民党第93军在锦州战役被俘的中、下级云南籍军官（其中中校1人、少校10人、上尉64人、中尉88人、少尉150人、准尉154人），分配到解放军第50军任职。

虽然，上述组织调整确保了对起义部队的组织控制，但中国共产党人还不满足，因为人民解放事业需要的，不是炮灰，不是打手，更不是奴才，是有人格尊严，懂得为亿万劳苦大众的权利也为自身权利奋斗的自觉战士。

八、泪血大控诉

早在1947年，徐文烈总结“民主同盟军第1军”发生大规模叛变事件的第二条主要教训，是“政治上尚未彻底改造这支部队，在旧军制下军官压迫士兵、士兵盲从军官的反动思想传统没有打垮”。而如何迅速、有效地“打垮”起义官兵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反动思想”，正是当年中国共产党人苦苦寻求的改造起义部队这场政治战役的突破口。

自然界的石墨和金刚石都是由碳原子构成的，但它们的硬度却有着天壤之别，其原因就在于它们各自的空间结构不同。

徐文烈等我军政治工作干部在改造起义部队的实践中，发现了政治教育的内容、形式的排列组合直接影响教育的效果，进而，在“倒过来讲”的尝试中，找到了改造旧军队最有效的内容和形式——控诉运动。

潘朔端部发生“石人车站叛变事件”后，从反面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对改造起义部队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起义部队于1946年年底到达北满根据地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后，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东北局委员兼东北局敌工部部长李立三亲临指导，由红军干部徐文烈、李毅具体组织实施，起义部队展开了以控诉运动为核心内容的彻底改造。

从此，以“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整训，就成为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经典绝活儿。

在国民党军队，绝大多数士兵和一部分军官都出身于贫苦农民，都是被抓来、逼来的壮丁，谁没有一肚子苦水？谁没有一把辛酸的眼泪？

国民党士兵在旧军队所受的阶级压迫是骇人听闻的。

在经济上，军官 “吃空”（就是虚报士兵人数，以贪污空额的薪饷和粮代金）贪污司空见惯，克扣士兵的伙食更是“家常便饭”，有的军官甚至还要以“保管”、赌博等形式，勒索士兵的钱财。

在人身权利上，国民党军队内部通行残酷的体罚、肉刑制度，军官对士兵，上级对下级，有随意打骂的权力，甚至可以草菅人命。

地方军阀部队是这样，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不例外。以胡宗南第7兵团为例，据该部士兵揭发，一些军官虐待、残杀士兵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其430团的副营长陈××当机一连连长时，士兵刘炎春开小差被抓回，陈××将刘炎春吊起来毒打，打死后，尸体扔到野外喂狗，再把死者的双耳割下来，悬挂在墙上，然后集合全连宣布：“你们看这是什么东西？以后谁再逃跑，就这样办！”

其351团士兵岳全福揭发：他16岁时被保长抓了壮丁，村里与他同时被抓去当兵的有10人。这10人中，有2人被枪毙，有1人被打跌死崖下，还有1人因为解手没请假，被军官活活剥了皮！

其473团副营长王××接新兵的时候，遇见几位病号走不动路了，就欺骗他们说：“谁走不动了，说一声，我放你们回家。”有4名士兵刚扭头往回走，被王××叫住，他让4名病号跪在四五丈高的崖边，抄起一根棍子，一棍子一个，全把他们打到沟底，然后，扬长而去。

其158师军官邓××揭发，他当排长的时候，一次跟着迫击炮连连长到四川接新兵，亲眼看见这位连长杀死了20多名开小差的新兵。多是用铡刀铡死的，还有用“五马分尸”等办法杀死的。有一位新兵跑了，他带人到新兵家里去抓，没抓到，就放火把新兵家里的房子烧了。还有一次，没抓到逃兵，就下令让4名士兵抬起逃兵的家属放在火上烧，直到烧死。

其55师参谋主任朱×，曾命令直属连连长：“凡是士兵犯了错误，一律活埋！”此人曾在一次处罚士兵时，当场挖出士兵的心脏，挂了两大串。士兵揭发他“常有吃不完的人心”。

其349团2营排长石××要鸡奸一名士兵，被该士兵拒绝，石××竟弄来一根红萝卜往这个士兵的肛门里硬塞！

其某师副师长×××是个性变态狂，过去他的部下只知道他经常利用职权强行鸡奸下属，谁知，通过诉苦一揭发，被他鸡奸过的部下竟然多达89人，气得起义官兵群众纷纷要求把这位副师长裤裆里的玩意给割了！

据统计，在第144师的2 451名士兵中，母亲被强奸有107人，被霸占的有21人，被迫改嫁的有185人；妻子被强奸的有57人，被霸占的有53人，被迫改嫁的有93人；士兵被强奸、霸占的姐妹有159人，被强奸、霸占以及被迫改嫁的嫂嫂有175人；士兵的母亲、姐妹、嫂嫂被强奸、霸占以及被迫改嫁的，总计达850人。

该师2 451名士兵在旧军队中，被吊打过的345人，被捆打过的289人，被棒打过的1 238人，被刺刀打过的13人，被枪托打过的677人，被打过耳光的1 362人，被皮带打过的945人，被拳打脚踢过的991人，被打昏死过去的53人，被打吐血的20人，被打残废的22人，被罚过跪的1 298人，被罚过冻的535人，被罚过晒的128人，被罚挨饿的1 302人，被罚过喝尿的1人，被罚过吃地痰的1人，枪毙未死的33人，活埋未死的24人……

控诉运动开始后，该兵团的士兵一个个哭得撕心裂肺、惊天恸地。控诉会上，有的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来。第472团2营召开诉苦大会，第一次大会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会又昏倒了35人。

控诉大会下来以后，有的哭得两三天吃不下去饭，还有的甚至哭得一时精神失常。一位叫何思勤的士兵诉苦后，哭得精神失常，耳朵听不见了，也不吃饭了，谁劝他，他都不理睬。后来人们发现，何思勤诉苦以后特别敬重毛主席，于是，到吃饭的时候，就给他写了个条子：“毛主席叫你吃饭！”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如果大吵大闹，就再给他写个条子：“毛主席叫你睡觉。”只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听话。后来，何思勤在上级批准他参加人民解放军时，喜出望外，逐渐恢复了正常。

起义官兵轰轰烈烈的控诉运动，彻底撕开了改造旧军队的“突破口”。

随后，便是思想改造的“纵深战斗”。

控诉运动的第一步，是“倒苦水”。接下来，就是“算细账”，结合驻地附近的土地改革运动，先算“剥削账”。

1932年，国民政府颁布的《租佃暂行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缴租“最高限度不得超过当年正产物收获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并禁止包租、预租和押金。1942年1月，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确定了“二五减租”的原则，同时规定了减息的办法，即规定年利率一般为一分（即十分之一），最高不得超过一分半。

地主把土地租给农民，实际收多少地租？士兵全是农家子弟，一问都知道，少则对半开，收获的粮食农民自己留一半，另一半交租；多数是四六开，农民留四成，六成交租；剥削最重时三七开，农民只能留三成，七成归地主。“驴打滚”的高利贷就更不用说了。

不算账不知道，一算账气得跳：原来穷人受穷都是地主剥削造成的！

原国民党第158师警卫连士兵张正全过去给地主当长工，一年到头受苦，自己的母亲却活活饿死。算账后他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穷的，老是怨命穷，怪上一辈没有留下什么家产。算了账才知道，原来是被封建地主剥削穷的！”

原国民党第36团士兵梁士统过去一直认为人有贵贱之分，并说：“要是不租地主的田地，不就把佃户给饿死了吗？”他自己的哥哥被人打死，他还认为是自己的父亲没有享受儿子福的命。过去他几乎年年都要求神保佑。有一年他给神上了5升苞谷的供钱，但那年却下了一场暴雨把苞谷打了个稀烂，还以为得罪了神。经过思想教育，梁士统终于算清了旧社会的“思想欺骗账”。

算完“经济账”，再算“政治账”：看看周围的村子，地主、富农占多大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十。再看国民党军队，士兵有几个不受剥削压迫？共产党依靠人民，发动人民，总有一天会彻底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第三步是“挖苦根”：云南地主老财剥削人，四川的地主老财剥削人，东北的地主老财也剥削人，为什么？万恶的剥削制度是劳动人民的“苦根”！

开展控诉运动之前，起义官兵在“国民党消极抗战”、“国民党反动派必然灭亡”等一系列问题上常常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争论中甚至有人扬言要杀掉学习积极分子，一经涕泗滂沱的泪血大控诉，从前的争论戛然而止，几乎是瞬间，广大起义官兵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共戴天！

觉悟了的起义官兵，只听共产党的话，起义部队除了共产党，谁都拖不走了！

一位起义团长曾感慨地说：“要讲改造思想，共产党的办法太多了，上下五千年，中外八万里，没有谁能比的上！”

据当年集中到东北军政大学学习的原国民党第60军的起义军官说：开展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是坦白运动，当时叫“思想还家”运动。

所谓“思想还家”就是说，起义是回归人民阵营，起义官兵多数虽然来自劳动人民家庭，但由于参加了旧军队，受反动思想的长期毒害，不仅参加过反共反人民的战争，其中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军官，还不同程度地干过欺辱老百姓、虐杀战俘、压迫残杀士兵、克扣士兵粮饷、吃空贪污、走私贩毒等坏事，并沾染了吃喝嫖赌的恶习。起义，只是形式上回归人民阵营，灵魂深处旧社会、旧军队的那一套并没有根除，因此，要真正从思想上回归人民阵营，就必须与旧我进行毫无保留的彻底决裂。

与旧我的决裂，是心路历程上一个异常痛苦的过程。每一位起义学员都要写一份自传，交代自己的全部历史，尤其是要坦白在反共内战期间做过哪些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哪怕是摘了老百姓一个西瓜，都必须一件不落写上去。不仅如此，对别人的罪恶也要毫不留情地予以揭发。

“思想还家”运动的政策相当明确：在思想领域，共产党不搞“既往不咎”，不管是谁，历史上的罪恶，以往的丑事陋习，必须从思想认识上作彻底清算。在此基础上，不管有多大历史罪恶，只要自己主动坦白了，就不再追究。

“思想还家”运动的“关”，通常是这样设置的：本人的反省自传写好后，先提交班务会，由同班的起义学员进行初评；初评通过了，交连部审批；若初评没通过，本人需针对存在的问题重新反省，再提交班务会复评；若复评还没通过，那么，领导就要出面到尉官连队和士兵连队请来一二十名知根知底的老部下，坐在大通铺上，围成一圈，面对面地帮助你反省，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直到你彻底坦白，低头认罪。

学员们还被告之：“思想还家”运动在部队和军政大学以不同的方式同时展开，并定期交换揭发材料。

“思想还家”运动，在起义部队中也搞了，但名称不同，改造海城起义国民党第184师时，叫“坦白运动”；改造长春起义的国民党第60军时，叫“阶级自觉运动”；改造在四川德阳起义的国民党第7兵团时，叫“揭发与批判旧思想的民主运动”；改造在四川彭县起义的刘文辉部、邓锡侯部、潘文华部时，叫“反对不良风气运动”。

群众发动起来了，人间的什么丑事、恶事都遮盖不住。

在昔日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队里：

第117师师直属队士兵刘孝春控诉：自己被逼给长官太太洗“月经布”，不洗就罚跪。

第473团军官马××坦白：1949年该部从宝鸡撤退下来时，胡宗南下令向宝鸡县政府要100辆大车。县长受命后，支派警察到街上、路口，见到老百姓的大车就抓，然后交给马××。一些车主为了要回大车，就把马××请去下馆子、打麻将、洗澡、玩妓女。结果，钱大把大把地花了出去，不但大车一辆都没有要回来，车夫也全被编入部队当了二等兵。

第472团徐排长揭发：在江西修飞机场时，他亲眼看见某连长抓来一个未成年的小女孩，为了发泄其兽欲，竟然用刺刀把女孩子的阴门割大，致使女孩子被强奸后惨死。

第27师情报参谋傅××交代：他直接、间接枪毙、刀砍、活埋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解放军官兵和老百姓共101人，在山东作战时，还杀了4名农会干部，并把他们的心脏挖出来吃了。

第351团4连排长黄××坦白：去年他带一排人在湖北放排哨时，截住一队小学生，全部刺死，留下女教师女学生4人，被全排轮奸致死。

仅据对117师、144师、158师坦白反省情况的统计，这三个师7 449人中，曾有1 903人企图逃亡，有658人企图叛变或当土匪，有108人有企图杀害我政治工作人员，有478人贪污过，有291人盗卖过公物，有1 424人抢劫欺诈过群众。

运动之初，一些官兵满不在乎，个别老兵油子讲述自己调戏奸污妇女、嫖宿娼妓的时候，津津有味，参加讨论的士兵哄笑一堂。

压住这种苗头的办法还是诉苦：在旧社会，你的家人，包括你的母亲、姐妹是怎么受苦的？在旧军队，你自己又是如何给人民群众带来灾难的？这不是忘本是什么？所做的坏事，全推给旧社会、旧军队行吗？自己就一点责任没有吗？花街柳巷的那些妓女是真正“自愿”吗？不，那是一群被金钱和权势摧残的阶级姐妹！

果然，经过诉苦、评议，没人再笑了。有的起义官兵甚至边痛心疾首地反省自己，边嚎啕大哭，当场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表示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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