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建安九年：河北群贤 -- 李靖岩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建安十七年十二月，曹操兵下濡须口，与孙权隔江相持。几乎是同时，因病留守寿春的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荀彧收到一个从前线寄给自己的食盒。然而打开后却空无一物。空白的食盒似乎预兆着什么。于是荀彧饮药而卒。终年仅五十岁。对于一个卓有建树的政治家来说，也算英年早逝。

荀彧死亡的消息迅速被江东探知。孙权随即贴出布告，指斥曹操因为荀彧拒绝执行他杀害伏皇后的命令而迫害荀彧致死。布告贴到蜀中，刘备给了八个字评语：老贼不死，祸乱未已。

是时三方鼎足之势已成，彼此再无顾虑可言。横竖二五也是一十，以炎汉正统自居的刘备干脆就将曹操比做汉朝的庆父，也即祸乱根源。历史学家们认为关于孙权指斥曹操一事证据不足，以荀彧之聪明智慧，便有此事也不会落到如此狼狈。但江东并不在乎给政敌曹操多加一条哪怕虚拟的罪状。何况迫害伏皇后实在是有的。而且是有大贤之名的“龙头”华歆亲自带队执行。虽与荀彧无关，却同曹操有碍，也不能说绝对冤枉了他。而荀彧之死也的确与曹操有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曹操逼死了荀彧。

而这两人彼此的推诚相待亲密合作至今已经二十一年。二十一年以来，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取代荀彧在曹魏集团中的作用或对曹操的影响。虽然曹操麾下谋臣如云，尽有奇思妙策人所难及者。但是荀彧只有一个。所有谋臣之中，只有荀彧被敬称为令君而不名。这不但是曹操也是许都所有名儒文士们的共识。二十一年来，每当曹操领兵出战时，留守根据地负总责的一般总是荀彧。曹主外，荀主内，曹操是大汉王朝的丞相，而荀彧却是曹操的丞相。荀彧道德厚重，学问渊深，忠正老成，政事通达，爱才善举，能识大体。许都冠冕之中他是当仁不让的第一人。因此有所谓五百年间命世者之称。曹操说，“与君共事以来，立朝廷，君之相为匡弼，君之相为举人，君之相为建计，君之相为密谋，亦已多矣。”司马懿说，“书传远事，吾自耳目所从闻见，逮百数十年间，贤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

然而事到建安十七年，曹操竟已不能再容忍这个贤才大德继续生存下去。因为之前不久荀彧曾反对过曹操晋爵魏公的建议。虽然措辞并不苛刻，语调也并不激烈，但反对的意见既出自荀彧之口，就绝不能小视。曹操为之很不高兴。

公爵的取得非同小可。因为这已超越了寻常所谓臣僚的范围，而有开府建国之权。之前，曹操也可以将贤人们招揽进丞相府以便为自己服务。比如杨修或七子们。但从体制来说，丞相本身即是汉臣，因此他的僚属们便也均为汉臣。而倘若跃升为公，则可裂土分茅，建立自己的国家。定都并且组建从属于自己的文武班子。汉朝初肇始时，诸王威权极大，在各自的领地上行政、军事、财政一总统之，虽有朝廷派出的相和尉加以匡扶，但仍经常出现诸王权力大到破坏平衡的程度。因此本朝中后叶尽管名臣辈出，如国公级别的大人物却极罕见。之前建安元年时汉献帝刘协迁都许昌，从此开始建安时代。但也正在这一年，王朝的实际权柄即归于曹操。因此一般公卿官佐们都在努力的揣摩皇帝与曹操之间的关系以求在两者中寻找到平衡。因此曹操倘若晋爵为魏公，威权并重，在礼法制度上已可稍与皇帝抗衡，而远在其余大臣之上。这无疑是一个破坏平衡的信号。

荀彧因而反对。但即使以他的远见卓识也未必想到数年之后满朝公卿真的已被架空。随着曹操晋爵为魏公不数年后又晋爵魏王，在制度上享有行政权和人事任免权，天下贤才名士文武将佐便蜂拥而上的去魏国求一官职。以至皇帝刘协手下的汉官们无论名义还是实际上均已成为一种摆设。著名的猛将夏侯敦先时曾任汉朝伏波将军，然而当魏国肇建时他却迟迟不得封号，于是不满的向曹操抗争。曹操的答复是以夏侯敦的功勋威望，在新创建的魏国中任职不免屈才，因为按本朝的礼节。臣僚可以分几个等级，而最高等的臣子可以为君主之师，即所谓“太上师臣，其次友臣”。汉朝成立垂四百年，明主贤臣不胜枚举，自然有资格用夏侯敦这样的臣子，但魏朝初建根基尚浅，所以不敢贸然将夏侯敦纳入自己治下。但夏侯敦坚辞要求，于是得封为魏国的前将军。此时本朝名士已基本都在魏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正如关羽、张飞、马超、黄忠四人在汉中王刘备那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一样。

因此当建安二十三年许昌发生叛乱时曹操才盛怒几乎将汉官杀光。以至于当时有朝中又换一面目的慨叹。但即使真正杀光，于时也已无碍。正如建安元年国家的政治中心从洛阳迁到许昌一样，此时已从许昌倾斜至魏国的都城邺城。曹操将许昌的汉官们都召集到邺城，然后令当晚出门救火的汉臣出列。汉臣们觉得救火应该有功无过，于是纷纷出列，而曹操将他们都杀死，理由是在许都混乱之时出门救火，纵无附逆之实，也有添乱之嫌。此刻实际上处理国家大事以及朝廷日常事务的机构已全在邺城。许昌诸汉官虽然体系完备，却已全被架空。此举令我们联想到千余年后明朝的两京之制。虽然永乐皇帝朱棣迁都至北京，但南京首都的资格并未废除。在南京也有一个体系完备的和北京一一映射的官吏系统。但因并非政治中枢，实际上无权无钱。国家的基本俸禄只能糊口，以至于南京官吏们只能另想出路谋财。以梗直闻名的副都御史海瑞去南京赴任时，惊讶的看到官吏们在街上横征暴敛，宛如抢劫。

建安十七年，荀彧虽然想不到日后的情况比他曾设想的还要糟。但曹操晋爵魏公之事却已被提到日程之中。荀彧并非不知即使自己出头反对多半也于事无补，因为这件事背后实在有很深内涵。于曹操，则十余年来把持朝政，根基已稳，是时机将自己的统治进一步纳入正轨。同时也可试探一下朝野反应。而于群臣则均想借拥立之功再进一步，谋求更高的职位。因此日后当刘备拒绝担任皇帝时，诸葛亮的劝说中便提到这点，倘若群臣的意愿得不到满足，则于事业必有极大损害。因此即位有时也的确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虽然所谓“坚辞不就”也是烟幕。

反例则可举出宋江。之前，李逵曾经多次拥护其杀上东京，夺了鸟位做皇帝。宋江囿于“忠义”钳制，始终不敢应口。实则梁山众将所以不满招安，其根源并非对忠义的坚持或对起义的忠诚而是对利益的坚持。倘使宋江做了皇帝，则诸将当然可从草寇提升到朝廷重官大将，好处自不待言。否则即使投降朝廷，也要有必然的政治待遇和安全保障。是时蔡京高俅把持朝政，皆与梁山有旧仇，即使招安，日后的升迁之路也必然艰辛。果然所谓一百单八将中得任官职的极少超过上梁山前级别。以前是中级，现在还是中级。招安丝毫无利益可言，又不如在山寨时的痛快淋漓，倘若不是愚忠贯顶为博声名不惜性命的人，谁愿意做这赔本买卖？因此梁山招安各领官职之后，宋江、卢俊义一死，便涣然冰散，兄弟彼此再无往来。并非当日忠义而今淡漠，而是已经形不成一个聚合的利益共同体，涣散是必然结果。

因此荀彧的出头几乎是挑明了和曹操以及以曹操为首的利益共同体为仇作对。本来，倘若荀彧拥护甚至默许，当曹操顺利晋爵魏公或魏王时，辅弼大臣之首仍然是非荀彧莫属。是时荀彧本人也将拥有更大的权力和更广泛的声名，前景之美好触手可及。

然而荀彧还是毅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且理由很简单。虽然二十一年以来荀彧和曹操几可称肝胆相照祸福与共，但荀彧的心里始终将自己摆在汉臣的位置上，而非也决不是曹操的附庸。

这就是荀彧！

如果说之前汉臣荀彧与汉臣曹操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共同辅佐汉朝皇帝，那么本年之内汉臣荀彧便要站出来面对昔年的同志而今身为汉臣却对汉朝构成严重威胁的权臣曹操。利益的共同已经转变了。曹操偏离了自己的轨道，荀彧就要勇敢的站出来矫正它。

而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则是曹操对其汉臣身份的背叛。原本，以曹操只手匡扶社稷的丰功伟业，晋爵为公并非不合情理。倘若本朝皇帝此时并非献帝刘协而是高祖刘邦、武帝刘彻抑或光武刘秀之类本朝明君，则荀彧不但不会反对曹操晋爵魏公，很可能还会第一个站出来为曹操声援。但建安十七年本朝皇帝却是献帝刘协。刘协幼时聪明稳重善于应对，然而毕竟只有九岁，从昔至今二十三年以来皇帝均没有亲政机会。所以也就说不上好坏。当年皇帝幼小，曹操的专权当然可以被视为权宜之计，但现在皇帝已年过三十，幽居深宫状如囚犯，曹操尚未归政，这本身已失人臣之节。古时著名的贤臣周公辅佐幼小的成王时也曾擅权专政，但当成王成年时，周公不但立时归政而且退居群臣之列，举动揖让恂恂然如臣子。因而才被千古传诵。数年以前，曹操也曾在大会群臣饮宴时微醺中随口吟出一篇诗歌，末后的四句是，“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荀彧相信彼时的曹操自况为周公时心态是真诚的。而曹操若干年来餐风沐雨东荡西除的功劳也的确可与周公相比。建安十五年乙亥令的自陈也颇为实际。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曹操并非一个人。他身后是一群已和他结成利益共同体的臣僚。即使曹操并无谋篡汉朝之心，这些人为了私利也会不顾后果的把曹操推到前台与皇帝对抗。数年之后，江东孙权上表与曹操，言及劝进，曹操曾大笑道，“是儿欲居我于火上烤”，实则想把曹操扔到火上的远不止曹操一个人，有些更近在肘腋。因此为了防微杜渐，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曹操晋爵魏公之前便将此路封死，以打消无数逐利者不怀好意的念头。

而实际上制度的确立也正为此事。献帝刘协半生中并没有亲政的机会。但即使一朝刘协亲政，其治理政事或用兵的本事也必远逊于曹操。然而不能因此就肯定曹操的篡权或即将篡权是正确的并支持他，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因为本朝制度本就鼓励君主任命有能力的贤臣而达到垂拱而治的境界。这理所当然的也被视为君主的成绩。因此判断君主的标准往往不在于其个人才能强弱而是在于其任人成事的能力。舍此之外倘若君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臣子优容以使臣子发挥其能力，便可称为贤明。比方本朝高祖刘邦的著名的三句话，“使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而个人能力颇为出色的如纣王、炀帝、徽宗、后主、明正德却皆非令主。正因为他们个人能力突出，诚所谓文足以饰非，武足以拒谏。因此在与臣下的联系中越走越远。终于导致君臣利益共同体的崩溃，朝纲随之而乱，天下随之动荡。因此即使献帝刘协其人一无所成，只要可以放手使用曹操，则照样可称一个不错的皇帝。

汉王朝此时已历二十四帝四百余载。树大根深，制度之确立迥非一日。献帝刘协本人并无失德。既不残暴，也不荒淫，也不猜疑。虽然曾有外戚影响而使皇帝对曹操心生不满。但当时荀彧并没有旗帜鲜明的支持皇帝。因为刘协本人才能既不足以涤荡平乱，则放手使用曹操据前所述是正确的。即使皇帝做不到这点，曹操以及曹魏集团略施手段使之维系在轨道之内还是合理的。虽然对皇帝本身略显冤枉。但站在四百年历史长河上回溯，则大体仍对王朝有利。但此时曹操既有晋爵魏公之心，而身边群臣的贪欲不问可知，历史正在向另一个趋势发展，汉臣的身份已经制约不住曹操。

荀彧绝不主张曹操废汉自立，正如他默许曹操拥兵擅权一样。因为后者是不得已的举措，即使曹操自己也坦陈诚恐一离权柄便被人害，这既是自卫也是工作需要。倘若苛求曹操谨守臣节罢兵归国，则的确有可能出现曹操被害的情景。那时虽然献帝刘协可以亲政，但刘协能力既不如曹操，王朝就仍然会面临危机。因此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拥兵擅权看似不臣，实则却是两个极端当中唯一的平和。荀彧身为汉臣，举动思想皆以大汉王朝为准，而非皇帝刘协个人。

或问，既然曹操能力远胜刘协，就此废帝自立有何不可？这是因为，一个王朝的正常运转必然要有相应的制度保障。皇帝虽然无能，却并非残暴到民不聊生或专横到臣子无法工作的程度，道德上也并无缺失，因此尚在制度容纳范围之内。相反臣子即使再有能力，废帝自立也会破坏制度。因为无论出于何种意图或想法，废帝自立本质上都代表着暴力对帝制的践踏。重要的是事实而非动机。即使臣子功德再高，此衅一开，也未免瓜田李下之嫌，你既可以暴力推翻此时的皇帝，我自然可以暴力推翻彼时的你。至于你是真正德行高洁能力突出而我是横蛮残暴穷兵黩武，均改变不了暴力废帝的事实，因此在道德上也就居于同一起跑线，事实上就是枪胜于法，至此原有的制度体系便已形同虚设。西方某政要曾有名言：发动战争！而理由总是找得到的。若干年后，曹操的曾孙辈所谓三少帝纷纷被司马家废除，曹髦竟至于被当场杀害。这些即位初文武才智得到满朝臣僚交口称赞的少年，事后总被一系列谴责的文牍涂抹的好像天生荒淫的花花公子。实际上则决不如此之甚。内中的奥妙，大家都能觉察出来。

因此若干朝代以来，皇帝们总是奉行以武定国以文治国的法则。承平年代，则将领再有才华，政治上的发言权也常被抑制。因为军事只是政治的一种保障而非可代替政治。一旦曹操率先开了这个头，则汉朝本已积弱，魏国本以强大。以强凌弱，又兼博取功名，其势必不可挡。曹魏用暴力实质上当然可以推翻汉朝皇帝，但同时也将本朝延续四百年之久的体制全部推翻，而这种体制又不可能是仓促之间便能重建的。因此失去制度保障后新建立的王朝的盛衰将极大取决于皇帝本身。倘若曹操能活一万岁，那以他的才智钳制群臣保证新王朝正常运转问题不大。但实际上谁能活一万岁？一旦能稳定住局势的皇帝死去，而保障王朝的制度尚未重建，新王朝就将立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后便将重复大汉王朝之前的悲惨命运。

荀彧深知利害。因此他的反对不但是为了维系汉朝，实际也是为曹操的魏国着想。但其用意已深，而且谋及后世，所以对眼前矛盾却照顾不周。以至曹操暗生恨意。对荀彧来说，矛盾既已激化，可走的路已不太多。

曹操虽然英明果决，却决不是宽宏大量的人。荀彧至今还能很清楚的记得孔融、崔琰、娄圭、毛介这些曾与曹操执不同政见者的下场。既然自己表示出对曹操晋爵魏公的反对，则指望两人还象之前那样和睦共处守望相助已是梦想。而倘若发动围绕在自己身边的士族势力与曹操硬加抗衡，又于大局有损。曹操虽然有不臣之心，但此时毕竟还直接肩负着王朝的安危。荀彧虽然不历战阵，但以他在士族中的声威以及颖川荀家数代不坠之声名。虽然仍是众寡不敌却并非没有一拼之力。只是那又何必？

于是，建安十七年十二月。荀彧在接到空白食盒之后沉吟了很久。此时寿春已是深冬。枯树萧瑟，晚来风急。荀彧从容的找出毒药化到水里端在手中。身为曹魏集团长久以来的第二号人物，荀彧曾经听到过司空椽何夔的故事。据说何夔性情刚烈，司空椽职在下僚，经常遭到司空曹操的训斥。何夔随身便携带毒药，一旦受训立即服毒，宁死不辱。当时他听到之后一笑置之，而今却将毒药端到自己唇边。每个人都有自己要用生命去捍卫的东西。如果说何夔是为了个人尊严，那么他荀彧便是为了大汉王朝。可能本朝的一些佼佼者会明了他的深意，但应当不会再有人用生命去捍卫它了。荀彧端起水碗，一饮而尽。水碗落到地上，碎片四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