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美军朝鲜战争中生物武器库一览（一） -- 石千里

这又证明你没有看我的文章，和贴里提供的链接。

相到底如何？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是美国违反国际公约的罪行，还是中朝方面为政治宣传而编造的政治“谎言”。这一史实的认定，不仅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敏感的政治和外交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对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的认识，也涉及到对冷战历史的理解。本文试图依据中国反细菌战的档案文献，参考中国反细菌战亲历者的证词，通过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作出反细菌战决策过程的回顾与分析，对此作出回答。

　　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反细菌战决策过程

　　现有中国档案表明，最早发现美军投掷细菌弹的是位于朝鲜铁原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部队。1952年1月27日夜间，美国飞机多批在该军阵地上空低飞盘旋，却没有像往常一样俯冲投弹。次日早晨，第375团战士李广福首先在驻地金谷里的雪地上发现大量苍蝇、跳蚤和蜘蛛等昆虫，散布面积约200米长、100米宽。（总后勤部：航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专业勤务决397页，1987）随后，该团在外远地、龙沼洞、龙水洞等地也发现了大批昆虫，形似虱子、黑蝇或蜘蛛，但又不完全相似，散布面积约6平方公里，当地居民都不认识此虫。该军认为：“此虫发生可疑，数地同时发生，较集中密集大，可能是敌人散布的细菌虫”（第42军致志愿军司令部电，1952年2月2日）。但该军卫生科技术设备和水平有限，无法确认昆虫是否带有细菌。

　　志愿军总部接到报告后，彭德怀司令员当天即打电话给第42军军长吴瑞林，详细询问情况，指示采取坚决措施，消灭昆虫。（《抗美援朝中的第42军》，173-174页，北京，金城出版社，1995）志愿军后勤司令部除要求采取紧急消毒预防措施外，并要求第42军写出详细的书面报告，上送昆虫标本，请专家鉴别。2月6日，志愿军司令部向各部队转发第42军关于发现异常昆虫的报告，要求各部队在驻地进行检查，查看有无同类昆虫存在，并要求各岗哨严密注意敌机投掷物品，发现可疑征候立即报告（志愿军司令部致各兵团、各军、各特种兵指挥所、各炮师、志愿军后勤司令部、铁路军管总局并报东北军区、中央军委电，1952年2月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接到志愿军的报告后，同样非常重视。除指示志愿军采取有力措施进行防疫工作外，并派总后勤部卫生部防疫处副处长马克辛率细菌专家魏曦、寄生虫专家何琦于12日前往朝鲜实地了解情况，对相关昆虫标本进行培养化验，指导志愿军部队的防疫工作。

　　此后数日，志愿军部队连续在朝鲜前方和后方多处发现美军投掷的蜘蛛、苍蝇、跳蚤等昆虫。到2月17日，第42军、第12军、第39军和第19兵团部队驻地已发现类似情况8起，昆虫密度最高的地方达每平方米1000只。当时正值朝鲜一年中气温最低的季节，大量昆虫的反季节出现，且出现在美国飞机经过的地区，在飞机低飞盘旋后出现，情况异常。虽然暂时无法证明这些昆虫就是美国飞机所投掷，但可能性极大。防疫专家经过化验后，认为这些昆虫所带有的病菌，以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热四种病菌可能性为大（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史》第3卷，202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总部不得不采取措施，防范敌人投掷带菌昆虫，制造混乱。2月17日，中朝军队联合司令部下达防止敌人投放细菌的指示，要求全军必须高度警惕敌人投掷细菌昆虫的阴险行为，发现敌人投放的细菌性昆虫或其他可疑物品，除收集上送标本外，并立即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进行消毒杀灭，同时作出详细报告（中朝部队联合司令部致各兵团、各军、各特种兵指挥部、各炮师并报军委、金日成首相、东北军区电，1952年2月17日）。

　　就在这一指示发出后的同一天（17日）下午，4架美军飞机在平康西北下甲里第26军第234团阵地投下一物品，爆声沉闷，异味弥漫，几名干部当场被熏倒，周围雪地立时布满苍蝇，阵地上的官兵目睹了全部过程。这就证实了雪地昆虫系美军飞机所投掷。志愿军总部接到报告后，于2月18日通报全军，指出：此前在其他各部队驻地发现之各类昆虫，“为敌机投掷而后散布者己无疑”，要求各部队必须加强对空警戒，发现敌机投下菌虫后，立即扑火，以免蔓延（志愿军司令部致各兵团、各军、各炮师、各特种兵指挥所、志愿军后勤司令部、铁路军管总局并报总参谋部、东北军区电，1952年2月18日）。至此，经过20多天的观察、检验，志愿军总部和总参谋部初步得出结论，美军可能正在朝鲜北方投放细菌武器，对中朝部队实施细菌战。2月18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向毛泽东等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呈送报告，汇报美军在朝鲜投放昆虫的情况和对收集到的昆虫标本检验所得出的初步结论，称：美军投放的昆虫标本已经从朝鲜送回北京做进一步检验，究竟带何种病菌，还需要两天时间检验，“据专家估计以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热四种病菌之可能性较大。如化验证实，防疫与灭疫工作，即须火速以大力进行”并需要苏联予以人力、物力援助（聂荣臻呈毛泽东并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彪报告，1952年2月18日）。毛泽东阅后，于2月19日批示：“请周总理注意此事，并予处理”。为防止意外，朱德特别批示：病菌标本“不宜送回，以免传染”。

　　2月19日12时，应周恩来的要求，总参作战部根据聂荣臻的指示向周恩来呈送了《关于敌人在朝鲜大规模进行细菌战情况的报告》，综合朝鲜战场情况和来自其他渠道的情报，判定美军正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并认为美军此次进行细菌战，经过长期的准备，并得到了日本细菌战战犯石井四郎、若松次郎和北野政藏等人的帮助。

　　就在同一天，总参作战部接到了志愿军的电话报告：志愿军第15军部队发现霍乱、斑疹、大脑炎等病症，虽无法确定是否为美军所投放细菌引起，但已有两人死亡。

　　情况越来越严重，特别是死亡情况出现，已经开始在中朝部队和朝鲜居民中引发了恐慌。尽管对美军投放细菌的检验工作仍在进行，所发现的昆虫中到底带有何种病菌和多少种病菌尚需进一步研究，但根据志愿军部队的现地观察、来自各部队的疫情报告、通过各种渠道所收集的情报，特别是防疫专家已经作出的检验结论，中央和军委在综合各部门报告与结论的基础上，判定美军正在朝鲜对中朝部队实施细菌战。防疫工作非同寻常。一旦爆发疫情，不但将在志愿军部队中引发极大的恐慌，直接影响部队的作战，而且将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产生重大影响，这种情况是绝对不能允许发生的。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断然决策：全面展开反细菌战斗争。

　　周恩来是反细菌战斗争的总指挥。2月19日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他确定了六项计划要办的事情：一是加紧对前方送回的昆虫标本进行检验，作出结论；二是立即向朝鲜派出防疫队和运送各种疫苗及各类防疫器材；三是商请朝鲜政府先发表声明，中国政府随后也发表声明，向全世界控诉美国的罪行；四是向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理事会提出建议，发动世界人民谴责美国进行细菌战罪行的运动；五是指示志愿军进行防疫动员；六是向苏联方面通报情况，请求予以帮助（《抗美援朝战争史》第3卷，202页）。周恩来确定的事项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立即付诸实施。

　　总参谋部是反细菌战最初阶段的中枢协调指挥机构。聂荣臻和副总参谋长粟裕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当晚（19日晚）就与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贺诚等人开会，讨论具体落实措施，确定：将现存的全部340万份鼠疫疫苗、9000磅消毒粉剂和其他防疫用具连夜装运，3天内全部空运安东然后转送朝鲜前线，并立即再赶制1000万份鼠疫疫苗准备分批送到朝鲜；贺诚负责拟定防疫计划；章汉夫负责草拟新闻稿、社论及与朝鲜政府协调。

　　第二天（20日）上午，聂、粟两人又与苏联驻华总军事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卫生顾问阿萨杜良以及贺诚等人举行紧急会议。在听取中方情况介绍后，苏联顾问表示完全同意中方的判断和处置。阿萨杜良肯定美军是在实行细菌战，认为其目的可能是试探志愿军对细菌战的防御能力和细菌的作用。如果志愿军暴露出弱点，敌人必将对中国大量使用。苏联顾问建议中方必须大力进行此次防疫工作，成立由政府重要负责人领导的非常防疫委员会，处理有关防疫事宜。克拉索夫斯基责成卫生顾问协助中方确定防疫计划。除成立政府防疫委员会上报毛泽东主席决定外（毛泽东21日请周恩来对是否马上成立该委员会提出意见，周恩来认为可暂缓办，视情况发展再定），聂、粟对顾问的意见表示同意，当场决定，总后勤部卫生部应集中力量领导此次防疫任务，与苏联顾问经常在一起办公，形成指挥所性质的机关（聂荣臻、粟裕呈毛泽东并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彪报告，1952年2月20日）。

　　2月21日，是反细菌战斗争正式开始的一天。

　　这一天，中央军委向志愿军下达进行反细菌战斗争的指示，指出：“据许多征侯看来，敌人最近在朝鲜散放的各种昆虫显系进行细菌战的行动，应引起我们各级领导的高度注意。现在虽然还不能最后确定敌人所散放者为何种病菌（因需经过培养和反复检验，故时间上需两日），但事不容迟”。在告知已经采取的防疫措施后，军委强调：“现在的重要问题是必须抓紧每一分每一秒钟的时间，进行细菌散布区的消毒和隔离，克服麻痹大意和侥幸心理。但在部队中则亦应特别注意不要造成惊慌和恐怖。”（《抗美援朝战争史》第3卷，203页）

　　这一天，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发出《反对美帝细菌战的宣传工作》指示，通报了中央决定的外交和宣传斗争步骤：新华社从22日起发布新闻，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外交部发表声明，向全世界提出控告；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向世界和平大会提出控诉，建议世界和平大会发起反对美帝进行细菌战罪行的运动。指示强调：对于美国这一新的罪行，“必须加以揭露和打击”。要求各地党委在新华社发布新闻后，应发动控告和反对美帝罪行的宣传运动，动员“全国人民加强抗美援朝工作，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史》第3卷，202-203页）。

　　这一天，毛泽东致电金日成首相，通报中国方面掌握的美军飞机撒放毒虫细菌情况和中国方面已经决定采取的防疫措施，并建议，除了采取防疫措施外，“我们应在世界人民面前进行控诉，并动员舆论进行反对。”（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一1976）上卷，21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彭德怀司令员也在同日致电金日成首相，通报了有关情况。在此之前，志愿军总部从发现美军飞机投掷带菌昆虫后，即随时向朝鲜党和政府详细通报有关情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已于2月20日决定，将怀疑遭受美军投放细菌武器污染的江原郡、铁原郡、平康郡、伊川郡、金化郡等地，划定为危险地区，实施严格的疫情监视和消毒杀虫对策。并规定，在这些地区内，一旦发现特殊传染性病例，立即实施隔离措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关于反对敌细菌武器的斗争对策》，1952年2月20日）。接到毛泽东和彭德怀的电报后，金日成首相当即指示有关部门采取具体对策，并将朝鲜军事委员会决定寄送彭德怀，希望通知志愿军部队，以便在防疫工作中互相配合（金日成致彭德怀函，1952年2月25日）。

　　以揭露美国实施细菌战罪行和大规模杀虫灭毒防疫工作为重点的反细菌战斗争由此在朝鲜和中国国内迅速展开。根据美军实施细菌战“具有试验性和威胁性”的特点，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定的反细菌战任务是：“反对美帝细菌战进行杀虫灭毒的防疫运动；并号召部队和人民，既不恐慌也不麻痹，要坚信以群众的防疫力量，是可以战胜敌人细菌战的。”（周恩来、贺诚报毛泽东主席并中央：《两个月来的反细菌战工作总结报告》，1952年4月15日）

　　在国际舞台上，2月22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朴宪永发表声明，控诉美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使用了大量屠杀人民的细茵武器，制造了人类史上最严重的罪恶行为，凶暴地违反了有关战争的一切国际法规。”号召全世界人民起来制止美军的暴行，追究使用细菌武器组织者的国际责任。2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朝鲜政府的主张，表示“中国人民将和全世界人民一道，为制止美国政府这一疯狂罪行而坚决斗争到底”。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也从22日起连续发表消息、社论与评论，揭露美军在朝鲜战场撒播细菌毒虫的情况。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于25日致电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控诉侵朝美军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防疫工作是反细菌战工作的中心。在儿天时间内，总参谋部和总后勤部向朝鲜紧急运送了数百万份各种疫苗与防疫用品，同时于22日从国内向朝鲜紧急派出52名防疫队员，29日又从北京、天津各大学和上海军事医学科学院紧急抽调专家、助教44人，组成检验队，携带检验药品、器材等，前往朝鲜，弥补志愿军检验和防疫技术力量的不足。

　　总后勤部卫生部在苏联顾问的协助下，以最短的时间拟制完成了防疫计划大纲。周恩来于23日审阅后，认为大纲“原则可用”，但指示将反细菌战斗争分为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为准备和预防阶段。即在目前病菌尚未发展的情况下，中央先在中央军委机构内组织总防疫办公室，领导后方进行防疫准备和在前线采取防疫措施，不急于在国内做大规模动员和边境检查。如果美国在中朝方面公开控诉后仍继续进行细菌战，则立即进入全面采取紧急措施的第二阶段。毛泽东于当日批准了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年谱（1949一1976）上卷，219页）。

　　2月25日，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正式下发了修改后的防疫计划，对反细菌战斗争的组织领导、疫苗接种、疫情监控、防疫队和化验检疫工作、病人收容和隔离、宣传教育等，作出了详尽的规定。

　　志愿军坚决落实中央军委的指示，成立了以邓华为主任的防疫委员会，统一领导防疫工作，对各级防疫工作领导体制、疫情报告、防疫对策等等，均作出了非常具体的规定，指出：敌人实施细菌战，“必须引起我全军高度警惕，战胜敌人这一恶毒阴谋。只要能严格进行预防工作，细菌战是不可怕的”（彭德怀、邓华、韩先楚、甘泅淇致各兵团、各军、各炮师电，1952年3月1日）。志愿军上下动员，展开规模庞大的宣传教育和防疫工作，其组织工作之周密与所投入力量之巨大，丝毫不亚于实施一场战役行动。部队的疫情很快得到控制，官兵情绪也平稳下来。

　　但是，2月底和3月初，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从2月29日起，中国东北的抚顺、安东、凤城、宽甸、临江等地区在美军飞机入侵后，也发现了各种带菌昆虫。中央和军委判断，美军很可能已经将细菌战的范围扩大到了中国东北。反细菌战斗争的形势更加严峻。

　　3月4日晚上，周恩来召集聂荣臻、粟裕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紧急商议对策，讨论在东北和沿海地区全面进行防疫工作的措施，确定：在报刊上公开揭露美军新的罪行，并在外交上进行正式抗议；组织力量进行调查；扩大和加强防疫队伍；加强东北和国内的防空力量。周恩来指示聂荣臻，会后向苏联顾问通报情况，并商议聘请苏联防疫专家、订购疫苗和加强东北防空力量等问题。

　　3月5日，聂荣臻、粟裕与克拉索夫斯基、阿萨杜良分别谈话。阿萨杜良完全同意中方的应变措施，他从医学的角度认为“目前的情况非常严重”，敌人散播的细菌是经过特别培植的，不是一般的细菌，这就“增加了我们防疫工作的困难，是最担心的现象”。他表示将与总后勤部卫生部商议后很快提出聘请苏联防疫专家、订购疫苗的具体方案。克拉索夫斯基除同意中方准备采取的措施外，专门对加强东北防空力量提出意见，说：他会将会谈情况马上报告苏联政府，要求除目前在东北的苏联志愿空军部队外，再增加1个空军师，而且这个师应该是具有各种气象条件下作战能力的师。聂荣臻表示同意，请其先向苏联政府请示，然后由毛泽东主席正式向斯大林提出（聂荣臻、粟裕呈周恩来报毛泽东并朱德、刘少奇、林彪报告，1952年3月5日。3月12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同意增派一个喷气式全天候作战歼击机师到中国东北担负防空任务）。

　　毛泽东主席审阅周恩来主持确定的各项应变措施和聂荣臻、粟裕与苏联顾问谈话的报告后，批准所议定的各项措施，并于3月5日批示：“应严重注意这个问题，应用一切有效办法，进行防疫工作”。

　　由此，反细菌战斗争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防疫区域由朝鲜北部扩大到中国东北以及内地部分地区。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于3月8日发表声明，控诉美国政府扩大细菌战范围，派遣飞机入侵中国东北地区投放带菌昆虫的罪行。中国的各大新闻媒体也刊载消息，揭露美军在东北地区实施细菌战的情况。中央军委于3月12日发布命令：对由朝鲜进入东北和由东北进入关内的车辆，进行强制消毒，人员进行强制注射，发现有症状者，立即隔离治疗；非必要物资暂停运回，非必要人员和部队暂停来往与调动（军委致志愿军司令部并东北军区电，1952年3月12日）。政务院和中央军委根据既定计划，决定启动第二阶段紧急措施下的领导体制。3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128次会议，正式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委员，郭沫若、聂荣臻任副主任委员，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贺诚为主任，统一领导组织和协调各地具体防疫工作。同时决定，各地应该立即以春季防疫为口号，展开广泛的卫生清洁运动（政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大力进行防疫工作，与美帝细菌战作坚决斗争的指示》，1952年3月13日）。19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向各大行政区、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发出《反细菌战指示》，宣布志愿军部队所在的朝鲜为疫区，东北为紧急防疫区，华北、华东、中南沿海地区为防疫监视区，华北、华东、中南内地及西北、西南为防疫准备区。对各种区域内的防疫任务和措施均作出了详细规定。

　　此后，反细菌战斗争在中央防疫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不但在朝鲜的志愿军部队深入进行，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形成了全民动员、全民防疫的运动。防疫措施不断完善，宣传动员普及深入，揭露美国实施细菌战罪行的外交等各种斗争也全面展开。反细菌战斗争在几个领域同时展开，达到高潮。

　　以上是中国档案文献中所描述的中共中央、政务院、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作出反细菌战斗争决策的基本过程。从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

　　（一）关于美军实施细菌战的报告，的确最早来自于志愿军部队。这些报告不是如同美国学者和某些国内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神经质的推断”或者“未必属实”，而是疫情的如实反映。从最早发现疫情开始，志愿军部队就以最大的决心着手建立疫情监测和检验网络，并作出了严格而详细的对空监测、标本收集和毒物检验等规定。在反细菌战斗争中，志愿军部队详细、完备的每日疫情监测报告、各种统计资料和现地监测报告，不但构成了反细菌战决策的基础信息来源，为证明美军进行细菌战提供了丰富而确凿的判断依据，而且也为当时的防疫工作提供了最为有效的工作依据。当然，在来自部队的报告与统计数字中的确存在着某些偏差，但是不能因为某份资料的不确切性就对所有来自志愿军的疫情报告都持怀疑态度。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于来自志愿军的报告，处理上是非常谨慎的。从1月28日首次发现疫情，到2月21日开始形成决策，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经过20多天的观察、验证和分析，才得出了敌人在实施细菌战的初步结论，开始定下进行反细菌战的基本决心。而且在决策时，不但依据来自志愿军部队的疫情报告，也汇总了来自各个渠道的各种情报与资料，决策是非常慎重的。

　　（二）反细菌战的决策，是在非常情况下，采取非常流程作出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防疫工作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疫情急如星火，不可能等待全部病菌检验工作完成后再展开防疫工作和控诉美国罪行，必须是边检验边动员边防疫边控诉。任何耽搁和延误都有可能错失防疫土作的最佳时机，使得疫情无法得到有效的控制，酿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对带菌昆虫的检验没有最终结束，检验报告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就作出立即展开反细菌战斗争决策的根本原因。正如军委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管敌人的细菌战进行到何种程度，也不管有无病员发生，都必须迅速而坚决地进行防疫工作。不容有任何的犹疑和动摇，否则即易发生损失，陷于被动”（中央军委致彭德怀并高岗电，1952年2月25日）。战争决策不是学术讨论，必须未雨绸缪，当机立断，特别是在关系到志愿军部队命运和战争前途的重大问题上，更是如此。这种情况不但体现在反细菌战决策过程中，也曾经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其他决策过程中一再出现。

　　二、有关问题的辨析

　　目前在中外学术界中，关于抗美援朝战争反细菌战斗争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上。这四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历史问题的延续，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文献新资料的发现，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与含义。

　　第一个问题，如何看待日本记者收集的原苏共中央档案抄件内容。日本记者内藤靖夫收集的原苏共中央档案抄件共有12份，其所描述的内容如下：

　　1953年4月2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贝利亚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备忘录，称他在国家安全部的档案中发现了苏联驻朝鲜社会安全部顾问格鲁霍夫、苏联驻朝鲜外交部顾问斯米尔诺夫1952年3月给时任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提耶夫呈送的一份报告，内容为：在“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到朝鲜调查前夕，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在没有得到苏共中央批准的情况下，支持朝鲜方面伪造疫区，伪造被传染的人员。拉佐瓦耶夫、格鲁霍夫和曾任朝鲜人民军卫生顾问的谢利瓦诺夫在随后提交的书面材料中认可了这些内容，并称：朝鲜方面根本没有掌握美军实施细菌战的证据。中国方面也没有发现鼠疫、霍乱病菌。

　　贝利亚称：伊格纳提耶夫扣押了这份具有“非常重要政治意义”的报告，导致“苏联的国际形象受到严重伤害”。苏共中央主席团随后作出决议：重新确定苏联政府关于美军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官方立场，并通知毛泽东、金日成：“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被误导了。在新闻媒体中广泛传播的美国人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报道是基于荒谬的证据。对美国人的指控是虚构的”。5月2日，苏联驻中国大使库兹涅佐夫向毛泽东、周恩来通报苏共中央的决议。苏联驻朝鲜临时代办苏兹达赖夫也在6月1日向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朴昌玉通报了决议。

　　6月2日，由莫洛托夫、赫鲁晓夫、贝利亚主持的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将伊格纳季耶夫开除出苏共中央。

　　上述内容因其来自原苏共中央档案，因而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强烈关注不足为奇。但其中有三个因素必须考虑：

　　一是这些文献所形成的过程以及它所涉及到的历史情况，都与当时苏共中央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密不可分，其所带有的政治斗争特征也非常明显。1953年6月底，即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将伊格纳季耶夫开除出苏共中央的20多天后，贝利亚被逮捕，随后被处死。伊格纳季耶夫作为遭受贝利亚迫害的人员之一，被平反和恢复苏共中央委员资格。尽管无法因此而否定这些档案的价值，但至少对于其内容需要谨慎对待。

　　二是这12份原苏共中央档案抄件中，不包括贝利亚所提到的1952年3月格鲁霍夫、斯米尔诺夫致伊格纳提耶夫的报告。这份报告的内容到底如何，至今不清楚。同时，这12份档案与已经公布的众多前苏联朝鲜战争档案不同，只有手抄件，没有原始文献；是内容摘抄，不是全文照录，并且这些档案抄件的真实性从来没有得到俄罗斯方面的正式认可。美国《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在发表这一批抄件时，也专门指出了这一点，认为：在正式的档案文献公布前，这批文件的真实性将始终受到怀疑。

　　三是这12份档案抄件内容，到目前为止，无法得到中国档案文献的证实。与前面所叙述的中国方面反细菌战决策过程对照后就可以发现，这些档案抄件所叙述的内容，与中方的决策过程根本没有任何关系。而在目前的中国档案文献中，也找不到与抄件所涉及内容相关的资料。

　　因此，在俄罗斯没有公布完整的原始档案文献前，在中国的档案文献无法确切证明这些档案抄件的内容前，任何对日本记者收集的苏共中央档案抄件真实性的判定，都只能是一种分析与推测，无法形成准确而确定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也不应该盲目相信其内容，更不能以此为依据作出否定美军曾经实施细菌战的重大结论。

　　第二个问题：反细菌战斗争的主体和基本任务是什么？周恩来曾经说过：我们进行反细菌战斗争，“基本的任务有二，一是拿出科学证据，揭露敌人罪行，并找出敌人进行细菌战的规律，这就需要进行严格的科学研究工作；二是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并改善我们的卫生环境，以杜绝传染病的流行，这就需要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周恩来、贺诚报毛泽东主席并中央：《五个月来反细菌战防疫工作综合报告》，1952年8月2日）。反细菌战的斗争持续一年多，高潮在1952年的2月至8月。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3月的启动阶段，主要上作是：建立各级防疫组织，设立检疫机构，进行大规模的疫苗注射，建立检验研究中心，筹措、生产防疫药品与器材和发动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第二阶段是全面展开阶段，主要工作是：集合各种专家对美军撒播的带菌昆虫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的反复检验与分析研究，以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对付美军的大规模的细菌战。在这两个阶段中，尽管防疫工作、检验工作、外交斗争、宣传动员等齐头并进，防疫工作始终是中心。据中央防疫委员会的统计，仅到3月底，就已经发放鼠疫疫苗1698.3万人份，四联疫苗651万人份，五联疫苗284.5万人份，斑疹伤寒疫苗犯．3万人份，赤痢法基80.036万人份；4月又安排生产鼠疫疫苗2850万人份，四联疫苗1300万人份，五联疫苗1150万人份。其他各种消毒粉剂和用品也大量生产发放。此外，国内组织了139个防疫队，设立了66个防疫站（周恩来、贺诚报毛泽东主席并中央：《两个月来的反细菌战工作总结报告》，1952年4月15日）。志愿军全军的各种预防接种率更是达到了92%以上（其中鼠疫疫苗为96.1%，五联疫苗为93．3%，斑疹伤寒疫苗为92．3%），军马普遍注射了炭疽疫苗和破伤风类毒素（总后勤部：《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专业勤务》，399页，1987年10月）,并为驻地朝鲜群众注射疫苗132万余人次。中朝军民可以说是全体动员，全力以赴投入了防疫工作。

　　外交斗争尽管非常激烈，宣传动员也规模很大，但不是这场斗争的主体。这一点，中央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控诉和揭露美国实施细菌战的目的有三：一是为了向全世界揭露美国的罪行，赢得世界舆论的支持，遏止和阻止美国继续进行细菌战；二是动员和教育人民，认清美国的本质，进而行动起来，投入反细菌战斗争；三是找出美军实施细菌战的手段与规律，彻底粉碎美国向中朝方面施加新的战争压力的企图，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

　　美国学者根据日本记者收集的档案抄件和中国已经公布的档案文献中的零星资料，认定志愿军指挥员错误地作出了美军进行细菌战的结论，而毛泽东即便知道志愿军的报告是“不准确的”，也无论如何要继续进行他的“宣传攻势”，因为他不愿意放弃这种对美国的控诉所带来的国内利益和国际利益。有的国内学者则更进一步，认为：反细菌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中国、朝鲜、苏联三国政府共同发动的“政治宣传”，其目的在于迫使美国改变在停战谈判中关于战俘处理原则上的立场，甚至认为反细菌战到1952年4月以后逐渐转变为了“爱国卫生运动”的组成部分。这些对中国反细菌战意图与目的的解释，显然只是一种学者的推测，与历史情况是不符的。

　　第三个问题，如何看待反细菌战决策中的认识分歧。周恩来说过：“敌人突然以细菌武器袭击，我们事先毫无准备，”因此反细菌战斗争是“仓促应战”（周恩来、贺诚报毛泽东主席并中央：《五个月来反细菌战防疫工作综合报告》，1952年8月2日）。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工作中的“慌乱”，同时也造成一些专家和负责同志的不理解，对怎样认定病菌性质、是否立即展开反细菌战斗争和如何进行反细菌战斗争提出了不同意见。

　　2月11日14时，志愿军第39军报告：第117师第351团阵地发现美军飞机投下的纸包与纸弹筒，内有跳蚤、蜘蛛、苍蝇等昆虫。检验后证明昆虫身上带有鼠疫杆菌。但细菌专家魏曦、昆虫专家何琦经实地调查，并对标本重新进行检验后，发现报告有误。该军化验人员对细菌心存恐惧，在检验过程中操作失误，导致结果出现误差。两位专家当即否定第39军的检验结论，同时建议：对病菌的检验要严格细致，报道要非常谨慎，否则会造成政治上的被动。他们同时认为，敌人擅长进行鼠疫细菌战，而志愿军阵地上的工事、掩蔽部又适合于老鼠寄生，极容易导致鼠疫蔓延，因此建议把检验工作的重点放在鼠疫菌上。志愿军卫生部负责同志如实上报两位专家的意见与建议，并于22日和24日两次致电志愿军总部、总后勤部和中央军委，建议：鉴于一些标本中没有化验出细菌，对敌人是否已经开始实施细菌战应谨慎作出结论，已经空运到朝鲜的疫苗与消毒药品应暂时控制在志愿军卫生部，不要下发部队。

　　志愿军首长高度重视这些不同的看法。彭德怀司令员在全面分析了情况与专家的意见后，认为防疫工作必须全面展开。23日，他致电周恩来并高岗，指出：“敌企图以细菌杀伤我大量人员，以逼我屈服就范，甚为明显。如其阴谋失败，可能大量使用毒气，应提起我们严重注意，预为准备。朝鲜气候在三八度线以北，此刻夜晚还在零下五至十度，鼠疫、霍乱两种病菌还不易迅速繁殖蔓延，但至三月半气候转暖，上述两种病菌最易蔓延。”要求国内立即按照原定计划前送鼠疫、霍乱、回归热、脑膜炎疫苗，分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彭德怀致周恩来并高岗电，1952年2月23日）。

　　总后勤部卫生部接到报告后，经过周密研究后也认为：尽管对第39军所发现的昆虫检验结果发生误差，“但不能因此产生对敌人使用细菌战表示麻痹与松懈，必须考虑敌人用飞机撒布媒介昆虫在我军阵地与后方，不是无目的的，亦不能因为尚系冬季便认为某些病不易传播就放松了警惕”，要求志愿军卫生部“必须以大的警惕性与主动性来处理敌机撒布昆虫的问题”,“在全军范围内及驻地居民内进行防细菌战的宣传与具体的防疫步骤”，立即在军民中进行接种，并将各种防疫器材立即分发到已发现昆虫的地区和重点预防区（总后勤部卫生部致志愿军卫生部、志愿军司令部并报军委电，1952年2月24日）。

　　中央军委同样高度重视专家的意见和志愿军卫生部的建议。在组织有关人员全面核实了来自各种途径的报告和检验结果后，认为：许多事实“都肯定地证明了敌人是在进行细菌战”（中央军委致彭德怀并告高岗电，1952年2月25日）。在一些标本中没有检验出病菌，可以继续检验。而且从敌人撒布昆虫的方式看，其故意将有菌昆虫与无菌昆虫混杂在一起，增加了检验的难度，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麻痹作用。25日，军委致电彭德怀：完全同意他对敌人进行细菌战和可能使用毒气的判断，明确指出：“至今仍不相信敌人进行细菌战的观点是极为错误的和有害的，若不迅速纠正，将来必误大事”，强调：“目前在朝鲜的防疫工作，首先应是统一对敌人进行细菌战的认识，克服各种右倾思想（大意麻痹、侥幸和不相信敌人会撒放细菌等）。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必须把防疫工作当作目前部队和居民工作中的首要任务。”（中央军委致彭德怀并告高岗电，1952年2月25日）

　　27日，中央军委再次发出指示：“敌人在朝鲜战场撒布附着细菌的昆虫，各方面都证明敌已开始准备已久的细菌战”。对此认识模糊、看法麻痹、置若周闻和工作消极，在部队中已经带来某些不安的现象，“将造成严重后果”。只有认真负责地进行化验、防疫、治疗和必要时隔离的工作，并在部队中普遍地进行防疫教育，分析各种病症，告以各种预防和烧毁昆虫的办法，才能使大家既不麻痹又不恐慌，且可因此而建立事前既有准备，事情来了也并不可怕的信心。”（中央军委致高岗、贺晋年、彭德怀、邓华、甘泅淇、洪学智、周纯全电，1952年2月27日）

　　在任何重大决策的过程中，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与意见上的分歧，是非常正常的。正是这种差异与分歧，推动着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使得决策更加科学，措施更加得力。在反细菌战的决策过程中，部分专家在最初阶段持怀疑态度和志愿军卫生部提出不同建议，是非常正常的，而且随着检验力量的加强和防疫工作的展开，这些认识和工作上的分歧很快就消失了。专家们在经过深入的现地勘察和严格的检验工作后，改变看法，得出了新的结论。曾提出不同意见与建议的细菌专家魏曦是最早到达朝鲜的专家，并始终担任志愿军防疫队队长，战斗在反细菌战的第一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向总后勤部和中央军委提出建议的志愿军卫生部负责同志在反细菌战斗争中，始终处于最直接、最核心的地位，超负荷运转，出色地完成了极为艰巨的组织协调土作。

　　第四个问题，到底有无确凿的史料证明美国曾经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了细菌战。自从中朝政府发出关于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实施细菌战的控诉后，一些西方学者其中包括著名的科学家始终对此持怀疑态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认为中朝方面所列举的证据、进行的检验缺乏科学的根据。他们不仅完全否认了中国政府组织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的结论，否认了来自世界不同国家民间人士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报告，而且否定了由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率领的由不同国家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调查结论。李约瑟等参与调查的外国人士回国后，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与谩骂（李约瑟博士的遭遇及邀请国外人士和科学家调查的经过，见陈时伟：《朝鲜战争时期围绕细菌战问题的三场国际政治动员》，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有的人因此改变立场。在中国，近年来也有一些研究中美关系和朝鲜战争的学者开始持同样的观点，认为找不到确凿的史料依据证明美国实施了细菌战。具体说，一是在美国已经解密的档案文献中至今没有发现关于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实施细菌战的指令性文献和相关记载。二是没有见到中国方面相关的档案文献和资料。

　　关于美国方面的资料，由于美国对涉及敏感及国家利益的核心档案至今没有解密，且已经解密的文档也曾作了大量技术处理。因此没有找到有关文献和记载不足为奇。关于中国方面的档案文献和资料，则数量相当可观，拥有大量原始档案文献、众多亲历者的证词，虽然这些资料大多没有解密公布，但不等于说找不到确凿的史料依据。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对敌人到底是否实施了细菌战的事实认定，始终是非常慎重的，从发现美军在朝鲜投放带菌昆虫起，就把检验工作放在了第一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到4月中旬，先后派出3批50余名国内最杰出的医学、昆虫学、细菌学、流行病学专家，连同苏联派出的9名高级专家，赴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现地考察，并设立专门的试验室，进行检验和研究工作。在北京和上海等地，则设立了专门检验机构，担负在前方所无法进行的进一步验证工作。

　　这次对病菌的检验工作，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专家，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集合各种专家（包括细菌专家、病理专家、流行病专家、昆虫专家、药学专家、兽医专家、动物学家，等等）进行多学科的联合研究攻关。这些专家大多毕业于西方著名大学，或有过在西方著名研究机构的工作经历，具有丰富的经历与经验，治学严谨，坚持真理，刚直不阿。对病菌的检验上作也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和验证程序，确保无误。曾经参加过检验工作的著名昆虫学家陆宝麟教授回忆说：一次，东北卫生部提出的报告中，根据某教授的意见，把一种“摇蚊”当成了美军投下细菌弹的证据。但这类“摇蚊”是不叮咬人的，即使带了细菌也不会在人群中传染疾病。他与陈世嚷教授在审查报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直接向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祯反映情况，竺可祯则直接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亲自过问此事，详细询问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对专家给予高度评价，肯定了陈世嚷和陆宝麟的意见，同时严厉地批评了有关人员，指出：“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搞错了！事实不准确，斗争如何取得胜利？国际斗争，对敌斗争，容不得半点虚假的事实。”（吴志军著：《蚊虫王国的探索者》，80-81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正是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的工作作风，保证了检验成果的科学性。当然，由于美军进行细菌战的特点，“一是大规模的，二是带有试验性的，三是极其复杂的”（周恩来、贺诚报毛泽东主席并中央：《五个月来反细菌战防疫工作综合报告》，1952年8月2日），同时肴于当时中苏两国的科学水平，的确有一些昆虫中所携带的病菌没有被检验出来，但已经检验出并且得到验证的科学结果，足以证明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过细菌战。据统计，在反细菌战过程中，最终查出并确认的病菌，包括鼠疫杆菌、沙门杆菌群、痢疾杆菌、霍乱杆菌和炭疽杆菌等，达10余种。确诊和疑似与细菌战有关的传染病患者384名，死亡126名，其中包括确诊和疑似的鼠疫患者57名，死亡7名；疑似霍乱患者13名，死亡7名；确诊天花患者6名。（总后勤部：《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专业勤务》，398页，1987年10月）

　　反细菌战斗争，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为夺取战争胜利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抗美援朝战争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但在抗美援朝战争史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国际冷战史中也具有非常独特的影响。中国档案文献和亲历者的证词，以确凿的史料依据证明，美国曾经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战，绝非编造出来的政治谎言，而是实实在在的战争罪行。这一历史的结论是无法更改的。

外链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