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杜拉拉升职记》与中产阶级幸福观 -- 达闻奇

中国的中产阶级既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也没有历史传承，既没有文化的指引，也没有心灵的栖息地。因此他们过着一种非常表面化的生活，用不断更替的幻象来缓解内在的紧张。

中产阶级全面拷贝西式文化与价值观，容易出现生吞活剥和食洋不化的现象。我们在这里暂不拿中国中产者与西方做详细的对比分析，仅拿他们的生活观来推理一下，看看会出现什么样的悖论。

以西方为引领的现代性包含两种成分，一种是普适的，一种是西方所特有的。这里所说的“普适”不是普世价值，而是指可为一切人所用的文明成果，比如器物，比如科学技术，比如一些管理制度与方法。但有些是西方独有的。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套用，很可能出现排异反应。

有些人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或者西方模式即普适，不少西方人自己也这么想。这仍是西方中心论在作怪。有些东西并不是西方的专利，只是因为他们率先进入了那个阶段。

迅速拷贝西方的文明成果，确实容易体现所谓“后发优势”。但这种亦步亦趋式的拷贝容易造成悬浮的“天花板”状态，既无根基，也无目的。况且，西方模式是否可持续还是疑问。

过去中国中产者的简单生活目标就是“像西方那样生活”，但一场金融危机让人们意识到“看上去很美”的西方模式其实未必有那么美。西方自己在经历痛苦的结构转型，当然无暇顾及中国中产阶级的信仰幻灭。中产阶级非但不是社会的稳定器，它本身就在产生不稳定性。

从这个角度来说，《杜拉拉升职记》的意义在于给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一种心灵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