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薄一波出狱赴晋再说最后的特科（一） -- 老拙

前不久，一位正在撰写《宋哲元与一二九运动之关系》硕士论文的网友，给我发来信息，说是萨苏向她推荐了拙文《草纹照片上的人物在干啥》。她说，从来没有见过特科派遣于振瀛去做宋哲元工作的任何资料，也没有见过特科在这一时期与宋哲元关系的材料。

是的。由于特科的工作特殊性，他们所做的工作极少文字记录，又都养成了守口如瓶的性格，过去是不能说，后来是很少说，甚至还是不说。

我在这里举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建国后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统战部副部长的于毅夫，1933年经张放（笔名方文，佐尔格在上海时期的第一助手张放，见拙文《佐尔格为什么会招供》）联系加入国际特科，从事秘密情报工作。1980年，他的女儿优游燕向于毅夫提出，请老爸把他的经历、特别是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工作经历讲出来，整理成文。于毅夫说：你让我考虑两天。

两天后，于毅夫对女儿燕子说：“我的工作很多都只能带到天堂去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汇报了,我和你张放叔叔干的都是党的秘密工作,我们不求在历史上扬名立传,只求当个问心无愧的共产党员.对不起,我不能答应你的请求了。”

1982年6月，于毅夫在长春因病去世。

因此，特科做的很多工作，甚至是重大贡献，到今天还有很多不为大家所知，需要在散乱的回忆和资料中寻找、拼接、再加上一些推导，才能基本地看到它的原貌。

比如说，1936年，阎锡山派特使，到北平反省院监狱面请薄一波回山西“共商保晋”一事。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件大事。因为到1936年9月薄一波出狱时，中共已经与杨虎城、张学良、宋哲元、李宗仁、刘湘等各地方实力派，建立了合作抗日的统战关系，唯独只有卡在红军前出到河北抗战前线路途上的山西阎锡山，仍未建立统战关系。

无疑，阎锡山派特使请薄一波回山西“共商保晋”，正是中共与阎锡山建立合作抗战统战关系的绝好机会。

最终，1936年10月底，薄一波受中共北方局指派，带着一同出狱的韩钧、杨献珍、董天知、周仲英，赴晋与阎锡山合作。他们五人，组成了中共山西公委。

没有写错，是“公委”，不是“工委”。全称是“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就是公开与阎锡山合作的意思。因此，薄一波赴晋，标志着中共正式与阎锡山合作，建立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更重要的是，这一事件也标志着，中共完成了与各地方实力派建立统战关系的重要历史任务。

这样，到1936年11月，全中国就只剩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还在坚持“不交枪、就剿灭”的对共方针。如此看来，西安事变的爆发，就不奇怪了。

对于这件事，过去的普遍说法都是，阎锡山派特使到北平监狱面见薄一波，请其回山西“共商保晋”，遭到拒绝。9月22日薄一波出狱，25日北方局徐冰与他接头，谈完别的事后，薄一波专门说了阎锡山派人请他回晋的事。徐冰听罢眼睛一亮，说这可是一件大事，得火速回天津向胡服汇报。之后，徐冰传达刘少奇指示：“胡服讲了，要你必须回山西，与阎锡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按照这个传统的说法，阎锡山派特使请薄一波赴晋与中共党组织完全无关，组织上也是事后得知，赶紧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

NO.这个说法很可能不对。

因为在幕后策划推动阎锡山派特使去北平监狱请薄一波赴晋的，正是中共特科系统，而徐冰本人，也是特科系统的成员之一。

当然，阎锡山也好，阎锡山的特使也好，并不知道此事是特科山西系统秘密党员在幕后策划推动，就连薄一波本人同样不知就里。

阎锡山派的这个特使，不对，或者应该说是山西特科人员挑的这个去鼓动阎锡山请薄一波回晋的这个特使，名叫郭挺一，是薄一波在山西太原国民师范读书时的同学，两人于1925年先后在该校加入共产党，都是定襄人。1928年，郭挺一在赴霍州参加山西省委会议途中被捕，而霍州省委会议缺席将其开除出党。郭挺一入狱后才得知被党开除，情绪逐渐消沉，后被转入山西反省院，于1935年7月按例履行手续刊登反共启示具保出狱。1936年到阎锡山任会长的山西自强救国会，担任工人委员会主任委员。当年，阎锡山手下都称其为“会长”。可见这个自强救国会在阎锡山心目中之重要。也可以看出山西特科系统挑的人选之适合。

说他适合，是因为一方面郭挺一很熟悉薄一波，私交也很好。据说，郭挺一在狱中时，薄一波于1931年被特科系统从天津监狱营救出来后，还特意回了一趟山西，试图营救郭挺一出狱未果。另一方面，郭挺一受到阎锡山重用，在阎锡山面前说得上话，而他的身份和经历，又不至于使阎锡山怀疑这是共产党的某种圈套。

郭挺一来到北平监狱见到薄一波时，薄一波第一句话就问他：“我们不是已经分道扬镳了吗？”

知道了郭挺一的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薄一波为什么要这样问他。但是听得出来，薄一波此话还有一层问题：“还是你又归队了？组织上派你来的？”

如果郭挺一知道，这一切实际上是特科的安排，他应该说“其实是家里人要我来的”之类。然而，郭挺一没这么说。

他说：“我没错，我没做对不起党组织的事。现在阎先生要抗日，我也跟他抗日”。

这一下薄一波就可以确认了，郭挺一不是组织派遣。

于是这一切就这么留传下来。

直到1982年，薄一波才知道，原来郭挺一代表阎锡山来请他，其实是山西特科系统的几个秘密党员在幕后策划推动。1939年底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反共后，郭挺一于1940年1月被错杀，所以他很可能到死都不知道，当初劝他去向阎锡山保举薄一波来山西的那几个人，原来都是特科的秘密党员。

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且听老拙慢慢道来。

实际上，特科是最早展开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1934年秋就开始派人进入山西了，然而却最后一个与阎锡山达成统战合作。我们把最后的特科协助陕北中央与各地方实力派达成统战的前后合作排个队：

第一个是杨虎城。

中央红军刚到陕北，还在瓦窑堡会议之前，毛泽东就决定统战杨虎城。1935年12月6日，毛泽东派汪峰持亲笔信去西安面见杨虎城。然而，杨虎城不了解也不敢相信汪峰（我估计他也不甚了解毛泽东），于是派人去天津，找南汉宸询问。此时，中央特科已于8月撤销，除在上海留下一个联络处（也于当年10月被破坏）外，王世英安排大部人员撤到华北和西北。接到这个消息，王世英与南汉宸商量，决定由王世英赴西安面见杨虎城，而后去陕北向中央汇报情况。

现在，关于这一段的回忆有两种说法。有的说在王世英到西安前，杨虎城不见汪峰；有的说杨虎城见了汪峰没吭气，见了王世英之后才表态。但是，无论如何，杨虎城是经王世英介绍汪峰和陕北中央红军情况，又做了许多工作之后，才表态同意与红军合作的。

第二个是张学良。

与杨虎城谈判合作基本成功，使中共中央受到鼓励，接着将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放回，促成1936年3月李克农与东北军的谈判。然而，此时张学良却通过特科的董健吾向宋庆龄提出，要中共派一个人去给他当顾问。宋庆龄选了当时在上海养伤隐蔽的特科原副科长的刘鼎。刘鼎去了西安，与张学良竞日彻夜长谈，解开了许多张学良心中的疑窦。之后张学良带刘鼎到延安与周恩来谈判，双方达成协议。从此，中共与东北军正式建立统战关系。

第三个是宋哲元。

《草纹外婆照片上的人物在干啥》，已经说过，不再骜诉。

第四个是李宗仁。

与李宗仁的联系，起头的是刘仲容。刘仲容的父亲和岳父都是老国民党反蒋派。1933年秋，经特科领导动员，刘仲容来到上海，作为特科的情报关系，活动于上海南京之间，由小木爷爷跟他建立联系。1935年特科撤离之后，刘仲容受李宗仁亲信之邀，去了广西。他向李宗仁提出，反蒋抗日要联共。李宗仁于是派刘仲容北上联络各方力量。刘仲容到天津，找到王世英，并通过设在自己父亲家里的电台，沟通了中共北方局与李宗仁之间的联系。1936年7月，毛泽东派云广英持亲笔信，经王世英联系安排，去广西面见李宗仁。云广英活动未果，两个月后王世英亲赴广西，与李宗仁达成合作协定。

第五个是刘湘。

刘湘要他的驻京办寻找共产党，结果找到了“很像”共党的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王昆仑。不想王昆仑正是王世英发展的特科秘密党员、情报关系。王昆仑去到四川，刘湘问他：“我爱四川，也爱中国。如果川军出去打日本，红军来打四川怎么办？”王昆仑告诉刘湘，说能领来共产党大官，回答他这个问题，不过为了表示诚意，要先给三十万大洋。当时冯雪峰受中央指派，从陕北到上海重整地下党，交给王昆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搞一部电台。刘湘给了王昆仑三万大洋，王昆仑用这笔钱买了电台，然后护送冯雪峰去跟刘湘见了面。这样，刘湘就跟共党建立了联系。李宗仁与中共达成合作协议后，刘湘也跟着与中共达成合作协议。

最后一个是阎锡山。

1936年10月底，薄一波带领中共山西“公委”到达太原，面见阎锡山，达成合作协议。11月12日，陕北中央代表彭雪枫抵达太原，与阎锡山达成五点协议。以彭雪枫为中共中央驻太原代表，开设与陕北中央的电台联络。

那么，在与阎锡山达成统战合作的过程中，特科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从薄一波出狱赴晋再说最后的特科（二）

• 【原创】从薄一波出狱赴晋再说最后的特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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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西河文萃第28期 2010年05月0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