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非理性决策的诞生——从不受欢迎的乳癌防治药物说起 -- 游识猷

四、 风险与收益，非理性的选择

科学家们的想法很简单，以他莫昔芬为例，假设一名女性原本五年内的乳癌罹患率是2%，服用他莫昔芬将把这个几率降低到1%，同时增加大约0.2%的子宫癌罹患率，同时带来几率微小但可能发生的白内障血栓等疾病。简单的计算就可以知道，综合起来，服用药物的结果令这名女性癌症罹患率下降了0.8%。癌症是极可能危及生命的一种疾病，其他副作用不但发生几率很小，而且相比癌症，它们造成的不便简直不值一提。理性考量起来，人们理应尽力采取一切手段减少自己罹患癌症的可能。

问题就坏在“理性考量”这四个关键字上。

科学家们那长期泡在各种数字比较中的惯于线性思考的大脑让他们远离了普罗大众的思考模式，现实中的大众，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做出一个个非理性的抉择。

这些年在传统经济学之外兴起了一门比较有趣的新学科——行为金融学。主要研究感情因素、心理活动对人的经济活动的影响。传统的经济学把人的行为假定成符合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但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Herbert Simon却发现了这么一条看似稀松平常的真理：人类不可能完全依照理性行动。当遇到难题时，很少人能直截了当地按照线性方式提出解决方法。大部分人都迷失在一大堆相关事实与信息里，一旦达到自己理解的极限后很快放弃思索，最终依据自己的直觉做出决定。[5]

那么我们的直觉是怎样判断的呢？认知心理学家Kahneman和 Tversky曾经画过一幅图，就是所谓的决策权数函数(decision weighting function)，又被称为价值函数。

这种价值函数的图形有三个特点：参照依赖(Reference Dependence)、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和敏感度递减(Diminishing Sensitivity)。其中损失规避这一条，体现在图形上时，就表现为价值函数在收益象限是凹曲线，在损失那个象限则是凸曲线。这意味着同样的改变，人们对损失敏感得多，而对收益相对而言则更为“麻木不仁”一些。

Kahneman和 Tversky认为，如果一个事件由多个元素组成，那么人们不会先把各个元素综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考虑收益损失。符合一般人直觉的做法是，分别权衡各个元素带来的收益损失，然后把最后的各项收益损失相加，再作出决定。值得一提的是，Kahneman在这一大方向上的一系列研究也让他在2002年获得了诺贝尔奖。

在他莫昔芬这个例子中，假如人们根据这个药物的整体效果来考虑收益，那么考虑到服用他莫昔芬的综合结果是让罹患绝症风险降低，总收益为正，价值函数会落在收益的区间（绿线标注之处），人们会倾向于愿意服用。

但是，大部分人会把他莫昔芬的效果与副作用分开来考虑，这时候就倾向于低估降低乳癌风险的收益（红线处），而高估升高子宫癌风险这一副作用带来的损失（蓝线处），最后把两项收益与损失一加，感觉上觉得得不偿失，结果倾向于不服用。

五、风险厌恶是有生理原因的吗？

经济学家能观察到公众的行为特征，但却没法子解释为什么公众会出现这样的行为特征。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对损失比对绝对值一样的收益要在意得多；却没法告诉我们，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我们这种敏感度的不平均变化？

那些拒绝他莫昔芬的高风险人群，难道研究者没有和她们解释清楚服用这种药总体是利大于弊吗？并非如此。但即使理性上知道是有好处的事情，有时候做起来还是 “知易行难”。对此我们通常会简单地归咎于自己的感性战胜了理性。那么现在问题来了：究竟情感是个什么东西？它又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情感要妨碍我们做对自己有利的事呢？

这些问题曾被古往今来的无数人从各个角度一再探讨，角度比较新颖的一次探索发生在2005年，普林斯顿的经济学家Cohen决定采用神经学手段来研究这些问题[6]，他期待通过扫描进行决策时的人大脑活动状况，逐步展现人类作出非理性决策的全过程细节。主要技术是用正电子发射x线断层扫描（PET scanning）以及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fMRI）技术来观察脑部的活动。尤其是fMRI技术，因为它可以在不需注射任何药剂的情况下观察大脑局部血氧浓度的变化，故此近年来此项技术的应用尤为广泛。但需要注意的是，fMRI的研究结果只能说明脑部某个区域的活动与某种行为反应之间存在着关联性——正相关或者负相关——这种关联性本身还不足以作为因果关系的判断。

Cohen做了一个被称为“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的实验。实验中两人一组，每组被给予一笔款项来分配，其中一个人是提案者，负责提出分配方案，另一个人则是决定者，负责决定是否接受提案者的方案。假如决定者同意，那么就照此方案进行分配；假如决定者反对，那么提案者和决定者两个人就都什么也得不到。

理性分析的话，只要提案中给了那个决定者一点点钱，他就应该同意。毕竟，一点总比没有强。但实验中，如果决定者被分配的部分低于20%，大部分的人都选择拒绝，宁可两人全都一无所获。为了排除这样的决定是因为那些钱太少而吸引力不够的缘故，研究者逐渐升高了测试所用的总款项。结果发现当决定者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对待时，有时甚至连高达决定者一个月收入的款项也被放弃了。

这种拒绝的产生很可能是受到情感的驱动：也许是对于不公平分配方案感到的愤怒，也许是想到能惩罚试图占便宜的另一方——毕竟那一方也同样一无所获——带来的喜悦。

无论如何，重要的是研究者发现了在此决策过程中相当活跃的两个脑部区域，一个是大脑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一个则是脑岛叶（Ins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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