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近代人物】杂谈近现代中国名将 -- 萨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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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上Google一查,原来杜光亭就是杜聿明,惭愧。转一个秦城春秋:里头有杜与文强

《秦城春秋》

第一章、浮出雾海的秦城

第二节 功德林――秦城预备班

<组建监狱图书馆>

功德林规定了明确的作习时间。

战犯们的业余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他们可以在花圃庭院作各种体

育活动,如打太极拳等。在文娱方面,有围棋象棋、扑克牌、乒乓

球等。每届重大节日,他们还举行文娱晚会,战犯们自编自导自演。

杨伯涛说:

……我在武汉生活很久,会几首民歌,用“彩龙船”调子,自

编新词歌颂新社会,指挥十余人合唱。虽然没有粉墨化妆,登场演

出时也引起哄堂大笑,鼓掌喝彩。有我们组织的学习委员会,开辟

了墙报栏,张贴大家撰写的学习心得文章,彼此观摩,共促进步。

总的来说,这里不像是监狱,而像是一所学校

……

杜聿明和其他许多战犯一样,都要求阅读进步书籍。管理所为了

满足这一要求,成立了图书室,由战犯庞镜塘担任筹备和管理工作。

庞原来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兼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

员。他在“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中,曾作过多年的政治工作。

由他担任筹备图书室的任务后,不到半个月就基本就绪。

除了将战犯们私人图书集中到图书室外,管理所还购置了大批新

书籍,其中主要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其次是社会科学、

各种传记及文艺小说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杜聿明的学习态度很认真。廖耀湘和杜聿明同在第一学习小组,

同住一间寝室。他曾谈到杜聿明的学习情况说:

“杜光亭先生最近成了书呆子。夜以继日地看书写笔记。”

杜聿明说:“不读历史书,就不知道历代兴废的原因;读些名人

传记,可作为处世待人的借鉴;不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

就不能开拓眼界。我以往读的书,多是些帝王将相的家谱或起居注,

对我走上与时代发展相反的道路不无影响。今后要翻一个跟斗来学,

否则世界观就改造不了。”

图书室的建立,对杜聿明来说,是一件极大的喜讯。开馆那天,

他抢先进入图书室,参观书架上陈列的书籍,仔细翻阅书目,他感

到很多书都须看,但不知先看哪一本好,于是向战犯征求意见,请

他们介绍可看之书。后来杜聿明频频进入图书室,陆续借走了列宁、

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极其它哲学书籍。

一九五七年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监狱管理人员组织战犯们出了

一期墙报,让他们发表感想。杜聿明写了一篇题为《纪念五一劳动

节感想》。他用蝇头小楷工工整整写满了两页三十六开纸,谈了自

己学习了《社会发展史》,从猿到人的过程使他懂得了劳动的伟大

意义。是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世界。并了解到,人类社会在原始

氏族阶段,本来是平等的,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产生,使

人们发生分化,然后划分为阶级――剥削者阶级和被剥削者阶级,

于是人类社会就进入了阶级对抗的社会。

他还谈到:过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奴隶主剥削压迫奴

隶、地主剥削压迫农民、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的历史。剥削阶级操

纵着国家机器,一切法令、规章以及伦理道德之类的上层建筑,都

是维护他们统治的工具。他说:“我懂得了这个道理后,也同时懂

得了:我前半生干的是什么。不正是维护剥削阶级政权的统治吗?

我怎能不谴责自己,痛改前非呢!今天在庆祝五一劳动节时,深感

劳动光荣,剥削可耻,决心努力学习,通过劳动改造,成为新人。

杜聿明的这篇墙报被认为是真正得自学习的体会,得到许多人的

赞赏。可以同他媲美的有李仙洲、公秉藩两人。

<对斯大林“和平呼吁”的异议>

战犯在集中后,被编成学习小组。按共产党的学习方式,先通过

粗读,精读文件,各自提出问题,然后展开讨论,互相补充辩论,

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杜聿明过去没有参加集体生活,因而对这种

学习方式感到很不习惯,有时甚至颇为抵触。遇到别人对他的观点

有不同意见而加以批评时,尤其感到难堪。

一次在小组讨论会上,讨论斯大林发起的号召全世界人民签名拥

护和平的运动,宋希濂和杜聿明的看法相左,发生争执。宋认为,

和平签名运动对于消弥新的世界大战可以起重大的作用。只要这个

运动全面深入展开,全世界人民都在上面签了字,不仅造成强大的

舆论,而且产生实际的行动,阻碍侵略国家的备战活动,从而达到

维护世界和平的目的。

杜聿明认为,要准备两手,和平签名是一手,还得准备武力这一

手,就是以战争制止战争。如果只依靠和平签名运动,来对付战争

贩子的疯狂备战是不够的。

在讨论中,多数人不同意杜聿明的观点。有人认为,既签名拥护

和平,又实际严整军备,这很虚伪,归根到底,还是唯武力论者。

这样只会促进军备竞赛,造成恶性循环,无助于世界和平。

在争论中还出现了一些尖锐的言论,给不同观点扣大帽子。如“

黩武主义”、“好战分子”之类的帽子。杜聿明对此不能接受,觉

得是受到污辱,大丢面子。事后憋了一肚子气,私下和人交谈时,

还忍不住要为自己辩护。他举出抗美援朝作例子,如果不去和美国

人打一场恶仗,光靠和平签名运动,能把侵略者赶出朝鲜吗?

<说“国民党不抗日”是颠倒是非>

在讨论中,另一个叫杜聿明最想不通的是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

作用问题。有人在发言中说,蒋介石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并由

此把所有的国民党军队都说成是消极抗日或者不抗日的。

杜聿明认为这是颠倒是非。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是昭然若

揭的,蒋介石对此也清楚。日军要侵吞整个中国,不仅关系民族

存亡,也关系到国民党政权的生死存亡,这有逼他必须抗战的一

面;同时,蒋介石对共产党不放心,感到威胁,又有他反共的一

面。但是,西安事变以后,出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日的

局面,这总是事实。和共产党摩擦的,只是少数反动部队,有所

谓“摩擦专家”,不能以一概全。

他自忖在“八年抗战”中的广大战场上,没有向八路军、新四军

放过一矢,根本不存在“反共”问题。因此他对于一股脑指责国民

党军队“消极抗战”深感恼怒,认为这有失公道,违背历史事实,

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例如“八一三”凇沪战役、台儿庄大捷、

武汉会战等,国民党军队都曾在民众的支持下,奋勇抗战。在桂南

昆仑战役中,杜聿明所部曾歼灭日本侵略军一个旅团之众;中国远

征军还出国到缅甸作战,第五军攻守进退,牺牲惨重,怎能说没有

积极抗日?

杜聿明认为,在八年抗战中,全国军民包括国民党军队士兵,死

伤何止千万!他们为国捐躯,应该列为国殇,让忠魂浩魄,永彪史

册。如果说成是消极抗战,这不仅攸关个人荣辱问题,实有损于中

华民族大义和民族气节,又何以安先烈而励来兹?!

他的言论,当时遭到了战犯同学的严厉驳斥。但许多年以后,共

产党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的态度确立,杜聿明的上述观点终于得到

承认。

<杜聿明被俘,程潜早已算定>

杜聿明对于国民党将领陈明仁的长沙起义,一直感到迷惑不解。

他一直认为,出身黄埔的陈明仁对蒋校长的忠诚,对共产党的反感

是不容置疑的。在单独囚禁时,他苦思冥想,不得其解。到功德林

以后,战犯门可以彼此交流了,他终于解开了这个疙瘩。

一次,同他的参谋长文强散步时,杜聿民说出了这个心头悬念。

文强对他说:

“我看陈子良(明仁)的起义没有半点假。从报纸报道的情况看,

陈之起义必定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的。老哥,你将长沙起义这件

大事只限于陈子良一人身上着想,而在长沙起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

国民党元老程颂公(程潜)。这位党国元老在长沙起义前不是还在

说‘我的骨头烧成灰,始终都是不变的国民党党员,生是国民党的

人,死是国民党的鬼’吗?像这样顽石一般的元老都点头了,毅然

领导这次关键性的和平起义,这其中必有道理,值得我们深思反省

啊!”

文强还对杜聿明说:“记得你邀我当你的参谋长,在湘临行时,

颂公曾批评你迷信武力,没有吸取在东北的教训。并且指出,国民

党军的机械化部队,对人民解放军是起不了作用的。”

文强回忆说:

记得杜聿明邀我到徐州时,程颂公在长沙为我饯行,他说:“

此去徐州谨防当俘虏。杜光亭没有接受在东北的失败教训,延安抓

住了人心,南京失人心,焉有不失败之理。”我当年并不以颂公之

言为然……现在可心服口服了。

……从颂公的谈话中,可知颂公的起义,决非偶然。

杜聿明听了文强的话,沉思良久,绕树三匝,过了好一阵才对文

强说:

“你我今天的谈话是交心,很有意义。我当时对颂公之言一点也

不知道,当年你来徐州到差时,为何不向我谈谈呢?这不能不怪你

了。”

文强回答说:

“你用不着怪我。由于对颂公之言,我也不以为然,听不进耳,

甚至认为是给我到差泼冷水,内心抵触。当年你的思想感情和我相

同,我就是对你说了,你也听不进耳的,我何必自讨没趣,将颂公

端出的一盆冷水,偏泼到你头上呢?”

杜听了之后一阵苦笑叹息地说:“颂公深谋远虑,老成持重,令

人钦佩。而你也深入骨髓地看清我是一块顽石了。”

<打人事件>

黄维所在的学习组,还因讨论时有不同意见发生了一起“打人事

件”。据黄维回忆,经过是这样的:

……我的那个小组共有七人,组长王某(原某地行政专员),

副组长董益三(原属军统)、李宰卿(某地方团队头目)。另有阎

锡山的旧部梁培璜、傅作义旧部陈长捷、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我

们这几个人过去互不相识,又属不同派系,因此彼此心存隔阂。

……当时,管理处组织我们学习座谈揭露蒋、宋、孔、陈官僚

资本主义剥削、压迫中国人民的书籍,我从内心就很反感。一天上

午,董益三刚把一本书的一部分念完,我就说:“我不同意这本书

的说法,什么国民党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

全都是四大家族的,都是蒋介石一家的!按照这种言论,那么共产

党现在不是有个中国人民银行么?这个银行也就是毛泽东一家的!”

话音刚落,董益三就大声批驳我,其他几个人也都对着我来了。还

要我写书面检查,反省思想。可是你批你的,我黄某人无动于衷。

午饭过后,我拿出管理处发的学习笔记本,坐在桌子跟前写起来。

梁培璜以为我在写检讨材料,好奇地凑过身来看。不料,他看到的

并不是什么检讨,而是两句骂他们的打油诗:“龙困浅滩遭虾戏,

虎落平阳被犬欺。”这下子把梁培璜气坏了。

这时,组长,副组长人多势众,大兴问罪之师,并向我动起手来,

我便回手迎战,因为用力过猛,自己却跌倒在地上,脸也碰破了。

此事惊动了局长姚伦,他亲临现场,用“各打五十大板”的方法处

理了这场纠纷。

<在劳动中寻找乐趣>

杜聿明不强迫自己服从不同意的观点,但认识到哪里就做到哪

里。

他身体不太好,但认识到劳动的伟大意义以后,就经常自觉争取

做花圃菜园的劳动,锄草浇水,忙个不停;在宿舍里,第一组取暖

的烧炉工作算是给他包了;环境卫生也抢着打扫。为了保持战犯管

理所宿舍和庭院的环境卫生,消灭蚊蝇细菌,预防传染疾病,管理

人员经常用喷雾器喷喷洒消毒药剂。喷雾器使用久了,经常发生故

障,管理人员要拿到城里去修理,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取回来。杜聿

明知道后,对管理员说:“我来试试修理一下。”征得管理员同意

后,他在室外找了一块当阳的地方,坐在小凳上专心致志地修理起

来。

人们不知道,搞机械出身的人,具有动手的僻好。只见他小心翼

翼地将每具喷雾器拆开,对每个零件逐一检查,找出毛病所在,然

后向管理员要一些材料。经过他的敲敲打打,调整校正,只花了一

天时间就把所有的喷雾器都修好了。

最初,战犯管理所没有给他们安排劳动课程。积极分子打扫院子、

厕所,或从事其他劳动都是出于自愿。以后不久,管理人员将他们

组织起来,分成清洁组、理发组、洗衣组、补鞋组、挑饭菜组、煤

炭组、缝纫组、木工组和图书管理等六个小组。

第二绥靖区副司令牟中珩参加了理发组。抱着学一门手艺,将来

好自食其力的目的,沈醉刚开始报名参加了这个组。但这个组只有

在星期天才有事干,以后他又参加了缝纫组。

缝纫组由杜聿明、王泽浚、韩浚、梁培璜、文强等人组成。大家

推杜聿明为组长,沈醉为副组长。组里分机工、手工两部分。其中

能上机的,只有杜聿明、沈醉几人。

杜聿明对缝纫技术还算老手。原来,早在抗日战争中杜任第二○

○师师长驻湖南湘潭时,他就曾组织军官家属办了一座缝纫工厂。

他的妻子曹秀清就在那个工厂当厂长。杜有时去厂里视察,就凑热

闹上机试干一阵。不只是出于干得有意思,还是想老婆,反正以后

有空就去,所以,多少也学得一点裁剪、缝纫,甚至缝纫机修理技

术。

由于杜有这个“专长”,以后缝纫组里的缝纫机出了故障,多是

杜聿明出来修理。他不顾脸上抹黑、身上揩油,随坏随修,使机器

保持正常运转,从没有耽误工夫。锁扣眼、钉扣子、熨烫衣布、铺

垫棉花等手工活,则由韩浚、文强等数人担任。缝纫组在杜聿明的

领导下显得生气勃勃。

在缝纫组的工作之余,杜聿明还把缝纫剪裁下来的边角废料搜集

起来,经过整理,用缝纫机扎成长条,然后扎成拖把。经他的手扎

的拖把,有十几把。对于细碎的小布条,他也尽量物尽其用――把

它们挫成绳子,用来捆扎葡萄和西红柿的架子。

学习劳动,对于“行伍”出身的战犯来说,是全新的事情。

王泽浚第一次到缝纫组工作,干的是钉扣子的活。谁知他刚缝了

两针,就听有人叫了一声“哎哟”。原来他拔针时,用力过猛,一

针正好扎在旁边同学的脖子上。

针对这次“流血事件”,几个老头围在一起,研究来研究去,最

后得出一条经验:拔针的时候,必须把针尖朝里,才不会扎到旁边

的人。

还有一次,沈醉缝了十二条衣领,由于做工不仔细,他把衣领上

歪了。杜聿明检查时,认为不合格,让他全部拆掉返工。沈醉当时

满肚子不高兴,认为反正是自己同学穿的,偏点、正点没关系。事

后才承认杜聿明是对的。

<师长光临>

一九五七年,共产党将功德林对外开放。管理所将战犯的名单通

报了在京的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组织他们中的自愿者前往访问战犯,

通过他们的口,把共产党的宽大教育改造方针和新中国的大好形势,

对战犯们再讲了一遍。

前往访问的人士大多分别是各战犯的老师、长官、同事和亲友。

有很多还是社会公认的德高望重的长者,也是战犯素所敬服的人物。

他们中有:程潜、张治中、邵力子、卫立煌、傅作义、章士钊、刘

斐、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卢汉、郑洞国、侯镜如、陈明仁、

张难先、肖作霖、唐生明、杨武之等。他们或被安排单独会见,或

被安排成批会见。

这项活动,历时数月,使功德林内空气为之一振。

战犯中的杜聿明和张治中、邵力子有师生之谊;程潜、傅作义、

卫立煌、刘斐、卢汉等,原是他的长官或同僚;郑洞国、陈明仁、

侯镜如等则是黄埔第一期同学,因而也是接待来访最多的人。特别

是他的大女儿致礼的公公、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教授的来访,杜聿

明实感意外。

功德林中的黄埔一期同学除杜聿明外,还有宋希濂、范汉杰、刘

家树、韩浚、周振强。作为黄埔军校的教务官,张治中以过去在军

校时那种热烈爽朗的语调,与他们侃侃而谈。据郑洞国等人回忆,

张治中说:

……诸位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同学,和我风雨同舟,相处多

年,公谊私情,都很深厚,我是很怀念诸位的。毛主席和周总理都

交待处理你们诸位的政策,对你们一律宽大,进行教育改造,而且

是认真耐心的教育改造。让你们有明辨是非,认识真理,重新做人

的机会,能够继续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你们所犯的过错和

罪恶,绝大部分是受旧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造成的。

……对历史影响造成的罪恶只要认识到了,而且彻底悔改,便不

咎既往,一律 宽大处理。

张治中还谈到过去大家都是响应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号召投入

黄埔军校的,现在,共产党继承了孙中山的伟大事业,取得了抗美

援朝的胜利,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

…。他在畅谈之际,频频以目光注视杜聿明,和善地询问杜的想法。

杜聿明对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壮举感到无比的兴

奋和敬佩。感到“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站起来了。”

借此机会,杜聿明还向共产党表达了感激心情,他说:“我被俘

后,原来潜伏在身上的多种疾病复发,危在旦夕,是共产党费大力

抢救,真不啻活死人而肉白骨。这种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我深铭肺

腑。”

在功德林,程潜还特地个别访问了刘嘉树同学。刘嘉树曾任程潜

起义前部队的参谋长,是坚决反对和平起义的死硬派。他为逃避和

平起义,带着残部逃到越南边境,结果部队被解放军围歼,他本人

被活捉。刘这次见到自己的老上级程潜,忍不住热泪夺眶而出,深

自忏悔愚忠于国民党的行为。

傅作义与陈长捷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后又在阎锡山部共事。平津

战役时,傅作义任“华北剿总”总司令,陈长捷任天津市防守司令,

公私关系都很密切。他两谈话内容战犯们知之不详,但陈与傅会谈

归来后喜形于色。

张难先是湖北辛亥首义老人,他访问结束时正巧碰见在图书室工

作返回宿舍的庞镜塘。张、庞二人关系,介于朋友与师生之间。两

人相见,双手紧握。张难先说:

“我一生也没看见过这么多文官武将聚在一起,做梦也没想到共产

党对待你们战俘这样有理有节,要把你们改造成为新人。我听到张

文白(治中)、邵力子、章士钊诸先生谈过他们的观感:‘战犯不

战犯,都改造成中国共产党的拥护者和朋友了。’我也认为,我今

天以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来访问诸位,明天,不久的明天,你们同

样都是爱国民主人士了。”

一九五七年春,管理所还让战犯们到北京、天津、东北等地进行

了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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