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卧底：有一重境界叫卧佛 -- 黄河故人

这里的于炳然也是一极牛的人

大家搜的时候，可以用关键字：张学良，康生。

********************************

怀念于炳然同志

http://publish.dbw.cn　　 2007-07-18 14:23:08

　　于炳然同志，原名于斌，黑龙江省望奎县人。

　　于炳然同志1932年加入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党的对敌斗争隐蔽战线上杰出的战士。

　　于炳然与我是黑龙江省立第一中学时的同学，也是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时的同学。我们在学校读书时，就情投意合，成为好朋友。后来，分别都参加了革命。虽然不是在一个地区工作，但同是在敌区秘密战线上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长期从事对敌斗争。我们感情深厚，互相了解，彼此关切至深。我们不仅在青年学生时期曾携手并肩一起战斗过，后来，还不约而同地参加了共产党，共同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终生。尤其是在我们久别之后两次重逢时，于炳然同志在政治思想上给我的帮助很大。他坦率，诚挚，肝胆照人。他发自肺腑的金玉良言，叩动我的心弦，使我受益终生。时隔几十年后，我仍感到言犹在耳，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于炳然从小就聪明过人，多才雄辩。在小学读书时，五四运动的浪潮冲击到他家乡的小城；学校举行游行示威、街头讲演、检查日货时，他总是最活跃的一个，成为学生中的小领袖。他上中学时，是个极其用功读书的好学生，一连三次考了第一名。他还喜爱运动，是个短跑健将，也是个足球选手。还主编学校周刊，主办演说会，主持学校剧团。各种社会活动处处少不了他，他成了一个“风头人物”。我们在黑龙江省一中同学虽然仅仅半年，接触不多，竟一见如故，结为好友。当时，齐齐哈尔各学校的学生有股风气，采取“换金兰谱”的结盟形式——就是愿意结为好友者各自把三代人的姓名写在印好的谱纸上，折好，互相交换；上面写有 “自结盟之日起，互相帮助，患难与共，永不背信弃义”等字样。同时合影留念。于炳然与我、张学孟、王馨逸等同学交换过“金兰谱”。后来大家逐渐都认识到那是一种封建产物，思想上没受什么约束，但在感情上总是比较亲近，为尔后的交往奠定了基础。

　　于炳然1924年考入国立北京法政大学，1930年毕业。我是1927年考入国立北京法政大学的。这个学校后来改名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我们在这所大学同学三年。我初到北平、刚刚考入大学时，人地生疏，炳然主动在生活上、学习上给我许多指引。在三年同学期间，我们常进行学术讨论，互相砥砺。搞学生青年运动，也总是战斗在一起。于炳然上大学时极关心政治，他对国事、世事自有独特的见解。在他主编的《协进》月刊上，他经常发表文章，立论精辟，切中时弊。当时黑龙江省旅平学生同乡会中，有以吴焕章为首的追随国民党的一派。另一部分人是无党派学生，他们靠近于炳然。我由于在天津南开中学时受林枫同志的思想影响，已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观点上则与夏尚志、刘传尧(刘靖)、张文藻、张甲洲、文希彦等接近。从爱国主义思想来说，大家完全是一致的;特别是对黑龙江省人民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压榨，以及受帝国主义者侵略，无不痛心疾首；都立志发奋读书，自强不息，准备有朝一日为家乡、为祖国作出自己的贡献。

　　1928年冬，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东北要强修五条铁路，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东北学生更是义愤填膺，奋起反抗，组织了“东北旅平学生路权保持后援会”。这个团体是每个东北学生都参加了的，每个学校推选六名代表；奉天、吉林、黑龙江，每省两名代表。于炳然是黑龙江省学生代表之一，他在“路权保持后援会”里是主要负责人，是常委会召集人；示威游行时，他担任总指挥。这个团体组织起来之后，做了不少工作：发宣言，发通电，在北平举行游行，并向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及外交部北平特派员请愿。还发行《护路特刊》，举行护路募捐演出大会，排演了《山河泪》、《一片爱国心》等话剧。这一运动持续了三个月，轰动一时，使反动统治当局及日本帝国主义者，未敢公开出卖与掠夺我东北路权。于炳然在那次护路运动中大显身手，显示出他特殊的组织能力和出色的宣传鼓动才干。

　　于炳然才华出众，他不但能写词藻铿锵、理直气壮的文章，而且口才出众，思路敏锐，擅长辩论。1930年8月间，于炳然在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报考公费留学欧洲；我代表巴彦县旅平津哈学生控告县长翟星凡，也来到省会齐齐哈尔，住在广兴德旅馆。我们相会之后，炳然把1927年望奎县旅平学生和地方士绅清算贪官许桂昌县知事的经验介绍给我们。他看过我们的控诉状说：“有理有据，必操胜券……坚持战斗一定胜利。”这给了我们以极大的鼓舞。巴彦县驱翟运动果如他所预料，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就在这时，炳然在那里演了一场活剧，就是“于炳然舌战陶司令”，也就是后来传说的“于斌骂死陶司令”。事情是，黑龙江省那年要录取留欧公费生，名额是五人。省主席万福麟的亲家陶司令想凭借势力夺取一个名额给他的儿子——万主席的女婿。陶司令的籍贯本不是黑龙江省，只是在望奎县有土地；他的儿子又不是大学毕业，是没有资格报考黑龙江省公费留学的。可陶司令硬要倚仗权势占一个名额。于炳然找到陶司令家，同他展开辩论。一场唇枪舌剑中，陶软硬兼施。炳然既不惧怕，也不受诱。可巧此后不久，陶司令死了。实际上可能陶有高血压、心脏病，生点气就加重了病情。人们就传说，于炳然效法诸葛亮骂死王朗，把陶司令气死了。有人还写了副对联：“军阀陶司令作恶多端暴疾丧命，万人称快；青年于炳然才华出众折桂留洋，有口皆碑。”于是这一趣闻便蜚声全省。

　　于炳然1930年8月考上黑龙江省公费留学，于1931年4月由哈尔滨动身取道西伯利亚铁路赴英国，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1934年，我突然接到于炳然从英国伦敦的来信。信中，他畅叙了别后思念之情，并爽直地谈了“九一八”事变后，他自己政治思想有了重大的变化。从字里行间看出，他已经找到了光明的政治道路。他深恨国民党所持的“不抵抗主义”和“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他表示今后不能闭户读书，也不再孤军奋斗了，而是要有组织、有领导、有理想、有目标地奋勇前进。我看了他的来信非常高兴，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鼓舞。最使我欣慰的是,可以断定我的好朋友已经变成了我们的革命同志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多日子，我与于炳然同志在天津相会了。这真是久别重逢，而且是难忘的一次重逢！我是“七七”事变前几天由淮阴到达天津的，住在法租界张庄大桥许烈同志家。炳然同志是“七七”事变后几天，由北平来天津的，住在法租界国民饭店。我同我爱人孙静云去看望他。我们一见面便拥抱久久,彼此不由得热泪盈眶。我们悲喜交加地互相倾诉了别后的一切。国难当头，心事重重；只觉得时短话长，一谈难尽。于是我们在几天里接连谈了数次，彼此毫无保留地把各自的情况都交谈了。我从而知道于炳然早在1932年5月，经何松亭、蒲子政介绍参加了英共中语组，成为共产党员。他入党后，曾任英共中语组书记，任“旅欧华侨反帝同盟”常委并负责东伦敦的华侨工作。他曾先后去巴黎、柏林、罗马等地，会见流亡在外的抗日将领马占山、李杜、苏炳文，游说他们联共抗日，与李杜联络得颇有成效。他还在伦敦与张学良将军面谈多次，讨论抗日救国大计，深得张将军的赞许。他曾组织“旅欧东北学生抗日救国会”，发表《宣言》和《告海外同胞书》，宣传抗日救国。他1934年赴莫斯科学习，并做党的工作、抗日宣传工作。1937年4月由苏联回到上海，与中国党接上关系；6月间来北平参加“东北救亡总会”成立大会，被推选为常委、宣传部主任。“七七”事变后，“东北救亡总会”成员相继撤出北平。于炳然同志此次来天津，是为了通过一个关系赵某对内蒙古德王进行策反。他开始住法租界国民饭店，后来住英租界小白楼一带一个俄国老太太开的小公寓。我和孙静云常去他那里聚谈。他总是那么豪迈，爽朗，诚恳，热情，像老大哥对弟弟妹妹那样关心，那样亲切。

　　当然我也不能对他保密。便向他说明我是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北平学生卧轨斗争、南下示威运动,曾回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后来打入东北军，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做抗日救亡工作。由于东北军在淮阴被改编下来，党组织决定我到北平与“东北救亡总会”于毅夫同志联系，找一个掩护职业，在北方工作。刚由南京到天津，就爆发了“卢沟桥事变”。

　　我说到北上之前，党组织要我到北方找到党，再设法转移关系。现在由于情况变化，尚不能决定行止；主要是急切需要找到党，接上关系。

　　于炳然同志听了我的情况后，说：“何松亭同志就是党在天津的地下工作的负责人之一，我可以介绍你同他谈谈。我主张你们留在北方工作。”

　　我和孙静云喜出望外，遂与何松亭同志见面详谈,从而顺利地找到党组织，在天津继续做党的地下情报工作。

　　所以我深深感到，在天津遇到炳然是极有意义的重逢，是我们一生之幸。

　　于炳然同志于1937年末离开天津辗转去武汉。以后转战长沙、衡阳、桂林、重庆等地。一别十余年，经过了八年抗日战争，经过了三年解放战争。

　　1949年6月间，我们在刚刚解放的北平又重逢了，真是巧得很。原来，于炳然从蒋管区撤回延安，先后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及中央社会部研究室工作。我从上海撤回北平，组织上命我归队，分配在中央社会部研究室工作。当时中央社会部研究室地址是在东总布胡同赵家楼，和炳然在那里见面，我真是喜出望外，他也是笑逐颜开。不过，他变得深沉了，沉默寡言了，不像以前那么锋芒外露了。似乎有许多话要向我说，他眉目传心地说：“时雨，等有空咱们详谈吧。”

　　过了些天，炳然到我的办公室，见我一人坐在那里，拍一下我的肩膀说：“你的头发很长了，该理理啦，咱们明天上午9点到王府井大街北头金鱼胡同西口鼎新理发馆好吗？”我说：“好，明天上午九点见。”我们如约准时到鼎新理完发。炳然说：“我们就在王府井大街溜达着谈谈吧。”他首先说：“我要南下啦。”我问：“什么时候走？”他说：“还不知道，日子不会太远了。”我问：“去哪？”他说：“过长江，可能先到南京，以后就不清楚了,听从组织分配。”我们从北往南，边走边谈。到王府井大街南口稍停一下，我们又往东去。走到东单，拐向北，走到东总布胡同口。我们信步漫谈有一个多小时，除了我中间插问几句，多半是炳然对我叙说别后往事，和对我谆谆叮嘱。他讲了党内情况和自己的遭遇与经验。他说，在延安整风审干中受到“左”的无情打击，吃了一些苦头；最后总算一切都弄清楚，问题得到解决了。又说：“真金不怕火炼，越练越坚强。但要有接受火炼的思想准备，在外面做地下工作的，更要有这种思想准备。”“我们革命队伍中知识分子不比工农出身的同志。像你这西装革履、兴高采烈的样子，是会有人看不惯的。我看你趁早换上军装吧。”“你要抓紧学习马列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补上多年在外边做地下工作时看革命理论书和党内文件的不足。”“要认真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加快思想改造；跟上形势，适应现实生活；争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当时他说的话当然不止这些，但给我激励最大、使我印象最深、铭记至今的主要有这几点。他那一席话，我实在受益匪浅！我是按照他的嘱咐做了，历次运动没有挨整；“文革”中受迫害也不算大，没有坐牢。他那深情厚谊，我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我们是在北京东总布胡同西口结束了谈话；他说另有约会，要往东四去，我们就握手告别了。想不到，这次话别竟成为永别了！

　　于炳然同志，秉性刚烈，品格高尚，勇敢机智，多才善辩，精明干练，活动能力强。他从青年时期即积极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领导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从欧洲回国后，对抗日救亡运动及统一战线工作作了不少贡献。在长期地下斗争中成绩是显著的。解放后在西南地区从事公安侦察工作，对肃清匪特、维护社会治安也是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于炳然同志不幸突然逝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使我悲痛万分，而且长时期哀思不解。

　　我读过国家安全部人事局写的《于炳然同志情况》，高兴地看到，粉碎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后，经过具有伟大意义的拨乱反正，党组织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给于炳然同志作出公正的结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党的对敌斗争隐蔽战线上杰出的战士。我为之十分高兴！炳然，是当之无愧的。炳然可以瞑目了！

　　今年是于炳然同志诞辰八十五周年，也是于炳然同志逝世三十六周年。我怀着无限哀思和无比敬仰的心情，回忆我们的友谊和交往，回忆他可亲可爱的形象和他一生光辉的革命业绩。以此，作为纪念的献礼。

注：作者写此回忆文章时，为中国佛教总会顾问。

李时雨 八十周岁写于北京

1988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