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代理一下政委 -- 达雅

八十年代是一个欣欣向荣、成就斐然的年代。当然了，八十年代也有八十年代的问题，但哪个年代没有自己的问题？我这里不谈问题，问题另外再说。我回顾八十年代，不是为了给谁唱赞歌，而是希望找到解决当今问题的药方。或者，用老毛的话说，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

八十年代的经验，官方是有总结的，大致无非解放了生产力啊，焕发了人民的积极性啊，纠正了“左”的错误啊。但是我认为其总结是错误的，或者说，是偏颇的不全面的。我的总结是三条，第一条从备战经济转向和平经济，备战经济时期发展起来的生产力转向改善人民生活；第二是上上下下都有一股劲要把工作干好，要把“文革”损失的时间夺回来；第三是采取了正确的经济措施，搞了“鸟笼经济”。这三条里面，前两条当前基本没法借鉴，能借鉴的就是第三条。第三条里，重要的是三点，第一，继续生活必须品的票证制度；第二，生产资料搞双轨制；第三，放开一些领域让大家炒。

我这三点又跟官方不一样，估计跟河里的主流也不一样。我对这种不一样很得意，这表明我既没有被官方洗脑，也没有被某种非官方洗脑。三点里面，先说第一点，票证制度。

票证这个东西，在今天的中国是被高度妖魔化的，比毛泽东被妖魔化得还厉害。现在网上还有不少人自称“毛左”“毛派”，可见在这一部分心目中毛泽东是好的。但是就很难找到自称“票证派”的。说到票证，基本是众口一词的控诉，前些天还有人控诉说以前闽南地区有“内裤票”的，后来我正儿八经去青史小阁问，结果大家说没有或者不可能有。

票证这个东西，我认为是先进的，优越的。优越得地方在于：

第一，道理上讲，票证度量了商品使用价值的异质性。政治经济学课本开头都会提到，商品有使用价值也有价值，然后就是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balabala，没使用价值什么事了。我认为这里是一个巨大的疏漏。商品有价值也有使用价值，价值是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商品中包含的无差别人类劳动。这种人类社会劳动的无差别性，是商品可以等价交换的逻辑基础，因为同一个物理量纲才可以等，等了才可以等价交换。

但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异质的。十斤米可以换三尺布，但是十几米和三尺布的使用价值是没法交换的，一个人不可能吃三尺布或者穿十斤米。因此，从道理上讲，就需要用一种方法来度量这种使用价值的异质性，而票证就提供了一种度量方式。例如，粮票就度量了食物让人吃饱的能力。假设不爱吱声包子铺里，同时提供包子和馒头，一个包子一两粮票一毛钱，一个馒头一两粮票五分钱。这里一两粮票就是使用价值的度量，表明大概吃三个就可以饱，而五分钱或者一毛钱则是价值的度量，表明做包子比做馒头更费劲些。

第二，由于票证度量了使用价值的异质性，使得中央政府可以全面规划全国的物资供应。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是根据各地和各行业报上来的需要来分配物资的。你那里有多少人，所以需要多少粮油多少布，要生产什么东西所以需要原材料，有点象战争状态下调拨弹药。但是人民又没有军队的高度组织性，所以就需要一种方法，把调拨下来的物资基本均匀地分到所有人手里，票证就满足了这个要求。另一方面，票证还可以使得消费比较平稳，因为很多票是一段时间内有效过期作废的，那人民就会在这段时间内把东西买回来，避免了积压。票证的这个功能前一阵子在港台还发挥了作用，政府给大家发消费卷，限期买东西。

第三，票证制度有利于地方政府发挥积极性，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而不是他自己的生活。一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各地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快过年了，地方领导就宣布，“凭32号副票可以购买鸡蛋两斤”，然后家家户户就翻出自己的副票出来去买鸡蛋了。地方领导搞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就看你这里副票利用率高不高，如果副票用掉的比较多，那就是你领导有本事，能搞来各种物资让大家用副票买。而因为是凭票买，所以当地人民都有份。不象现在，公务员发年终奖金，普通老百姓一点好处沾不到。

第四，对于家庭和个人来说，票证意味着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保障供应，或者说，不饿死人。一个成年人一个月就是二十八斤粮食，多了你有钱买不到，这就保证了粮食分配的相对均匀。不然的话，富人买上40斤，而穷人就只有16斤了。那年头吃40斤肯定不会撑着，因为油水少，但是如果每月只吃16斤，那估计是撑不了几个月的。每人都是28斤，可能大家都有点嫌粮食不足，但是肯定比饿死一个好。所以说，粮票其实是一个伟大的制度，它保证了新中国人民有比民国高得多的人均寿命，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有序进行。

第五，票证制度这个东西，从信息技术上讲，其实是一个数据库，因此是真正的先进生产力。而单纯地有金钱没票证，则是落后生产力，因为在金钱交易过程中会损失掉很多重要信息。例如，不爱吱声包子铺一天总收入是20块钱，那是卖出了400个馒头呢还是卖出了200个包子，或者是200个馒头100个包子？那你是不知道的。但是，加上一个信息，今天收回了多少粮票，那两个方程两个未知数就知道了。而这个信息其实很重要，它意味着包子铺解决了多少人的吃饭问题。

以上五条，是票证的优越性。另一方面，票证也有其代价。代价第一是人，为了维护这样一个票证体系，需要大量的人手。例如，为了维护粮票，就要有一整个粮食系统，这个系统必然又会存在效率低下啊腐败啊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就有这样的印象，去买米，粮站没有米了，很大的屋子里空空荡荡的，就两三个工作人员。这当然属于效率低下，但问题是，为了保障大家在粮食总产量刚刚够得时候让每个人每月吃上28斤，你就得忍受这种效率低下。代价第二是钱。票证意味着补贴，给城市居民的补贴。就说大米吧，几十年都是一毛五分四一毛四分五，这补贴每个人也许不多，但是巨大的人口基数一乘，那也是不得了的数字。所以改革开放后粮票取消前，中央财政一直捉襟见肘，等93年粮票一取消，朱镕基几年功夫就让中央财大气粗，而中国农民则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最后，花点时间说说“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这个事情。我认为，“剪刀差”是一个政治经济学体系下的术语，意思是，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算，农业产品对工业产品定价低了，所以毛泽东周恩来他们觉得对农民亏了。但是，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下，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西方经济学觉得农业产品值多少钱应该在市场中决定，定低了是农民你自己讨价还价水平低，活该。因此，信奉西方经济学而指责计划经济时代“工农业剪刀差”的，要么是人云亦云，要么是别有用心。因为按照逻辑，西方经济学既然不承认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那怎么能就承认“剪刀差”这个概念呢？这不跟无神论者攻击神父“不虔信上帝”一样荒谬么？事实上，计划经济时代农业产品对工业产品的价格，比今天并不低。我印象深刻的是，大米一毛五分四的时代，进口日本彩电1040元。那今天大米对商场里最好的彩电，也大概就这个比例吧。

所以，农民出身的河友，在你下一次抨击“工农业剪刀差”并进而抨击计划经济时代之前，请认真想一想，你有多大程度确信自己的观点，别人云亦云被人当了枪使啊。

不客气地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民阶级很大程度上就是被当枪使来打击工人阶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