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代理一下政委 -- 达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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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代理政委(七)票证优越论

八十年代是一个欣欣向荣、成就斐然的年代。当然了,八十年代也有八十年代的问题,但哪个年代没有自己的问题?我这里不谈问题,问题另外再说。我回顾八十年代,不是为了给谁唱赞歌,而是希望找到解决当今问题的药方。或者,用老毛的话说,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

八十年代的经验,官方是有总结的,大致无非解放了生产力啊,焕发了人民的积极性啊,纠正了“左”的错误啊。但是我认为其总结是错误的,或者说,是偏颇的不全面的。我的总结是三条,第一条从备战经济转向和平经济,备战经济时期发展起来的生产力转向改善人民生活;第二是上上下下都有一股劲要把工作干好,要把“文革”损失的时间夺回来;第三是采取了正确的经济措施,搞了“鸟笼经济”。这三条里面,前两条当前基本没法借鉴,能借鉴的就是第三条。第三条里,重要的是三点,第一,继续生活必须品的票证制度;第二,生产资料搞双轨制;第三,放开一些领域让大家炒。

我这三点又跟官方不一样,估计跟河里的主流也不一样。我对这种不一样很得意,这表明我既没有被官方洗脑,也没有被某种非官方洗脑。三点里面,先说第一点,票证制度。

票证这个东西,在今天的中国是被高度妖魔化的,比毛泽东被妖魔化得还厉害。现在网上还有不少人自称“毛左”“毛派”,可见在这一部分心目中毛泽东是好的。但是就很难找到自称“票证派”的。说到票证,基本是众口一词的控诉,前些天还有人控诉说以前闽南地区有“内裤票”的,后来我正儿八经去青史小阁问,结果大家说没有或者不可能有。

票证这个东西,我认为是先进的,优越的。优越得地方在于:

第一,道理上讲,票证度量了商品使用价值的异质性。政治经济学课本开头都会提到,商品有使用价值也有价值,然后就是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balabala,没使用价值什么事了。我认为这里是一个巨大的疏漏。商品有价值也有使用价值,价值是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商品中包含的无差别人类劳动。这种人类社会劳动的无差别性,是商品可以等价交换的逻辑基础,因为同一个物理量纲才可以等,等了才可以等价交换。

但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异质的。十斤米可以换三尺布,但是十几米和三尺布的使用价值是没法交换的,一个人不可能吃三尺布或者穿十斤米。因此,从道理上讲,就需要用一种方法来度量这种使用价值的异质性,而票证就提供了一种度量方式。例如,粮票就度量了食物让人吃饱的能力。假设不爱吱声包子铺里,同时提供包子和馒头,一个包子一两粮票一毛钱,一个馒头一两粮票五分钱。这里一两粮票就是使用价值的度量,表明大概吃三个就可以饱,而五分钱或者一毛钱则是价值的度量,表明做包子比做馒头更费劲些。

第二,由于票证度量了使用价值的异质性,使得中央政府可以全面规划全国的物资供应。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是根据各地和各行业报上来的需要来分配物资的。你那里有多少人,所以需要多少粮油多少布,要生产什么东西所以需要原材料,有点象战争状态下调拨弹药。但是人民又没有军队的高度组织性,所以就需要一种方法,把调拨下来的物资基本均匀地分到所有人手里,票证就满足了这个要求。另一方面,票证还可以使得消费比较平稳,因为很多票是一段时间内有效过期作废的,那人民就会在这段时间内把东西买回来,避免了积压。票证的这个功能前一阵子在港台还发挥了作用,政府给大家发消费卷,限期买东西。

第三,票证制度有利于地方政府发挥积极性,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而不是他自己的生活。一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各地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快过年了,地方领导就宣布,“凭32号副票可以购买鸡蛋两斤”,然后家家户户就翻出自己的副票出来去买鸡蛋了。地方领导搞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就看你这里副票利用率高不高,如果副票用掉的比较多,那就是你领导有本事,能搞来各种物资让大家用副票买。而因为是凭票买,所以当地人民都有份。不象现在,公务员发年终奖金,普通老百姓一点好处沾不到。

第四,对于家庭和个人来说,票证意味着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保障供应,或者说,不饿死人。一个成年人一个月就是二十八斤粮食,多了你有钱买不到,这就保证了粮食分配的相对均匀。不然的话,富人买上40斤,而穷人就只有16斤了。那年头吃40斤肯定不会撑着,因为油水少,但是如果每月只吃16斤,那估计是撑不了几个月的。每人都是28斤,可能大家都有点嫌粮食不足,但是肯定比饿死一个好。所以说,粮票其实是一个伟大的制度,它保证了新中国人民有比民国高得多的人均寿命,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有序进行。

第五,票证制度这个东西,从信息技术上讲,其实是一个数据库,因此是真正的先进生产力。而单纯地有金钱没票证,则是落后生产力,因为在金钱交易过程中会损失掉很多重要信息。例如,不爱吱声包子铺一天总收入是20块钱,那是卖出了400个馒头呢还是卖出了200个包子,或者是200个馒头100个包子?那你是不知道的。但是,加上一个信息,今天收回了多少粮票,那两个方程两个未知数就知道了。而这个信息其实很重要,它意味着包子铺解决了多少人的吃饭问题。

以上五条,是票证的优越性。另一方面,票证也有其代价。代价第一是人,为了维护这样一个票证体系,需要大量的人手。例如,为了维护粮票,就要有一整个粮食系统,这个系统必然又会存在效率低下啊腐败啊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就有这样的印象,去买米,粮站没有米了,很大的屋子里空空荡荡的,就两三个工作人员。这当然属于效率低下,但问题是,为了保障大家在粮食总产量刚刚够得时候让每个人每月吃上28斤,你就得忍受这种效率低下。代价第二是钱。票证意味着补贴,给城市居民的补贴。就说大米吧,几十年都是一毛五分四一毛四分五,这补贴每个人也许不多,但是巨大的人口基数一乘,那也是不得了的数字。所以改革开放后粮票取消前,中央财政一直捉襟见肘,等93年粮票一取消,朱镕基几年功夫就让中央财大气粗,而中国农民则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最后,花点时间说说“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这个事情。我认为,“剪刀差”是一个政治经济学体系下的术语,意思是,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算,农业产品对工业产品定价低了,所以毛泽东周恩来他们觉得对农民亏了。但是,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下,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西方经济学觉得农业产品值多少钱应该在市场中决定,定低了是农民你自己讨价还价水平低,活该。因此,信奉西方经济学而指责计划经济时代“工农业剪刀差”的,要么是人云亦云,要么是别有用心。因为按照逻辑,西方经济学既然不承认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那怎么能就承认“剪刀差”这个概念呢?这不跟无神论者攻击神父“不虔信上帝”一样荒谬么?事实上,计划经济时代农业产品对工业产品的价格,比今天并不低。我印象深刻的是,大米一毛五分四的时代,进口日本彩电1040元。那今天大米对商场里最好的彩电,也大概就这个比例吧。

所以,农民出身的河友,在你下一次抨击“工农业剪刀差”并进而抨击计划经济时代之前,请认真想一想,你有多大程度确信自己的观点,别人云亦云被人当了枪使啊。

不客气地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民阶级很大程度上就是被当枪使来打击工人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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