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友人一篇 世界工厂的危机 -- 老马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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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工厂的危机

富士康事件在媒体销声匿迹了，仿佛一打鲜活的生命也不能给这个社会麻木苍白的脸孔上增加一丝血色。

War is peace, 战争就是和平，

Freedom is slavery, 自由就是奴役，

Ignorance is strength. 无知就是力量。

Man is Machine, 人就是机器。

GFW is Information, 长城就是信息。

Martial law is Harmony. 压迫就是和谐。

韩寒说：“我们的女人搂着有钱人，有钱人搂着官员，官员搂着老板，老板搂着林志玲”，这一环扣一环，唯一被遗忘的就是在流水线上12×6日夜颠倒的工作的普通的劳动者。但是，杯具的是，他们有理由被遗忘，也不得不被遗忘，他们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石，而且是基石缝隙中顽强挣扎的小强。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说：自由的劳动市场市场，劳动合同既然是劳资双方的互相选择，那么就应该是最优的均衡解。如果富士康是“血汗工厂”，为什么工人们不选择离去呢？富士康门前等待工作机会的青年人又该如何解释？富士康事件的核心，是应该批判贪婪的现代周扒皮——台湾首富郭台铭吗？以及和他一样的广大的民营企业家以及他们的企业吗？这些问题其实不能轻易的回答，离开是工人的选择之一，但问题在于工人们几乎没有什么选择，死亡是其中之一。对工人们何不另谋高就的质疑，几乎就是现代版的“何不食肉糜”。如果工人没错，那就是企业家错了。富士康门前的长龙也似乎印证这样的推断，如果连富士康这样的企业都已经是“不坏”的选择，可以想象其他的选择有多么的糟糕。诚然，中华大地上不乏坑蒙拐骗，以次充好的生产者，但是大多数的企业家还是有理想有追求的，而他们的理想与追求，说到底，不过是“利润”二字，合法的经营行为，获利既是正当，而评价一个企业家是否优秀，也只看其能否盈利而已。廉洁、正直、忠诚、富有同情心的人，也许是慈善家，也许是好人，也许是忠犬，不一定是好的企业家，这也就是官办或者国有企业常常悲剧的原因之一。

吴晓波说：“这三天在江苏浙江，与众多企业家交流富士康事，竟发现有超过半数的人同情郭台铭，我说到修改《工会法》允许建立“独立工会”，绝大多数企业家闻之色变，以为期期不可以。今天又看到李嘉诚公开声援郭台铭。看来劳资双方在利益和观念上的立场对立已非常严重，接着就看政府和知识分子如何选择自己的立场了。”

吴晓波的担心完全没有必要，如果他记得一点点经济学原理的话，就会明白，生产者的收益分配依赖于资方和工人谈判中的力量对比，劳动成本上升压缩的只是资方的资本收益，而劳动者并不会愚蠢的把成本提高到负利润的程度，那样双方都悲剧了。资本双方的矛盾只是对分赃问题的角度不同，根本的利益其实是一致的，这也就是郭台铭为什么不断扩大投资，给工人提供比大学生还好的住宿、伙食、娱乐条件，其实工人好，他就更好。不由得，想起有一个老师上课的时候说：“我给MBA或者EMBA学生上课，就要大谈如何实现行业垄断，如何获得垄断利润，他们最爱听；而给本科生或者研究生讲课的时候，就要仔细讲垄断的福利损失以及如何管制”，其实针对的也是看世界的角度的不同而已。

讲了这么多，原来劳资双方其实是相濡以沫，举案齐眉，白头偕老的和谐社会啊。那么所有的辛苦就都是应该的，各种杯具也无法避免，大家还是洗洗睡，明天继续积极加班好了，或者睡不着就……啊～～啪！

讲了这么多现状的合理性，并不说明这个状态很健康，而是说明这个社会已经病入膏肓，各种扭曲已经找到了合理的解释，进入到了某种均衡的状态，任何改变的尝试反而会遭到旧体制抵制。张五常老先生今天发表了一篇文章《工资集体协商是玩火游戏——顺论本田的困境》，作为契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他相信灵活的劳动合同对经济体活力的重要性，这方面一个鲜活的例子就是麻烦缠身的希腊。他的理论不无道理，却是只从生产的方面考虑问题，只想着如何产的更多，正和善于从生产中抽税的政府一般，并不考虑分配的问题。工会组织的利弊，讨论甚多，但我仍是相信，工人是有组织工会与雇主共分利润的权利与自由的。经济学中最简单的纳什谈判机制（Nash bargaining game）告诉我们，在谈判中占据优势的一方会获得大多数的租金，而劳动市场上的独买者更可获得垄断的租金，即所谓“剥削”。所以，我支持本田工人罢工，这是他们应有的权利，除了辞职，和XX之外，我们还可以组织起来，争取我们应得的权益。如果一个企业，在中国的劳动成本水平下都不能盈利，这个企业家还是去加入无产者的行列为妙。

富士康事件背后更大的背景是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妨先看一篇很有趣的文章《清朝人一年收入够买一套房 》，这个估计当然很片面，“大农村”的大清怎能和京沪穗深这样的宇宙中心相比呢？全国人民心驰神往的地方，不通过户口、暂住证制度监控起来，那怎么得了呢？这不又陷入想当然的误区了不是。

不妨问问中国人到底要什么？俗话说，：农妇、茅舍、有点田，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也就是所谓幸福的生活了，但也是三座大山，压在奴隶们的肩头。“田”就是拼死拼活两千块钱，前面谈了，无产阶级要组织起来，和资本家死磕。“农妇”是个大问题，新生人口（0-4周岁）男女比例123：100（统计年鉴2009），男孩们从出生就开始激烈的竞争。而更为悲剧的是，他们发现，姑娘们都竞争上岗，争当影星，模特以及二X，没有“房子”，正眼都不搭你一眼。最后的核心问题就变成“怎么从茅舍直接大跃进到广厦千万间了”。《被房地产绑架的经济们》这篇文章里画了几个图，是住房投资占总投资比例，从这5个截至1990年的图来看，美国、法国、德国的投资比例都在25%左右，而英国是20%，日本仅为15%，而中国从1986-2009年之间，平均15%，而在近10年中是不足20%，我对数据的来源持怀疑态度，不过就目前所有的信息来看，好像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是供给不足，而“刚需”的问题反而只是次要的了。所谓的供给不足的几个原因，我想大概有：

1. 政府是土地的独卖者，既然是垄断，那么经济学上垄断的一般结论，量少、价高，正是严丝合缝的套上来。政府囤积居奇，谋取暴利。

2. 县级的竞争可以削弱这中垄断，但是中央、省的经济政策：保税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城市配套设施建设、行政制约、户籍政策又加强了这种地区差别。

3. 倒卖土地赚取的是租金，行政管制、卖方垄断，提供了寻租腐败的天然土壤。

4. 税收与财政制度的落后，臃肿的官僚体系，人浮于事，专权、舞弊、渎职，土地就是他们的饭碗，寄生在社会之上。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事实上，是党和政府先富了起来，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布下天罗地网，把每一条活路都堵死，哪里还有什么选择呢？

麦当劳说：“更多选择，更多欢笑。”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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