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随便写点什么：李相日记读后感 -- 雪里蕻

问：海外曾经有评论说您是李鹏总理的“幕僚”。您认为这种说法是否属实？

何：什么“幕僚”之类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但是，在90年代，我的确曾就当时一些重大经济及国际问题，向李鹏总理报告过我个人的一些不同意见。

问：您在当时，曾就哪些经济政策问题向李鹏总理提出过建议？

何：最主要的一点是关于“生产过剩”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我对中国经济理论和政策方面的重要贡献之一。

当时，我曾看到国务院发展中心送报中央的几个内部材料，那是1988年前后来华访问的几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经济改革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其中包括弗里德曼给前总理赵XX的一封信。

这些美国专家从新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和货币学派的立场看中国经济改革，对中国经济形势所提出的就是上面的这种看法。他们都认为制约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是供给不足，所以才会发生经济过热。他们认为在价格改革后物价放开后，就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因此他们所提出的根本性建议，是主张必须加速进行彻底的制度改革（与后来俄罗斯实施的“哈佛改革方案”以及萨克斯“休克”疗法内容基本相同）。而当时中国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几乎完全呼应美国人的看法，也在大力地鼓吹所谓“长痛不如短痛”即一步到位的体制改革论。

问：听起来这些美国专家的意见实际是很有道理的，难道当时你认为不应该实施这种意见吗？

何：是！在1989—1990年间，我重新研究了《资本论》，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中，我获得了一些新的想法。

当时中国经济中发生了严重的企业“三角债”问题，就是企业资金相互拖欠，银行贷款无法回收。而我观察所谓“三角债”现象的发生机制，往往与企业产品的销售困难有关。

我发现，正是由于众多企业所生产的产成品卖不出去，库存积压极其严重，才导致生产资金收不回来。于是而形成了企业间的债务链，即“三角债”，并且还不了银行债务。由此我意识到，这个所谓的“三角债”问题，其实质就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所讲的“金融信用危机”。

换句话说：发生金融信用危机的真正原因，正是由于企业生产的产成品转入库存后发生大量积压，才导致了市场资金的回流困难-----这其实就是古典经济学所讲的“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

但是如果看一看财政部所统计的当时商业和企业中的库存数字就会知道，各地都出现了大量的产成品积压，一系列商品库存一直在不断高攀上升。而正是产成品的销售困难，导致企业之间资金周转困难，“货币稀缺”，导致还债困难。于是发生企业间相互拖欠债务即“三角债”。由此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实际恰恰就是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家所讲的表现为“生产过剩”的流通危机。

因此我认为，为了解决这种类型的危机，恰恰不能采取那些美国专家们所提供的政策建议。也就是说：绝对不应继续囤积物资。不应让银行实施高利率吸储的政策。不应扩大商品（消费品）进口，因为那只会使国外商品大量涌进来，进一步挤压国内企业产品的有限市场空间，会使经济危机更加严重。

[针对这个必须保护国内市场的问题，我当时还给国务院领导专门写了几篇论述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文章。我在那些文中独创性地表述了一个“市场有限界规律”，以此来反对作为主流经济学重要理论基石的“市场无限界”规律，即著名的“萨伊”定律。]

关于我国经济发生了“生产过剩”这一新的经济观点，我首先在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何新与日本“S教授”的谈话录》中明确地提了出来。

在该文中我说：当时中国经济并不是面临“短缺”，而是面临着“生产过剩”。这个观点，无疑是对当时国内外的主流经济观点所宣示的一个正面挑战。结果，立即引起了主流经济学家们一片愤怒、反对和讨伐之声。大家都说：何新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是完全缺乏经济学的基本知识的无知滑稽之谈（笑）。中国是这么穷的一个国家，怎么还会有生产过剩？实际上，中国的那些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过剩”实质是一个金融概念，与物质的穷和富的问题并没有关联。结果我当时遭受了一场大围剿，可以说是四面楚歌。

问：那么当时国务院领导方面对此有什么回应？

何：李鹏总理知道我的看法后，很表重视。他委派秘书与我谈话，详细听取了我对此的意见和有关政策建议。后来又亲自约我面谈。

其后，我又写了一系列文章呈报总理，也呈报给邓小平、江泽民、陈云、王震、李先念等最高领导人，进一步说明和论证关于“生产过剩”和“生产能力过剩”等问题。这些文论，有的发表在《内部文稿》等内参上，后来收入《何新政治经济论集》（白皮书，内部版）。其中大部分后来编入在公开出版的三卷的《新战略论》一书中（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耐人寻味的是，我当时的意见虽然是那么地孤立，或者说那么地“边缘”，但最终居然被李鹏总理基本都听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