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转贴。 薄熙来重庆新政 -- 破奴冠军

第三个定位就是要加快建成统筹城乡发展的直辖市。中央对京津沪已各有定位，那么重庆这个新直辖市的特点呢，就是统筹城乡发展。这里有张图，是我们在巫山考古挖出来一个青铜鸟叫太阳鸟，又叫火凤凰。重庆一个艺术家慧眼独具，把鸟形做成一个通透图，正好与重庆的版图重合，40个区县，一个不拉全覆盖，它的心脏就是重庆的主城区，它的血液系统就是重庆长江乌江嘉陵江的水系，而且它的头不偏不倚正好伸到重庆唯一出过前国家元首的县叫潼南县。这真是有点神啊！而我以它来说明：重庆主城不过是一颗心而已，单独去跳，扑腾不了几下，所以必须统筹城乡发展，即只能作为一只神鸟整体腾飞。中央后来定了重庆和成都为统筹城乡发展的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是天意，天遂人意，这是中国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重庆模式也符合中央这个指导精神。

总之，胡锦涛314战略部署是“胡温新政”即科学发展这个总战略在重庆的具体体现，薄熙来反复讲以这个战略部署作为重庆各项工作的总纲，我觉得这是薄熙来新政的根本性内容。

薄熙来新政的第二个具体内容，当然就是轰动海内外的打黑除恶了。这个黑社会啊，中外都古已有之，我们重庆、四川尤其厉害。因为它自古就有哥老会（成员叫袍哥）这样的民间组织。哥老会等组织它本身是个中性的，就是由于封建政府它的行政力度不够，很多事情它解决不了，民间豪强只有自己组织起来解决一些问题，实际上是第二政府。它变黑之前为什么说是中性的呢？哥老会等不少民间组织包括一直到现在的一些帮派，共同的信条，第一呢是忠于首领，第二呢就是不扰民，不欺负老百姓，第三呢就是不能背叛朋友，江湖道德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被好人掌握，在特殊条件下还可以变成做好事的力量，包括清末我们的四川、重庆的保路运动，主力之一就是哥老会，发挥了爱国主义作用，还牺牲了不少的人。如果这些组织被坏人或恶势力掌握，就会变成黑社会。为什么重庆的黑社会很多？原因之一就是搞了市场经济以后，社会变化很快，政府职能转换不可能一步到位，很多事啊政府一时也管不了、管不到，需要民间自己来搞。譬如说现在小偷那么猖獗，一般小偷小盗进了小商店小饭馆，现在这个公安局人力财力物力不够来追他，没办法，所以有一些地方就有民间力量自己组织起来，发挥一些治保作用。重庆有个黑社会自称是“第二公安局”嘛。重庆以前多年也打黑，但为什么越打越多呢？一是没有打保护伞，二是市场经济发展中各行业的民间联系也多了，政府的行业一时管理到不了位，就容易产生与历史古已有之的哥老会相类似的民间组织，也容易被黑社会掌握。所以重庆黑社会确实厉害。重庆公安局搞了一个打黑展览，那个收缴的大刀的砍刀是堆积如山，很多血腥场面的照片，薄熙来看了都说不得了，砍人跟砍牲口似的。不打，重庆能是个青天白日的和谐社会吗？所以这个打黑是深得人心的。

其实，薄熙来的打黑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打黑。因为一般意义上的打黑本身既不姓社，也不姓共。黑社会厉害了，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不管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都要打。它们确实也打过，意大利打了几十年的黑手党。所以一般性的打黑既没有社会属性，也么有意识形态属性。但薄熙来的打黑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轰动性影响？因为重庆打黑引向深层次的肃贪反腐。这个意义就大了。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民主滞后，党员不能监督党委、人民不能监督政府，导致腐败盛行。但民主又不能一蹴而就，当前肃贪就只能主要靠“青天”，反腐斗争就只能表现为“青天”与保护伞的斗争。腐败分子是盘根错节，尤其是要突破保护伞，很难，是不是啊。一般的贪污、收贿，保护伞有办法大事化小，但是薄熙来把打黑和肃贪联系起来，这一招确实重庆的真招，厉害。他是黑社会，他是黑社会的保护伞，即便他还有保护伞，怎么保他？第一他就没有这个胆量，第二他有没有这个本事，所以把打黑和肃贪联系起来，反腐就相当有效。我觉得这重庆模式一个亮点。

重庆打黑引起关注，还涉及到一个争论问题。就是包括我们学校的扬帆老师在内的一些同志，曾经提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有原罪，需要清算。反对者很多，这个争论非常激烈。确实，中国有一些民营企业家不但有原罪，还要现在继续残酷剥削压榨工人，有“现罪”。重庆狠狠打击黑社会头目，多为民营企业家。有些人就把它联系起来，认为薄熙来在重庆要“清算原罪”，打击民营经济。有人特为此叫好。其实这是个天大的误会误传。薄熙来打的黑色民营企业家，是极少数；他扶持的是多数。在打黑的过程中，重庆的民营经济有很大的发展，09年内资投资增长近80%。所以重庆打黑绝对不是“清算原罪”。薄熙来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支持的。他在重要会议上讲，重庆将来的经济发展是三驾马车，第一个当然是公有制经济（我认为这是驾辕的），第二个就是民营经济，第三个就是外资经济。对他这个说法，个别人还有点不高兴，说那你这个公有制只占到三分之一，还不是主体啊。薄熙来很重视基本理论问题，来时间并不长，已经点了两批课题要重庆学者研究。第一批中有一个课题就交给了我们市委党校，题目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点及其表现”。什么叫公有制为主体，当然是其中重要内容。这个问题现在争论激烈，包括北京有很多专家认为现在公有制经济已经不占主体地位了，其主要理由就是非公经济占了GDP的大头。我们课题组的意见，还是按照中央在十五大就确定的说法，即用两个标准，第一个在总资产中占优势，第二个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中央还是很高明，从一开始就没有说GDP你要占优势，没有说税收你要占优势，没有说从业人员你要占优势。那么从资产来讲，无论在全国在重庆，国有资产的增长确实快得多，工商业资本是如此，金融资产尤其如此，那非公的不可望其项背。所以薄熙来的三驾马车说，与公有制为主体是可以统一的。

重庆打黑，尤其是其方式方法，还受到极少数人争议，认为是“搞运动”，认为没有依法办事。邓小平讲“再也不能搞运动了”，这是对的。但重庆打黑与这个“再也不搞”的“运动”根本就是两回事。重庆打黑是首先发动群众，动员全市的老百姓参与。结果老百姓非常踊跃，也非常勇敢，80%的黑社会分子和涉黑的贪官污吏是群众实名举报。这成了“人民战争”啊。有那么多群众拥护，那么多群众参与，不好吗？从这个意义上，要说是“群众运动”，也是啊，但绝不是文革那种群众运动。重庆打黑确实动员了群众。不动员群众怎么打黑？尤其是在黑社会长期以来在公检法中找了不少保护伞，例如文强这个大贪底下有一批中贪，中贪底下不少干警吃黑钱相当普遍的情况下，单纯依靠公检法系统，这个打黑根本打不了。所以说“依法办事”得有前提。其实重庆打黑“依法办事”也做得非常好，尤其是在执法的人中有严重的问题的情况下。怎么办的呢？掺沙子。例如把文强调开，明升暗降以后，把王立军从抚顺调过来作公安局长，并再来个惊人之举，就是让他兼任武警重庆支队的政委，把武警和公安的力量结合起来来打黑。我讲是用非常的手段来解决非常的问题。很多事政治和学术距离大得很。学术上讲问题要把其他条件排开，在纯粹的条件下做实验或者推理，然后得出一套结论。例如依法治国这套理论同样如此，把其他条件排开，依法治国似乎太容易了。但是实际上把现实许多条件掺进来以后，就远远不是学术上讲的理论和程序能解决问题了。所以列宁讲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长青的。重庆那棵树确实是长青的，我们去看重庆模式，尤其是打黑，应该用我们的眼睛直接去看那棵树，不应该通过我们的“学者”，也包括，用灰色的理论做镜子再去照着看那棵树，那长青的颜色可能让这灰色的镜子给变了颜色了。所以对理论我们应该尊重，但更应该尊重的是实践。对实践检验、群众评价那么好的打黑，还指责为“搞运动”、“不依法办事”的人，要么可能是纸上谈兵的书呆子，要么可能就是“黑人”了。

薄熙来新政的第三个具体内容，是比打黑意义还大得多的“唱红”。重庆把打黑与唱红合称“唱红打黑”。唱红轰动效应不如打黑，但我认为意义要比打黑大很多很多，至少一百倍吧。邓小平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个思想非常非常伟大，但做起来又最难最难。邓小平讲十年最大教训是一手硬一手软，其实三十年最大教训又何尝不是它！更严重的是，后二十年来我们不是不重视，而是这样抓那样抓，搞了无数的招数，但效果都不如人意。这历史背景是搞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应该搞，但古今中外，搞市场经济初期，都经济上坡，道德滑坡。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牵涉到对“斯密之谜”的破解问题。斯密是市场经济理论的老祖宗，写“国富论”之前，写了一本《道德情操论》，讲的是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怎样控制他的感情或行为，尤其是控制他自私的感情或行为，从而在自利的个人基础上建立一个较和谐社会的道理。人本性自私，又要控制它，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西方人有宗教，最终在上帝那个终极价值面前解决。而我们呢，我们的终极价值观在哪里呢？建国后讲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后来走了弯路，出现信仰危机，大家不怎么信了。改革开放后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了，但两极分化，道德滑坡，于是信仰危机继续发展。现在的情况是既没有完整统一的中共信仰、中共理论，又没有西方那种现代化了的宗教，于是中国人的终极价值观出现真空。为什么说我们没有完整统一的中共信仰、中共理论呢？就是我们呢，把党的理论分为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部分，而事实是，毛泽东思想的道德感召力、政治感召力要强得多，但后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技术性理论要弱得多。我们抛弃它的建设路线，道德和政治感召力又没有继承得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建设是强项，讲效率讲得好些，邓小平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相信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和政治感召力，但是他不可能把这个东西说得比毛主席更好了，后来的“三个代表”、“八荣八耻”等，就更是一般性的号召了。所以，我们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应该搞市场经济，但又和西方人一样，得解决一个大难题，就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个人利益驱动，与维系人们团结统一的社会道德提升，怎么能够得到统一这个难题。西方靠新教伦理，我们靠什么呢？所依靠的东西不多，就会任由市场经济的个人利益驱动这种原始冲动，去支配社会道德，那人人都会成为经济“动物”，人性泯灭。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实，不正在向这方面发展吗？

怎样把毛泽东思想的强项——道德和政治感召力，即其“价值理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强项——建设方式，即其“工具理性”，统一起来，形成我们党和国家统一的终极价值观，来使我们党既能发展市场经济，又能驾驭市场经济呢？这可能是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一个历史课题。所以去年国庆高喊毛泽东思想万岁，可能是想弥补一些东西吧。而在那之前和之后，薄熙来都在实践中让毛泽东思想“万岁”。例如他讲话，确实喜欢引毛主席语录，但我不同意有的评论说他在“打毛泽东旗号”的说法。其实，薄熙来同时也在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落实”，他打的是我们共产党的旗号。共产党，我刚才讲了，就是道德感召力和政治感召力这方面，是毛泽东强，但是，经济建设的操作性、有效性，是邓小平强。所以，我觉得薄熙来是将其“强强联合”，哪个强就用哪个。当然由于习惯等原因，他讲话引毛的比引邓的多。我听过几次，比方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共和国建国六十年等，大概印象是如果是引五句毛主席语录的话，大概引三句邓小平的话，然后胡温的话各讲一条。不是有意为之，而是自然而然。因为他讲问题都喜欢从历史上讲起，从党史上讲起，高屋建瓴，顺理成章，这样当然讲毛泽东的话多一点。而且，毛主席涵盖各方的名言，确实要多些。但是薄熙来讲的都是毛泽东好的观点，是党肯定的东西，毛主席有争议的东西他都没讲过，原则性非常强。

薄熙来在重庆“唱红”，可能是想把我们共产党的毛泽东思想和中特理论中的两大强项，也包括中国好的传统文化和世界上的精神文明，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形成我们3200万重庆人民的终极价值观。薄熙来提倡的唱红，主要是唱这些东西的。思想道德建设这一手怎么硬起来，确实是30年的难题。薄熙来唱红，包括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可能是使“这一手”硬起来的破题之举。因为以前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离群众的生活有距离，而唱读讲传就是一场重庆人民的“新生活运动”，与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四川、重庆那些地方的人喜欢打麻将、斗地主，把唱歌跳舞、读书学习等人的真正天性都压坏了。现在载歌载舞地唱红歌，聚精会神地读经典、讲故事，这就把人的天性激发出来了，真正形成了自觉的群众运动。

我们党，我们国家再不唱红，危险大啊。重庆为什么会出文强这一类坏透顶了的干部，多少年来还一直受重用。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的业务能力、工作能力还是很强的。文强指挥确实破了不少大案，他破案的案例早就进了我国甚至国外一些警校、政法学院的教参，所以他很早在做公安局副局长时，就已经是正厅级的侦察员了，是专家型领导干部的典型，他手下的四大金刚也都是破案高手。但由于长期不唱红只唱能，很多地方的官场上都庸俗甚至糜烂了，大家比的都是排场、坐骑有的甚至是赌资、情妇。对一些糜烂现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如果说社会上是笑贫不笑娼的话，官场上不少人就是笑贫不笑腐。有一次，我到一个比较边远的地方搞调研，几位基层官员酒后居然把我们引到红灯区，我们进去一看不对就出来了，几位说要陪好“上面来的同志”，于是请我们喝夜啤酒，然后互相打招呼，说是把“屋里的”带出来陪酒。后来我们知道，“屋里的”不是“家里的”（夫人）。其中一位干部读过党校，悄悄给我讲，他和他“家里的”感情很好，没有“屋里的”，但遇到这种场合不带“屋里的”就“活不出来”，于是届时就“租”或“借”一个假的来。在那个局部，官场生态已经坏到那种程度，一个清官、好官还呆不下去。当然这是前些年的事情了，后来他那个地方的主官被清查打下去了，风气转好。但我们可以由此窥见“文强现象”的官场环境之一斑。要解决这个问题，光靠打黑肯定不行。如果有那个官场环境在，打一茬长一茬。只有又打黑更唱红，才能治本，改变官场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总之，对于唱红，我的解读就是把毛泽东的和邓小平的很多东西很好地结合起来，实质性地解决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问题，所以意义更大。

薄熙来新政的第四个具体内容，就是内陆大开放。薄熙来到重庆来的第一把火，就是在重庆开展“解放思想、扩大开放”的大讨论活动。薄熙来高度赞赏我们国家加入WTO，认为这大大推动了外贸的发展、国力的强盛。他要求全重庆都思考一个问题：地处内陆的重庆怎么最大幅度地开放。这个人确实很有本事，胸襟、眼界都非常开阔。例如他不断给重庆社科界出课题，其中有一个就是要研究一下我们国家石油运输的安全问题。他的意思就是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了，进口的油从中东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要经过南海，到我们沿海发达地区，一旦有事，马六甲海峡被人封锁住，我们毫无办法，南海也是和几国有领土争议的地区，隐患大。那怎么办呢，他就设想能不能绕过马六甲海峡，从印度洋边的缅甸上岸，然后我们的管道啊，铁路公路啊，从云南一直到重庆，重庆作为一个重要的中转站，然后再到沿海，既解决我们的能源安全问题，又能借中转站之利大规模发展我们重庆的石油化工。因为重庆的天然气很多，天然气化工发达，借此基础，就可以使石油化工也大发展起来。薄熙来来了以后，重庆市委市府真是弘扬了“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铁人精神，而且，创造的开放条件之充分、之必要，简直使人拍案叫绝。我只举一个重庆市委市府“三洋战略”为例。第一洋，即太平洋战略，大家都会想到，当然是以修了三峡水库后万吨级舰队可直航渝沪这条长江黄金水道，让重庆乃至西南、西北地区更好地通达沿海地区、通达太平洋。然而这只是重庆太平洋战略目的的一半，甚至是一小半。因为重庆的太平洋战略是个双向战略——还有一半姑且可叫“反太平洋战略”，即将来沿海地区出口至欧洲、非洲、中东、印度等地的大量商品可能变向向西——不是由沿海海港向东绕去，而是直接向西，由长江至重庆，再经过由重庆的“第二洋战略”——印度洋战略——开辟的重庆至昆明再至缅甸海边的印度洋通道，抵达目的地。如此将大大缩短这些线路的运输时间，大大缩小运输成本。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如果以输油管道、高速铁路与公路等构成的重庆至印度洋通道建成，则我国的石油运输安全水平将大大提高。这“第三洋战略”，即修建渝兰高速铁路，接上亚欧大陆桥，由新疆阿拉山口出境，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波兰—德国—鹿特丹港通达大西洋，使重庆及西南地区的大量产品可以更方便地出口至中亚、俄罗斯和整个欧洲。这“三洋战略”，尽管还在起步，但业已收到奇效——世界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公司——美国的惠普，已投入巨资，将其在亚洲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放在重庆。其基础性的原因，当然是因为重庆的生产要素质优价廉，而决定性因素之一，则是兰渝高速铁路的修建。因为惠普笔记本2/3要销往欧洲，惠普总裁曾说，在高油价时代，空运电脑“是一种奢侈”。而有了三大洋战略，则重庆既能廉价地生产，又能廉价地运输，故其开放进程将会疾步如飞。比如说，三五年后，以出口为主的笔记本产业就会“再造一个重庆工业”。

薄熙来新政的第五个具体内容，就是建设“五个重庆”、打造国家中心城市。“五个重庆”呢，就是薄熙来提的“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他来了不是着眼于扩大开放吗，那么如何把开放的软硬环境打造好，就是他考虑的大问题。正好，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中央有四万亿投资安排。薄熙来也结合进来考虑，目的性针对性都很强。第一个呢宜居重庆。直接的起因之一是要搞好开放硬环境——其一端是要引进的大到世界500强、国内500强，小到中小型企业的老板、高管、科技精英们怎么“居”；另一端是大量进城给这些500强、“500小”打工的农民工怎么“居”。所以宜重庆是抓两头带中间——首先解决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在重庆宜居的问题，带动解决全重庆人的宜居问题。同时也好争取中央的支持嘛——温总理四万亿投资第一项用途，有十分之一即4000亿，就是要搞廉租房廉价房，重庆就正好到温总理的口袋去掏钱嘛。“口号”与政策，与钱，大家都知道，是紧密相连的。

第二个呢畅通重庆。直接的原因，也是为扩大开放。如果你交通不畅，怎么开放？所以就有前边讲过的三大洋战略，这个只是畅通重庆的一部分。薄熙来还宣布了一个“12345678”计划，就是高速铁路连接，1小时到成都、2小时到贵阳、3小时到西安、4小时到武汉、5小时到兰州、6小时到广州、7小时到北京、8小时到上海，届时重庆在我们国的地位就会进一步提升。当然畅通重庆还包括空港、江河、公路等。也都是对接四万亿计划的，四万亿大头就是铁公基，他这个畅通重庆也好受支持。

第三呢平安重庆。这个针对性强，打黑确实已经使重庆顿时平安多了。但平安重庆还有超前性，预料到随着城镇化、市场化加剧，两极分化问题的突出，社会不稳定因素积累，就要把消除矛盾，确保平安的问题放到突出位置。所以，平安重庆，既是改善投资环境的妙招，更是“抛接”好发展、改革、稳定这三个“球”，从而耍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魔术”的绝招。

第四呢森林重庆。薄熙来大连种花种出名了，到重庆种树更不知要厉害多少倍。须知重庆是前面讲过的一个省的幅员哪。重庆去年一年就种了大概重庆直辖12年所种的树。现在全国的树苗很多都在往重庆运。其实种树只是森林重庆的一部分，其实它还有很多的政策目的，你比如说，林权制度改革，重庆因此就试点，先行。再比如，西部大开发起动的时候，中央有一个政策，就是坡度25度以上农田退耕，一亩要补贴一些钱，还有粮食。那个政策搞了十年以后就停了，但是为了支持森林重庆建设，就特批了重庆继续的执行。所以每个“重庆”里面都有许多特殊的政策。

第五呢就是健康重庆。薄熙来对健康重庆的阐发，可以说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最好的注脚。2003年以来全国都在解读以人为本，不光是理论界。我是编理论杂志的，这些年来，所看、所发“以人为本”的文章不知有多少，但我觉得诠释的最好的，还是薄熙来这个“健康重庆”。他透彻地讲到了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人的健康。而他讲的人的健康，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人要有专业，不然的话，没有专业，没有文化，就是一个次品；第二，更重要的是要有健康的体魄，没有健康的身体，就是一个废品，比次品还不如；第三，最重要的是精神、心理要健康，精神、心理不健康，人就成了危险品。社会要创造条件实现人的这些健康。他这段论述很有名，我看转载很多，实实在在地把“以人为本”讲透了，比那些空谈人的“自由”、“发展”、“尊严”等等的好得多。而且他还有“唱红”这一手，切实让重庆人心理、精神健康。

五个重庆，我觉得是所谓“重庆模式”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

建设五个重庆，目的是要打造国家中心城市。因为国家已经定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重庆为国家五大中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就可以让城市建设面积到1000平方公里，户籍人口可以到一千万。而重庆主城到目前为止建设面积还不到500平方公里，户籍人口，就主城区也不到500万。由于基数比其他四个国家中心小得多，所以重庆的发展加速度会比它们大得多，重庆人民的实惠会比它们大得多。

以上介绍了重庆的薄熙来新政的五方面内容，不一定妥当。这些新政已经为重庆带来巨大的经济、政治、文化成果，所以重庆从干部到老百姓，当然是非常拥护他了，他的威望、人气确实高。

第三，简评一下“重庆模式”的特点与意义。

这两年，由于薄熙来在重庆搞得轰轰烈烈，于是引起海内外媒体高度关注重庆。去年，香港《亚洲周刊》整版发表一组专题报导，提出金融危机下“重庆模式创中国经济反攻新路径”新观点，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中新社、《参考消息》、新华网等重量级媒体以及各主要网站相继转载，央视新闻联播节目大篇幅报导“重庆模式”。

《亚洲周刊》那次概括“重庆模式”的特点包括：城乡统筹，加快城镇化，实施农村居民低保制度等；照顾民生，继续实施低税率政策，首创购房退个人所得税政策等；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内需促经济增长，内销市场占工业产值九成；既汲取了沿海地区的经验，又回避了风险，成为中国抗击金融危机的新路径。随后，内地的《瞭望新东方》、《南方周末》乃至美国的《新闻周刊》等，也都已大规模的篇幅介绍“重庆模式”，将重庆模式概括为“内需为主”的模式，概括为“国家资本和民营资本共同发展”的模式，概括为“国有经济一股独大”的模式，有的网络媒体甚至将重庆模式概括为“打黑行动”。

但是时隔一年，香港《亚洲周刊》在它2010年的第12期，它又大篇幅地讲“重庆模式”，并有一个新的概括：就是重庆干部“三进三同”，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就是重提为人民服务等等。它认为这是重庆模式的实质和个性。我比较认同它的这一评价，认为它抓住了重庆模式的实质性内容。

什么叫“三进三同”，就是薄熙来要求重庆干部要进贫困区县，进农村，进农户，然后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且还要“大下访”，还要同贫困户“结穷亲”。这类似于毛泽东当年的做法。对于干部“大下访”，我记得的数据是，自去年开展变群众上访为干部“大下访”活动以来，重庆各级领导干部共走访群众近千万户次，帮助群众解决了数百万件所反映的问题，有的是积存多年的老问题。而“三进三同”，即党员干部特别是机关的党员干部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我更了解了。一是因为毛主席老早就要求过领导干部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二是因为这项活动是从我们市委党校开始的。

那是去年，我们在中青班学员中开展“让我来做支部书记”活动，让100名已是市管干部的中青班学员深入边远贫困区县的农村，当一周的“村官”。学员反映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于是市委决定在全市干部中全面开展“三进三同”，所有的处级以上干部每年都至少“同”一个星期。不少干部刚进农家时，“吃不饱”、“不敢睡”、“不会干（农活）”。但几天下来，灵魂确实受到常常震撼，不少干部对三同的群众有了真情实感。“结穷亲”，则是让党员干部，尤其是市里的干部与贫困区县的城乡贫困户结成“亲戚”，既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更转变自己的思想感情。重庆要求（主渠道）科级干部至少结一户、处级干部至少两户、地厅级干部至少三户，省级干部就结的更多。我在一个会上听重庆市委秘书长讲，他去年三进三同结穷亲，大概花了1万多。重庆目前已有20万干部和80万穷人结成了穷亲。从“大下访”到“三进三同”再到“结穷亲”，层层递进之后，会自动层层回推：结好“穷亲”后，不用组织统一安排，不少党员干部就会经常主动地“走亲戚”，也就是去“下访”，去“三进三同”。尽管时间还不长，但重庆不少干部气象开始完全不同了：开始走出舒舒服服甚至豪华气派的办公室，告别灯红酒绿、山珍海味，告别“傍大款”，走进穷街陋巷、穷山僻壤，与“穷亲”们同食粗茶淡饭，共斗穷山恶水。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薄熙来搞了这些以后啊，老百姓对共产党的评价有惊人转变，以前我们那儿骂共产党的不少，现在呢，重庆的老百姓的说法是共产党回来了，这比较普遍。

有极个别人讲，重庆搞干部三进三同、结穷亲等是“做秀”，可见这些人确实是忘了共产党的本了，是享着市场经济的福乐不思蜀了。所以我觉得重庆这个做法的政治导向意义确实大。说老实话，我们的官员已经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了，从他的社会地位到他的生活方式，确实离普通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很远了。很多的官员整天被“轮子”、“盘子”“裙子”转得晕头转向，社会主义、共产党人的前进方向、服务对象等等，在眼前都是一团模糊。三进三同、结穷亲，让他到老百姓家里住一住，吃一吃，劳动劳动，这个触动确实挺大的，环境决定情感嘛。更重要的是，这体现了共产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共产党的干部主要联系穷人还是富人，或者富人、穷人你都得联系？薄熙来现在是都联系，因为也要招商引资嘛，但反对傍大款，提倡结穷亲。这个做法，才是保持共产党先进性、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越往将来看越重要的举措。

是傍大款还是结穷亲，不管什么模式，最终都要归到这里，归结到毛主席的一句名言：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薄熙来继承了这个思想。所以，如果说重庆模式的意义在哪里，我觉得就是影响到了中国怎么走的方向问题、原则问题：经济发展为什么人。我觉得这是重庆模式的实质性意义。

那么，“重庆模式”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统筹城乡发展，以“三洋战略”为重要支撑的内陆开放，以国有经济带动包括民营、外资经济在内的“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等等，都是重庆模式的重要内容，但都还不是其最重要的实质性内容、核心内容。我认为，薄熙来主政重庆后形成的“重庆模式”的实质和核心，是重塑重庆共产党组织的灵魂、重树重庆共产党干部的形象，重建重庆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重拾人民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任与信心。其做法，主要就是已引起全国反响的“唱红打黑”，和尚未引起外界关注，但实际意义比“唱红打黑”还要重大、深远得多的（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包括党员干部“大下访”、“三进三同”、“结穷亲”等三项活动。

总起来说，以联系群众、唱红打黑为实质和核心，动员群众、全市上下一心来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来统筹城乡发展，来鞭策公有经济、民营经济、三资经济三驾马车并驾齐驱而以国有经济“驾辕”，来建设“五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等等，这就是我理解的“重庆模式”（科学说法应叫“重庆经验”）。这一模式，就是具有重庆特色的科学发展模式而不是不可持续的片面发展模式，就是行之有效的“两手抓，两手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不是经济上坡、道德滑坡的发展模式，就是越发展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越稳固、人民群众幸福指数和尊严指数越高而不是越发展党和国家“为人作嫁”的危险性越高、人民群众的痛苦指数和卑贱指数越高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