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代理一下政委 -- 达雅

不管邓小平的出发点是什么，南巡以后，中国大地客观上开始了一场市场经济大跃进。在这一过程中，通货膨胀达到两位数，大学里的大排价格在一个学期之内从一块二涨到一块八再涨到三块，整个国民经济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在这种局面下，朱镕基出场了。

我很反对朱镕基。但是即便如此，朱镕基有几个成就，也是不得不承认的。第一个就是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算是把老邓南巡的屁股给擦了，而且至少账面上看擦得很漂亮。其次是在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宣布人民币不贬值，领着中国人民当了一回中流砥柱，挽救了世界经济。朱镕基用这两个成就挽救了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如果没有这两个成就，那南巡就会成为一场完全的经济和社会灾难，今天网络上对邓小平的种种不满可能提前十年出现。

但是，也恰恰是朱镕基，毁掉了邓小平“摸石头过河”的灵活性，破坏了邓小平在左右之间走钢丝保持平衡的路线，开始了不管水深水浅闷头往前冲的僵化经济路线。其结果就是，给邓小平加上了一屁股本不该有的政治债，导致今天邓小平在网络上很不招待见，整个改革开放有被重新评价的可能，这肯定是邓小平所不愿意看到的。

朱镕基的经济思路是从账面数字出发，具体做法是责任推出去，财富敛进来。医改、教改、国企改革、房改，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把中央政府的责任给推卸掉，同时也就把邓小平念念不忘的“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给扔爪哇国去了。另一方面，通过实施分税制，把大量财富聚敛进中央政府的口袋，使得中央政府从钱不够花到钱花不掉，中国总理现在是世界上最财大气粗的政府首脑，这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平心而论，朱镕基这种推责任敛财的做法，是有客观原因的。在朱镕基执掌中央经济之前，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简称两个比重）是一路下降的，分别在1995年和1993年达到10.3%和22%的历史低点。两个比重的下降，不仅导致中央的捉襟见肘，更导致了中央威信的降低，这对于中国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朱镕基搞推责任敛财，有不得已的因素在。

但是，朱镕基推责任敛财，在改变两个比重下降趋势的同时，却带来了更严重的副作用，可以说，是治好了咳嗽染上了毒瘾。其结果是，地方政府不堪重负，社会矛盾严重激化，整个中国为之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从长远看是得不偿失的。

社会这个系统要运转，有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差别在于谁来做，或者说谁承担代价。例如，人老了以后丧失了劳动能力，就得养起来，要么工厂发退休金，要么从保险公司领退休金，要么靠儿子女儿养。或者，学生上大学，要么国家出钱，要么父母出钱，要么从哪里搞到奖学金。谁出钱这种事情，从全局的角度来看其实没什么差别，中国人养了中国的老人培养了中国的大学生么。但是对于出钱的人来说，这差别可就大了。朱镕基作为中国总理，应当从全局考虑问题，考虑怎样让老人更长寿或者有限教育资源如何分配更合理。但是朱镕基自觉地站在了分管财经副总理甚至财政部长的立场上，只考虑如何改善中央财政的窘境。这样的必然后果就是，中央负担减轻了，地方负担加重了，人民生活变差了。

另一方面，这种中央政府推责任的行为，比没钱更严重地损害了中央的威信。中央推出去的责任，地方就得接下来，推责任造成的后果，也是地方承担。例如，东北三千万人下岗治安恶化，出了事都得地方政府想办法解决啊，省长市长又不能说：“不关我的事，我领着你们上中南海找朱镕基去”。中央和地方就从上下级关系变成了零和博弈的双方，这中央还能有多少威信呢。

在中央推责任的过程中，国企“抓大放小”发挥了特别严重的坏作用。可以这样说，解散人民公社是把农村从有组织状态倒退回无组织状态去了，而“抓大放小”是把城市倒退回无组织状态去了。从此中国跨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线。

“抓大放小”的另一个后果是砸了地方政府的提款机。本来中央政府有央企当提款机，地方政府是地方国企。“抓大放小”的结果就是，中央政府的提款机被抓着不放，而地方政府的提款机基本全给卖了。这样对中央政府短期是有好处的，因为中央与地方在经济力量上的对比进一步有利于中央了，但是从长期来看，地方政府没了提款机就只能依赖资本家，最终导致了地方政府成为资本家的乏走狗，黑煤窑和血汗工厂的帮凶。

个人认为，朱镕基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的损失，是赵、李、朱、温四届总理中最严重的，比真人都严重。真人当总理其实干得还算中规中矩，想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是当了总书记以后的事了。而朱镕基呢，其实是把真人总书记任上想干没来及干的，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都干了，包括去美国消气和极没原则地加入世贸。可以这样说，中国当今的种种问题，从邓小平南巡和朱镕基改革中都可以找到直接的根源。所以我非常奇怪，左派们为什么常常骂十一届三中全会甚至骂粉碎四人帮，但是骂南巡和朱镕基则要少得多。

当然，朱镕基也不是全无成就的，他为中央政府敛到了钱么。同时，他把地方政府逼到必须发展经济不然自己活不好的境地上去了，完成了中国经济向官办经济的最终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