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文摘】怀念黄渝――一位科大数学怪才在美国的经历 -- 天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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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文摘】送别黄渝, 科大最该拿博士的一帮人之一

今天早晨来到办公室,打开电脑检查信箱,发现了科大811通信录上沈珂等几个同学的信。因为是对前几天另外几个同学“圣诞新年快乐”的信的回复,我一开始还没在意。等到打开沈珂的信,发现信的内容是:我们的同学黄渝上星期五去世了,车祸。对着电脑楞了好一会儿,脑子里首先浮现出的是和另一个811同学黄道德的一段对话。

那是2001年5月底,我们811的十几个同学,在弗吉尼亚海滩聚会,纪念入校20周年,庆祝811的20岁生日。在最后那天的晚宴上,我和黄道德聊到下一次聚会。我说,如果再等20年,也就是811的40岁生日的时候,恐怕咱们811有的同学已(经)不在人世了。当时我们是把这当作一个精算师和统计师之间的玩笑来说的,没想到这么快就成了事实。今天看到这则消息,我脑子里反反复复就是四个字:一语成谶,一语成谶。

虽然很少和黄渝联系,但在我心中,一直把他当成我在811最好的朋友之一。现在老朋友走了,我得送他一程。关于黄渝,我记忆中的最早一个片断,是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在线性代数老师李炯生的家里。当时我哥李尚志和他的研究生同学查建国给我们当代数课的助教,教材用的是许以超编的《代数学引论》。一天晚上,我们在李炯生的家里看电视,查建国提到,“811的黄渝”解决了许以超书中的一个公开问题。我当时正被书中的练习题折磨得不轻,听到我们的同学中居然有人解决了书中的公开问题,自然是佩服得很,所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多年以后,仍然记忆犹新。我想,这应该是黄渝解决的第一个数学问题吧,大概也是我们811同学解决的第一个数学问题。从那时起,黄渝给我留下的主要印象,就是“数学人才”这样的定位。

1984年,我们班曾(经)搞了一个集体庆祝20岁生日的晚会。晚会上的一个娱乐活动,是大家投票选班里的各项之最。我现在还记得“最有意思的人”是张航,“最有福气的”是王劲林,“最可爱的”是李立红,“知识面最广的”是吴文(江?)。其中还有个“最标准的数学系学生”,最后当选的我们寝室的毛明,但我选的就是黄渝。因为在我看来,衡量“最标准的数学系学生”的最重要指标,不是看他数学考试或竞赛的成绩,更不是看他是否像陈景润一样呆,而是看他写论文的能力。尽管我从来就不知道黄渝当初解决的是许以超书中的哪个问题,但我相信他是我们811第一个写出数学论文的同学,就冲这一条,我觉得他应该当选“最标准的数学系学生”。我在811的学习成绩属于中下游,是唯一一个没有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同学,总而言之,属于“差生”之列。按理说,和黄渝这样努力学习、搞研究的好学生,没有多少相交的轨迹。使我们成为好朋友的,是一篇作家礼平写的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那是我读过的国内作家写的第一部涉及到宗教问题的小说,小说的女主角叫南珊。我一口气读完以后,掩卷沉思良久。20年过去,情节已模糊不清。只记得结尾是在泰山顶上,女主角提及耶和华的那份虔诚与平静。这篇小说最早是在《十月》杂志刊出的,我读了以后,非常喜欢,就买了一本《十月》。到了那个假期,在家乡的书店看到了单行本,又买了一本。这样我手里就有了两份《晚霞消失的时候》。黄渝知道此事后,告诉我,他也很喜欢这篇小说,问我能否帮他买一本。我就把手里的那本单行本送给了他。他当时表示要付我书费,我难得在数学系同学中遇到读小说的知音,自然拒绝了。从此以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尽管平时仍然是他钻研他的数学,我读我的闲书,难得在一起玩。大四那年,科大开始放春假,有一个星期。这点时间,回家乡自然不够,但到安徽省内的名胜古迹去转一圈倒是绰绰有余。我们寝室的顾立帆和毛明结伴去了天柱山。我是第一次出去旅游,就挑了安徽境内最著名的旅游点:黄山。出门旅游,如果能找个伙伴,自然比单练更有乐子。当时811除了我以外,只有黄渝也想在那个春假去黄山,我们便结伴而行。1985年5月,我们一起去黄山玩了几天。当时的旅游条件较差,我们又是学生,囊中羞涩,真可以说是“穷玩”。来回坐长途汽车各用了一天。当天晚上,到了黄山脚下,找了个旅馆,半夜就得起来,排队买几天后回合肥的汽车票。天亮以后开始爬山,遇到了一个南京工学院的四川老乡,就三人一起爬。一进山,看见一个峭壁,还不算太陡,可以攀上去。当时年轻气盛,就决定不走正路,从这里爬上去。等到攀上峭壁,再拐上正路,却意外地发现,我们这一攀,倒把进山的正门给绕过去了,各自省了两元门票钱。

那天一日上了北海,沿途游览了天都峰、鲫鱼背、(迎)客松、莲花峰等景点。等爬上莲花峰(我一直到今年夏天,再上黄山,才知道此峰是黄山最高处),已(经)是黄昏,怪石狰狞,四周静悄悄的,就我们三个人,真还有点阴(森森)的感觉。本想看日出日落,可爬上山后,开始烟雨蒙蒙,在山顶呆了两天,连太阳的影子也没见着。第二天下大雨,猫在旅馆打了一天扑克牌。第三天雨小了些,我们冒雨在北海附近转了转。我当时的兴致已(经)大减,到了一个山头,就有点懒得上去了。黄渝先爬了上去,过了一会儿回来叫我,说上面有云海。我又来了劲头,爬上去一看,真是漂亮。我当时还没坐过飞机,所以这是我此生第一次看见云海。黄山四绝:奇松、怪石、云海、温泉。我那次总算都没(拉)下,如果不是黄渝,我就只能看到三绝了。到了第四天,无奈下山,天气却

又转晴。南京工学院那位仁兄当即决定,再上黄山,可我们的钱已(经)快要花光了。说来怪我,当时没见过什么世面,看到什么都新鲜,就买了一大堆旅游纪念品。结果不但自己弹尽粮绝,还把黄渝的钱也给花光了,最后一天,连吃饭钱都不够。等到回了合肥,买了回学校的公共汽车票以后,我们两人加在一起还剩了一毛钱。现在想来,最后一天的狼狈还历历在目,我当时确实表现得差劲。但黄渝却没有半句怨言,真是够哥儿们。

那次旅游,我们聊了很多。我就是在那次才知道,虽然黄渝生长在昆明,但因为他的母亲是重庆人,所以给他取了这个名字。我聊了很多下象棋的体会,他也介绍了搞数学研究的心得。他告诉我,他上中学的时候已(经)在攻读华罗庚的《数论导引》了,更是让我大为佩服。最后大家发现,棋理和科学研究之道,其实是相通的。

从科大毕业后,我们都去了北京,我在《科学报》社混饭吃,他在研究生院继续做他的数学。那时我(经)常去玉泉路,和811的一帮狐朋狗友玩。后来我看到一篇英文报道,有两位数学家号称证明了“庞家勒猜想”,我准备将这条消息发在《科学报》上,就请黄渝(翻)译,也是想帮他弄两文稿费的意思。结果过了些日子,他告诉我,数学界普遍认为,那两位数学家的证明是错的。此事遂不了了之。

到了89年,811在北京的一帮人忙着考托福出国,我却正忙着交女朋友结婚。89年春天,黄渝告诉我,他要出国了。他当时连合格的托福成绩都没有,全凭一纸出色的《自我介绍》,就敲开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门。我自然很感兴趣他写了些什么,他介绍说里面谈了自己这么些年作各种数学研究的心得体会。我从来没有解决过什么数学未解之题,自然只有羡慕的份,没有借鉴之道了。过了两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学系也录取了我,但没有资助,我只好去了有资助的俄勒冈州立大学,错过了和黄渝再作校友的机会。出国前最后一次见到黄渝,是89年夏天,去中关村玩。回来的路上,在白石桥转车,我告诉他说我要结婚了,还问他有无女朋友。他向我表示恭喜,同时说忙着出国的事,一时顾不上。我们当时的选择,一如我们不同的人生观:我是享受者,自

然是先成家后立业;他是奋斗者,所以要先立业后成家。如果我没有记错,811的所有同学中,黄渝是第一个知道我当时要结婚的。等到六四的枪声一响,黄渝和一帮同学去了美国,我才如梦初醒,苦读英文,准备托福考试。过了两年,我颇费了一番周折,才来到美国。正好赶上黄渝他们拿“六四绿卡”,我当时真是觉得这帮人交了狗运。以前在国内读围棋七段沈果孙的棋评,里面有一段话,大意是说骑车的时候,远远看见绿灯,就得使劲快骑,否则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就只好等到红灯再变绿了。交通灯由红转绿,花不了多少时间,可在人生之中,有时候却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等到下一个绿灯。我在后来漫长的等待绿卡的年月里,多次想到这段话,真是“点点滴滴在心头”。

等到再次见到黄渝,已(经)是2001年5月了。那次在弗吉尼亚海滩的聚会,黄渝也去了。相隔12年,黄渝还是那个样子,要是在大街上碰见,我还能一眼认出他来。当时聚会的一帮人中,男同学们大都是拖儿带女,只有黄渝还是“钻石王老五”。我听说黄渝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博士不太顺利,当时在纽约工作,还大为惊讶。在我看来,811的同学中,黄渝毫无疑问是最该拿博士的一帮人之一。我毫不怀疑他的能力,只能叹息他的运气不佳了。那次聚会,我和黄渝聊天,曾(经)向他介绍转行搞精算的前景。以黄渝的智力,如果来参加精算考试,实在是小菜一碟。但他似乎兴趣不大,我也就没深入下去。弗吉尼亚海滩一别,又是三年没有联系。今年7月,我去新泽西开会,正好周末结束,就到陈金发、杨若勇家住了两天,见了811的几位老同学。那个

星期六晚上,杨若勇夫妇把周刚夫妇和黄渝请到家里吃晚饭,沈珂也去坐了一会儿。我有十多年没见到周刚了,老友重聚,相谈甚欢。和黄渝聊天的时候,我问他的近况,他说还在业余从事数学研究。我当时很想帮他在我们公司找一份正式工作,就再次提到来亚特兰大工作定居的可能性。他表示了一定的兴趣,但似乎还是放不下他的数学梦。我想,人各有志,我虽然是个俗人,但对于老朋友的选择还是能够理解。一个人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是最快乐的。作为朋友,我们可以在尊重他本人意愿的前提下提供一些帮助,但主要的决策,自然还是得靠他自己做。那天晚上,在杨若勇家门前,我和黄渝握手告别,当时自然是做梦也想不到这就是永别。我告诉他,如果他什么时候愿意来亚特兰大做精算工作了,可以给我打电话。他表示再考虑考虑。半年过去了,我还在

等待黄渝的电话。今天竟然收到了这样的噩耗,物伤其类之感格外强烈。车祸之危害,我并不陌生,我自己刚来美国的时候,就出过好几次车祸,前两辆车都是因为车祸而报销的。第二次车祸不但把老岳母给撞伤了,还差点要了半岁儿子的命。但虽然平时(经)常谈论车祸的危险性,仍然没有如此强烈的切肤之痛。

黄渝一生钟情数学,我虽然不知道他解开过多少未解之题,写过多少数学论文,但在我心中,他毫无疑问是个优秀的数学家。虽然他不很走运,但正是因为有许多像他这样痴情的数学之梦追寻者,数学的殿堂才仍然显得那么神圣。我自己因为能力所限,毅力不够,不得不在数学之路上半途而废,但对于黄渝这样执着于理想孜孜以求的前数学同行,永远只有一份尊重钦佩之心。我又想起了《晚霞消失的时候》。奇怪的是,虽然我和黄渝因为这篇宗教色彩甚浓的小说而成为好朋友,但20多年来,我们多次相聚,却从来没有聊过宗教话题,以至于到现在也不知道黄渝是否成了教徒。我自己不是基督徒,但我相信上帝的存在,相信人死并不是万事皆休,相信我们还有在天国再见的一天。我相信,黄渝去了天国,一定还在继续他的数学研究,那里没有世俗柴米油盐的羁绊,他当能更加专心地搞他的数学。也许,等到我们将来再见的时候,他会给我介绍解开“歌德巴赫猜想”之谜的诀窍吧。黄渝,走好。

李尚靖-数学系八一级

2004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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