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杀戮书.西晋八王之乱 -- 应侯范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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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第二章、杨骏(1)

一、面容模糊的晋惠帝

太熙元年(公元290年)四月己酉,司马炎驾崩的当日,身穿毛边粗麻布丧服的太子司马衷被群臣迎到了正殿。群臣异口同声地表示,国家不能一日无君,所以恳请太子即皇帝位。

按照传统,这种劝进要进行三次,如果有特殊情况,比如即将接替做皇帝的人并非先帝指定的皇嗣,劝进则要进行六次。这种特例在汉朝出现过,汉文帝刘恒被大臣拥立为帝的时候,先向西方向让了三次,又向南方向让了两次,第六次才应允做了皇帝。

司马衷是大行皇帝指定的太子,只需三次即可。前两次劝进,都会被太子婉言谢绝,因为父皇刚刚驾崩,太子哀恸不已,怎么会有闲心考虑自已的名位。但是群臣不会罢休,他们会建议太子以江山社稷为重,在这苦苦哀求之下,最后太子勉为其难的接受了皇帝的尊号。

随后,新皇帝司马衷颁布诏书,宣布大赦,改元为“永熙”,所以后世也称太熙元年为永熙元年。同日,司马衷尊奉皇后杨氏为太后,策立太子妃贾氏为皇后。

此时司马衷已经三十二岁,自从九岁被立为太子,他足足在东宫等了二十三年。此后他将御宇十六年,直到四十八岁的时候离奇暴毙,死后谥号为“惠”。“柔质慈民曰惠”,这是一个名褒实贬的谥号,“慈民”只是托词,“柔质”才是真的,意思是说这个皇帝柔弱无能,始终被人操纵于股掌之中。历史上只有两个皇帝谥号为“惠”,另一个可怜的傀儡皇帝是汉惠帝刘盈,他一生都畏缩在母亲吕后巨大的阴影之中,未过三十就郁郁而终。

比起汉惠帝,晋惠帝在历史上的口碑更加不堪,他的名言“不食粥,何不食肉糜?”以极端荒诞的形式暴露了当政者不知民间疾苦,千百年来一直令人难忘。晋惠帝被人推测为痴障,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这句傻话。事实上,自古以来当权者说蠢话的例子不胜枚举,他们未必是出于无知,而是出于无耻。

西晋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这一千七百多年间曾出现过二十余种晋朝的断代史书,但完整流传至今的只剩下《晋书》。目前所见最早定性晋惠帝智商的也是这部《晋书》,里面隐讳的评论晋惠帝“厥体斯昧,其情则昏”。《晋书》面世四百年之后,北宋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他也采信了这一说法,说晋惠帝“为人戆呆”。

事实上,晋惠帝的真实面目仍然是一个谜。

《晋书》成书于唐朝贞观年间,距离西晋已有三百年之遥。时间遥远本不是问题,修史在中国古代是一件神圣重大的政治行为,自从先秦时期开始,历朝历代的政府都很注重史料的收集与史书的修缮,并且专门设有太史、秘书监等专业机构来收集整理当代史料、编缮前代史书。作为古代政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处于半人半神崇高位置的皇帝,其一举一动都会被记录在案,会专门有一本小册子被称为“起居注”,用来记录皇帝的日常言行。

如果原始资料能够保存下来,那么晋惠帝是否痴呆就一目了然。只可惜这些资料都亡佚了,晋惠帝死后五年,洛阳陷落,随即被匈奴人刘曜一把火烧为平地;晋惠帝死后十一年,西晋灭亡,只有少数臣子侥幸逃到江南,加入苟且偏安的东晋小朝廷。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西晋的史料在它亡国之初就已经残缺不全。

西晋灭亡后的三百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乱世,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乱世。在这三百年里有无数人家破人亡,追根溯源都可以归罪于当年晋惠帝的无能,归罪于那些祸国殃民的晋朝王爷。肯定有无数人痛恨晋惠帝、痛恨司马家儿,可以想像,当时的坊间巷尾必定产生了大量关于晋朝皇帝、皇后、以及那此争权夺利的王爷们的离奇传说;这些传说有的被时间冲走了,也有的留下支言片语,成为后世难辨真伪的史料;

另外,在这三百年间,以江淮为界,南北各自兴起并湮灭了数十个政权,这数十个政权间不停地爆发战争,并形成南北对峙,前一百年是东晋对峙十六国,后两百年是南朝对峙北朝。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各个政权之间也会对敌国进行攻诤造谣,等到天下再次统一的时候,官方留下的史料,散佚民间的史料,鱼龙混杂,已经难辩真伪。

今人读史会发现两晋南北朝的昏君、暴君多得令人惊讶,其中南朝刘宋、萧齐的几个少年皇帝、北齐高家的几位皇帝,残暴程度令人发指,可谓完全丧失了人性。这些人之中,有多少是被泼了污水,有多少是真正的暴君,如今也很难查证了。

无独有偶,《晋书》除了裁定晋惠帝是痴呆,还裁定另一位晋朝皇帝是私生子。这个不幸的皇帝就是东晋的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晋书》里说他实际并非司马家的孩子,而是母亲夏侯氏与一个牛姓小吏私通的产物。

这一说法最早出自孙盛的《晋阳秋》。孙盛出生于西晋末年,仕宦于东晋,以史学家的身份留名于后世,《晋书》第八十二卷替陈寿、司马彪、习凿齿等晋朝有名的史学家立了传,孙盛也名列其中。孙盛的主要作品是两部断代史,分别是记叙曹魏历史的《魏氏春秋》与记叙两晋历史的《晋阳秋》,如今这两部书已经散佚殆尽,只残留零星篇章。

在《晋阳秋》残本中有这么一句话:“又初元石图有‘牛继马后’,故宣帝深忌牛氏。遂为二榼,共一口以贮酒。帝先饮佳者,以毒者鸩其将牛金,而恭王妃夏氏通小吏牛钦,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这句话明白无误的指出晋元帝的生父并非西晋第二任琅琊王司马觐,而是一个叫牛钦的小吏。若是仅仅考虑孙盛与晋元帝是同时代人,亲身经历过两晋之交那纷纷扰扰的岁月,这话似乎可信;但是如果考虑到孙盛在东晋为臣(孙盛寿命长,他一生经历了东晋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海西公、简文帝八个皇帝),却奋笔直书开国皇帝是个私生子,这未免太不可思议;而更不可思议的是晋朝人的反应,《晋书.孙盛传》里评论说“《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可见《晋阳秋》写成之后在当时广为流传,东晋的臣子看了都说是“良史”,孙盛本人也没有因为宣扬皇帝的血统不正而受到任何制裁,一口气活到七十二岁才寿终正寝,这岂非咄咄怪事?

怀着疑问,再细细品味这句话,就可以读出一股熟悉的神棍气息。两汉两晋时期谶纬之说大行其道,上至公卿王侯下至平民百姓,都相信有那么一幅模棱两可的古图,或者是一句晦涩难明的古语,暗藏玄机指示着天下苍生的福祗。许多人穷尽毕生精力专研此道,制造出更多不知所云、穿凿附会的东西,有不少政治人物则借用谶纬来进行政治投机。

比如说陈胜造反之前,先要伪造一份神谕,说“大楚兴、陈胜王”;再比如说西汉宣帝刘病已登基之前,也曾出现“公孙病已立”这样的谶言;后来王莽要篡夺西汉皇位,也伪造了一系列的谶言;东汉光武帝刘秀建国称帝,也应验了“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言;到了汉末,曹丕接受汉献帝的禅让,事先也大造舆论,说这是应证“代汉者,当涂高也”的谶言。

总而言之,谶言已经成为野心家用来制造舆论、标榜天命所归的工具,其中被利用得最频繁的谶言就是上面那句“代汉者,当涂高也”。这句谶言出现于西汉中期,到了两汉之交,割据蜀中的公孙述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当涂高”,忙不迭地称帝,国号“成家”,没过几年就亡于东汉;过了两百年,汉末乱世,割据淮南的袁术也动了心想当皇帝,于是他也“当涂高”了,在淮南做起了皇帝,建号“仲氏”,过把瘾之后就兵败势穷,吐血而死;之后又过了一百四十年,西晋末年,幽州都督王浚也做起了皇帝梦,他也开始宣传自己是“当涂高”,幸好还没来得及称帝就被石勒消灭,算是保住了名声。

《晋阳秋》残本中的这句话也包含着一个谶言,内容是“牛继马后”,这个谶言被认为暗示着晋朝的衰落不可避免,将有一个姓牛或者与“牛”有关的人物兴起,取代司马氏。

这个谶言是有利用价值的,而且确实有一股势力在利用这个谶言攻击东晋皇室,不过肯定不会是孙盛。

端倪暗藏在《晋书》之中,《晋书.孙盛传》里记叙了这么一件事:数年前东晋权臣桓温北伐,在枋头这个地方遭遇前燕大将慕容垂,惨败而归,事后桓温一直引以为恨。孙盛在写作《晋阳秋》时秉笔直书,并没有替权臣隐讳。书成之后桓温大怒,当面威胁孙盛的儿子说:“枋头之役诚然失利,也不至于如你父亲说的得那么严重。倘若这本史书通行于世,小心你们全族的性命!”

孙盛的儿子很害怕,回家请求父亲删改。孙盛当时年近古稀,却老而弥坚,他当庭训斥儿子,表示一字不改;孙盛的两个儿子与众多孙儿一起跪下痛哭,恳求老父替全族上百口人的性命着想,孙盛大怒却又无可奈何,只好默许。

孙盛的儿子于是修改《晋阳秋》掩饰枋头惨败,但是孙盛为人狷介,不甘心屈服于桓温淫威,他将一部未修订的《晋阳秋》寄给北方的前燕皇帝慕容儁,(注:《晋书》中此处有明显错误,慕容儁病死于公元366年,而枋头之役发生于公元369年,孙盛寄书之时,前燕皇帝应当是慕容儁的儿子慕容暐(需手写))让桓温鞭长莫及。数年之后,晋元帝的孙子晋孝武帝特意派人去辽东求得北方版本的《晋阳秋》,与江南版本一对照,内容有多处不同。

由此可知,《晋阳秋》其实分南、北两个版本。南方版本已经被孙盛的儿子篡改过,那么,北方版本是否就是原本呢?不一定,它恐怕也已被人挟带了私货,残本中那一句“牛继马后”的谶言,很有可能就是前燕政权的杰作。

由于史料的缺乏,以上结论只能是猜测,不过这个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前燕政权在当时有足够的动机去抹黑东晋政府。

前燕是东晋十六国之一,它的前身是鲜卑慕容部。西晋时期,慕容部的酋长慕容廆一度臣服于晋朝,被任命为“鲜卑都督”;西晋末年天下大乱,慕容部趁机扩张势力,并吞了高句丽与鲜卑宇文部地盘。当时北方最强大的政权是羯族人石勒创建的后赵,后赵对前燕一直虎视眈眈。出于远交近攻的战略需要,慕容廆对东晋称臣,接受东晋任命的都督官职与“辽东郡公”的爵位。

公元337年,慕容廆的儿子慕容皝建立燕国,史称前燕。前燕在建国之初依然表面臣服于东晋,但随着后来后赵的日益衰落,前燕的日益强盛,继续臣服于东晋不再符合前燕的利益。公元349年,后赵发生内乱,前燕趁机发动进攻,向南蚕食;公元352年前燕消灭冉魏,成为北方第一强国。此时前燕的南部边境已与东晋接壤,双方沿着淮河一线已经有领土纠纷。

前燕既然已经羽翼丰满,自然不可能再向东晋称臣。公元352年十一月,燕王慕容儁在蓟城称帝,他对东晋派来的使者说:“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慕容儁自称“为中国所推”,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东晋只是偏鄙小邦,我大燕才是中原正朔。

说前燕是正朔当然只是慕容儁自己给自己贴金,在当时世人心目中,偏安江南的东晋小朝廷才是正朔所在。东晋政权与自己同文同种,由西晋宣帝司马懿的后裔建立,是唯一继承西晋衣钵的合法政权。这个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哪怕异族统治者使劲汉化自己,努力的推崇华夏文字制度,依然无法取代东晋的正朔地位。当年东晋北伐,军队开入关中,关中百姓夹道相迎,有许多八九十岁的耆老哭泣着说:“想不到有生之命还有幸见到王师。”此举可见民心所向。

不仅普通百姓如此,北方的士人也普遍是这种心理,人所周知的一个例子是前秦名相王猛。王猛曾经有机会出仕东晋,不过他最终选择了前秦,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无能透顶的东晋朝廷不可能给他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但是在内心深处,王猛未必无憾,他临终叮嘱前秦皇帝苻坚:“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这句话固然是治国的真知灼见,但也暴露内心的那一丝遗憾:他王猛满腹韬略,竟投身于胡戎蛮夷之庭。

孙盛写作《晋阳秋》的那几年,是前燕与东晋交战最频繁的时期。军事上,前燕在并不落于下风,它接连从东晋手中夺得河北、淮北等地;但在文化认同上,前燕则先天不足,处于绝对弱势。

就在这个时候,救星来了,在江南获得广泛赞誉的《晋阳秋》出现在北方。《晋阳秋》为何到北方来?因为它触犯了时讳。

由于处于敌对状态,很少有北方人能够到江南去,但是好奇心人人有之,《晋阳秋》详细平实记述了东晋现状,一到北方必受瞩目。想像一下,如果这部书批露“东晋的开国皇帝是个私生子”,说有一个“牛继马后”的谶言早就预示了这事的发生。那么这个爆炸性的秘闻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割裂西晋、东晋之间的继承关系,打击东晋政府的“正朔”形象。

所以说前燕政权有足够的动机去篡改《晋阳秋》,将晋元帝污蔑为一个私生子。

前燕政权不久就灭亡于前秦,但“晋元帝是私生子”这个传言却生命力顽强,在北方流传甚广,经久不衰。十六国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北朝对歧,此时的正朔之争比先前更加激烈,南北双方都标榜自己才是正统,彼此口出恶言,南朝写史称北朝为“索虏”,北朝写史称南朝为“岛夷”。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北朝人自然不会有兴趣去彻查所谓的“晋元帝是私生子”是真是假。到了公元551年左右,即《晋阳秋》面世两百年之后,北齐臣子魏收撰写《魏书》,书中有晋元帝的传记,传记名称叫《僭晋司马睿传》。这个“僭”就是“僭越”的意思,意思是说北方政权才是正朔所在,东晋皇帝都是僭主,是没有资格称皇帝的。

魏收也采信“晋元帝是私生子”的说法,甚至以讹传讹,错得更加离谱。《魏书》中如此写道:“睿字景文,晋将牛金子也......琅琊恭王觐,觐妃谯国夏侯氏,字铜环,与金奸通,遂生睿。”这明显是在胡扯了,牛金与司马懿同辈,琅琊王司马觐则是司马懿的曾孙,夏侯氏嫁入司马家的时候,牛金即使还没病死也已是风烛残年,两人怎么可能通奸?

又过了约莫一百年,唐朝的房玄龄、令狐德棻等人奉唐太宗的命令修撰《晋书》。唐朝脱胎于北朝,令狐德棻等人没有摆脱那个流传了近三百年的传言,也采信了“晋元帝是私生子”的说法,并将这一说法写入了《晋书.元帝纪》中。

在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政治、历史原因作用下,晋元帝在他去世三百多年之后,最终坐实了“私生子”的名号。

有了晋元帝的遭遇,再回过头来看晋惠帝。他真如《晋书》所言,是个痴呆?

未必。

有可能晋惠帝只是性格懦弱,所以处处受制于人;有可能晋惠帝只是不善于言语,并且优柔寡断,所以无法树立君威。他的真实面目经过三百年时光的冲刷、风化,已经模糊不清,又受到那些真伪难辨的史料影响,晋惠帝终于被贴上“痴呆皇帝”标签,万恶所归,渐渐变成一个脸谱。

本书与前人一样,也把晋惠帝描绘成痴呆。这并不表明作者没有任何疑虑,而是因为作者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证实或者推翻这些疑虑,所以只能因循旧说。

但换个角度来讲,晋惠帝皇帝做得如此失败,眼见身边至亲一个个死于非命而无能为力,他不仅葬送父亲开创的太平岁月,而且还将千辛万苦才得以统一的天下重新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如此无能之人与毫无自理能力的痴呆有何分别?既然如此,就不要在这个人身上花费心力了,索性铁了心认定:晋惠帝司马衷就是一个痴呆。

关键词(Tags): #西晋#八王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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