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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对四清运动的描绘（有删节）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指出：「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会後全国范围内逐渐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内容包括在城市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等等的增产节约运\动和农村开展的「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後来统称四清。运动一开始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斗争对象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後来随著向农村派工作队，工作队干部代替基层组织，开始了由工作队干部领导大兵团运\动，斗争对象转向「地富反右坏」，斗争中逐渐出现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四清运动逐渐从教育性质转向阶级斗争。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关於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毛泽东批评有那么多的地方将坏分子划成20%（包括地主富农、新生反革命、和平演变的）。毛犟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刘少奇则认为，运\动重点是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接受了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基本估计，犟调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0年饿死人是毛泽东最大的污点，按照公开报道，“三年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2000万以上，个人认为应该是比较贴近实际的数据：当年中国总人口也不过六亿多，东北、南方大部分地区、牧区、山区以及城市居民受灾相对轻一些，虽然吃不饱但远不到饿死的地步，饥荒严重的人口至多占总人口数的三到四成，就是两亿左右，饿死2000万就是10%，比例已经相当惊人了，况且当年有很多救助措施。在饥饿威胁下，老、弱、病、残首当其冲，其中不少在正常年份也会自然死亡，对他们，饥饿只是加速了死亡进程。个人认为，计算1959-1961年饿死人总数，用1959-1961年死亡总数-1956-1958年死亡总数比较恰当。

因为种种原因，毛泽东50年代中期在内政方面就“退居二线”了，大跃进的最大责任应该是用人和监察不当。毛泽东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１日在武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３０００万吨钢，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按照转圈功邮件链接的海外中文网址，毛泽东排名20世纪“杀人魔王”之首，裕仁排不上号。据称，因为革命、土改、镇反、三年饥荒、文革死在毛手下的有8000万-1.2亿。但从非贫农出身的老人的口述中，共军是罕见的纪律严明的亲民之师，“流血斗争”规模非常有限，祸害老百姓最厉害的依次是日本鬼子、地方武装和国军。在革命斗争中，俘虏是共军的重要兵源，连他们都能得到善待，能有多少无辜平民被处死呢？况且旧中国也没有多少地主和资本家，最有钱的跑到了港台，留下来的大部分要在文革中扫大街，恶霸型的地主资本家死有余辜！劫富济贫和杀人越货是两个概念。多数政权建立初期，都会对旧势力进行不同程度的清洗，相比之下，“镇反”以前连续几十年的“白色恐怖”更加残酷。20世纪80年代“严打”，不知道有多少轻罪重判以及凑指标导致的冤魂。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批斗的很多，斗死和自杀的则相对有限，很多解放后屁股不干净的干部是挨斗的主角。和清末、民国时期的饥荒、兵燹比起来，毛泽东时期中国人民的苦难是小巫见大巫。之所以诬蔑不绝，旧社会和新时期的既得利益者都是毛泽东的打击对象，对前者打击分寸还不算重。虽然既得利益者比例是少数，但在文盲半文盲为主的中国，他们及其子女主导了话语权，某些时期，甚至当局对维护毛泽东的合法名誉也不够尽心。毛泽东身后遭遇尚且如此，斯大林、波尔布特等“杀人魔王”又有多少隐情？除非以推翻政权为第一要务，否则不择手段诬陷对手是最可鄙的。

笨狼也谈谈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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