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 -- 欧麦嘉

二、不可阻挡的汉化潮流

　　对于金朝的汉化程度，前人多有评说。元代史家如是说：“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43]清人赵翼亦谓“金源一代文物，上掩辽而下轶元”。[44]人们一般认为，若论汉化之彻底，大概没有哪个朝代可以和北魏相比，但宋人真德秀却说：“金国有天下，典章法度文物声名在元魏右。”元初郝经称此说“为不刊之论”，谓金朝“粲粲一代之典与唐、汉比隆，讵元魏、高齐之得厕其列也”。[45]如此高度的评价，说明金朝的汉化程度的确给宋元时代的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金朝建国之初，女真人十分质野，一般都不通汉语、不识汉文，故多以契丹人或汉人为通事，《松漠记闻》卷上谓“金国之法，夷人官汉地者，皆置通事”，说的就是金初的情形。然而曾几何时，女真人已非复吴下阿蒙。大定间，参知政事梁肃上疏“论生财舒用八事”，其一曰“罢随司通事”。[46]说明当时女真人已经普遍会汉语。当然，接受汉文化最快、汉化程度最深的首先是女真上层社会。

　　金朝诸帝中，自熙宗以下都具有相当高的汉文化素养。熙宗就是一个典型的汉化女真人，关于他对汉文化的态度，《大金国志》有一段极生动的描述：“熙宗自为童时聪悟，适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韩?P及中国儒士教之。后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象戏，尽失女真故态矣。视开国旧臣则曰‘无知夷狄’，及旧臣视之，则曰‘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47]从这段记载来看，熙宗的汉化背景可以用汉族儒士的影响来解释，《大金国志》说他自幼“喜文辞，……所与游处尽文墨之士”，[48]这种生活环境决定了他的文化选择。《金史?熙宗纪》记有这样一件事：一次将帅奏捷，群臣纷纷赋诗称贺，熙宗看后说道：“太平之世，当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这就是他的文化主张。熙宗（1119―1149年）可算是金朝第一代汉化女真人，他在位时期进行的汉制改革，显然与他本人对汉文化的态度是大有关系的。

　　海陵王完颜亮与熙宗的汉化程度相若，史称他自幼“好读书，学弈、象戏、点茶，延接儒生，谈论有成人器。……嗜习经史，一阅终身不复忘，见江南衣冠文物朝仪位著而慕之”。[49]当时人对他的汉文化修养津津乐道，宋金人笔记中就常常称引他的诗词。[50]海陵王的文化取向充分表现在他的政治举措之中，在他在位期间确立了金朝的汉地本位政策，他之所以发动侵宋战争，则是因为他具有强烈的正统观念。海陵王曾对臣下说过这样的话：“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51]这分明是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伦理观念。

　　比起熙宗和海陵王来，金朝中期女真统治者的汉化程度显得更加深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显宗和章宗。显宗允恭是世宗太子，章宗、宣宗之父，未及嗣位而早卒，章宗即位后上庙号为显宗。据《金史》说，允恭是一位醉心于儒学的女真少年，他被立为皇太子后，“专心学问，与诸儒臣讲义于承华殿。燕闲观书，乙夜忘倦，翼日辄以疑字付儒臣校正”。[52]生当金末的刘祁对允恭备极称赞，说他“读书喜文，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53]又说他“好文学，作诗善画，人物、马尤工，迄今人间多有存者”。[54]元人王逢题允恭《百骏图》云：“金家武元靖燕徼，尝诮徽宗癖花鸟。允恭不作大训方，画马却慕江都王。”[55]这首诗对允恭过份沉溺于汉文化不无讥讽。与熙宗和海陵王那些第一代汉化女真人所不同的是，允恭这一代人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世宗曾有一次告诫允恭和诸皇子说：“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直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56]太子太保完颜爽也对允恭说过这样的话：“殿下颇未熟本朝语，何不屏去左右汉人，皆用女直人？”[57]可见允恭对于本民族语言已经很生疏了，不过他倒是曾经让他的儿子们学习过女真语和女真字。大定十九年（1179年），允恭选派完颜匡教诸皇孙，时“宣宗、章宗皆就学，显宗曰：‘每日先教汉字，至申时汉字课毕，教女直小字，习国朝语。’”[58]金世宗一向反对女真人全盘汉化，矢志弘扬民族传统，积极倡导学习女真字、女真语，允恭之所以要让宣宗、章宗学习女真文化，主要就是因为世宗的缘故。世宗曾对臣下说过：“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59]知子莫如父，世宗这句话道出了允恭对汉文化和女真文化的真实态度。

　　在这样一种家庭环境中长大的章宗，自幼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其汉学根柢之深厚，更要胜出他父亲一筹。金人对他的评价是：“章宗天资聪悟，诗词多有可称者。”[60]又云：“章宗聪慧，有父风，属文为学，崇尚儒雅，故一时名士辈出。”[61]日本学者外山军治认为，若论中国式的教养，章宗在金朝历代皇帝中堪称首屈一指，甚至与汉天子相比也毫不逊色。[62]这种评价并不夸张。元人有一种说法，谓“帝王知音者五人：唐玄宗、后唐庄宗、南唐后主、宋徽宗、金章宗”，[63]可见章宗是何等样人！章宗偏好宋徽宗的瘦金体，书法专学徽宗，笔迹酷似，以致后人难分彼此。现藏大英博物馆的顾恺之《女史箴图》古摹本，图卷左端书有《女史箴》一则，明清以来诸画谱均认定为徽宗手书，后来经过外山军治氏仔细辨识，才确认它出自章宗之手（文中“恭”字缺笔，外山氏认为系避章宗父允恭之讳）。[64]这使我们想起了宋人的一则传说：“金章宗之母，乃徽宗某公主之女也。故章宗凡嗜好书??，悉效宣和，字画尤为逼真。金国之典章文物，惟明昌为盛。”[65]但据《金史?章宗纪》和《后妃传》的记载，我们知道章宗的母亲是女真徒单氏，可见宋人的这种传说是靠不住的；不过从上面谈到的情况来看，宋人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传说，该不是无缘无故的吧。

　　女真帝王的汉化程度可能有一定的特殊性。就整个女真上层社会的情况而言，至金朝中后期，接受汉文化也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从某些女真人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到对儒学的崇尚，如宗室完颜宗浩字师孟，[66]“孟”者孟子也；又如世宗朝的名相纥石烈良弼，还有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名字，据《金史》本传，纥石烈良弼在海陵朝曾“借秘书少监为宋主岁元使”，而《建炎以来劳年要录》卷一六五绍兴二十三年十二月庚辰条载：“金主使宣奉大夫尚书右丞蔡松年假户部尚书，与广威将军秘书少监兼行右拾遗赫舍哩师颜来贺来年正旦。”这里说的“赫舍哩师颜”就是纥石烈良弼（清人辑本将“纥石烈”改译为“赫舍哩”），“颜”者颜回也。

　　关于女真贵族热衷乃至沉湎于汉文化的情形，在金朝中后期文献中多有记载。刘祁说：“南渡后，诸女直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喜与士大夫游。”[67]这是说的宣宗以后的情况，此时女真人的汉化程度已经相当深入，刘祁指出的这种现象想必是很普遍的。我们不妨举出几个典型的例子：

　　完颜弼，盖州猛安人，护卫出身，宣宗朝累官知东平府事。“弼生平无所好，惟喜读书，闲暇延引儒士，歌??投壶以为常”。[68]

　　完颜陈和尚，金末名将。“雅好文史，自居侍卫日，已有秀才之目”。后在军中，从经历官王渥“受《孝经》、《论语》、《春秋左氏传》，尽通其义。军中无事，则窗下作牛毛细字，如寒苦一书生”。[69]

　　 虎邃，女真纳邻猛安。“虽贵家，刻苦为诗如寒士。喜与士大夫游。初受学于辛敬之，习《左氏春秋》。后与侯季书交，筑室商水大野中。恶衣粝食，以吟咏为事，诗益工。……甚有唐人风致”。[70]

　　乌林桥爽，女真世袭谋克。刘祁称其“风神潇洒，美少年。性聪颖，作奇语。喜从名士游。居淮阳，日诣余家，夜归其室，抄写讽诵终夕。……其才清丽俊拔似李贺”。[71]

　　最典型的例子也许莫过于完颜?q。完颜?q是世宗之孙，越王允功之子。史称其潜心学问，“日以讲诵吟咏为事，时时潜与士大夫唱酬”。[72]据说其“家所藏法书名画，几与中碟等”。[73]元好问对他极为推崇，说他“于书无所不读，而以《资治通鉴》为专门，驰骋上下千有三百馀年之事，其善恶、是非、得失、成败，道之如目前，穿贯他书，考证同异，虽老于史学者不加详也”。[74]据元好问说，完颜?q“读《通鉴》至三十馀过”，[75]与蔡??、萧贡并称为金源一代《通鉴》名家。[76]

　　关于一般女真民众的汉化情况，??管金朝文献里缺乏详细的记载，但我们仍可以从某些迹象中明白无误地看出整个女真社会的汉化倾向。对于普通女真百姓来说，自然谈不上有多少儒家文化的直接影响，“汉化”主要表现在生活习俗这样一些比较浅近的层面。金朝中期以降，女真人改汉姓、着汉服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世宗、章宗时期曾屡次下诏加以禁止。大定十三年（1173年）五月，“禁女直人毋得译为汉姓”。[77]说明此时女真人改用汉姓的情况已经比较常见了。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十二月，朝廷再次颁布如下禁令：“禁女直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78]此次禁令规定了严格的处罚措施，《金史》卷四三《舆服志》（下）云：“初，女直人不得改为汉姓及学南人装束，违者杖八十，编为永制。”这大概就是大定二十七年的禁令内容。章宗时也多次颁布过类似的禁令。明昌二年（1191年）十一月，“制诸女直人不得以姓氏译为汉字”；[79]泰和七年（1207年）九月，“敕女直人不得改为汉姓及学南人装束”。[80]??管如此，却根本无法阻止这种社会风尚的蔓延。至金朝后期，几乎所有的女真姓氏都有相应的汉姓，据陈述先生统计，金代女真人译改的汉姓共计59个。[81]尤其耐人寻味的是，金朝自入主中原后，对黄河以北的汉人（包括南人在内）始终坚持擞发左衽的政策，即强令汉人改从女真之俗，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女真人却纷纷改着汉人服饰，虽屡禁而不止，可见女真社会的汉化委实是大势之所趋。

　　估价金朝的汉化程度，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这就是女真统治者汲汲于“德运”的正统观念。五德终始是中原王朝国家的传统政治学说，女真统治者大概是从金朝中期开始接受这种观念的，《金史?世宗纪》有大定三年（1163年）十二月丁丑举行腊祭的记载，而丑日腊祭是金德之征。[82]又大定十五年（1175年）册封长白山册文云：“阙惟长白，载我金德。”[83]说明世宗时已确定本朝德运为金德。后来章宗朝和宣宗朝两度讨论德运问题，最终改金德为土德，这是金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金朝统治者之所以如此看重德运，是因为自海陵王确定汉地本位政策之后，女真人即已自视为中原王朝，并进而全盘接受了中原王朝的正统观念。不仅如此，从金朝后期重议德运的结果中，我们还可以体察到某种很微妙的心态。当时朝廷百官对于德运问题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承唐土德为金德，二是承辽水德为木德，三是承宋火德为土德。从《大金德运图说》所载章宗谕旨来看，他对这几种意见似乎没有什么偏向，然而据元好问说，吕子羽“在史馆论正统，……谓国家止当承辽，大忤章庙旨，谪西京运幕”。[84]实际上，章宗的真实态度是主张继承北宋的火德，最后确定金朝德运为土德，就正是遵从了他的意见。揣度章宗的本意，无非是认为正统在宋而不在辽，只是他不便公开承认这一点罢了；由此说明了一个问题：章宗完全是站在中原王朝一边来考虑问题的，他的立场是内华外夷。与此极为相似的是清高宗乾隆的态度，乾隆题《大金德运图说》曰：“夫宋虽南迁，正统自宜归之宋。至元而宋始亡，辽金固未可当正统也。”[85]同样也是一个北族王朝，却偏不承认辽金为正统，其出发点和金章宗是完全相同的，只不过清朝的国情与金朝不同，乾隆毋须有金人的那些顾虑，因而可以坦率地表明他的意见。

　　从生活习俗到价值观念，女真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经历着一场文化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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