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壮怀激烈五十军 -- gaogeli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军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随即纠集仆从国介入这场内战。9月15日，“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扭转败局后，越过“三八线”向北进犯。

　 唇亡齿寒。10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19日夜，首批入朝作战的志愿军部队跨过鸭绿江。

　 战后，“联合国军”第二任总司令李奇微在其回忆录《朝鲜战争》中说，他的前任麦克阿瑟“深信中国的老百姓随时都欢迎蒋（介石）打回去”。这话，像是童话故事里的“狼外婆”说的。

　 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5团2营指战员记得，当年教导员李荣贵战前动员：“旧社会，大家都被地主狼、军阀狼咬过，现在美国狼来了，要把国民党弄回来，你们说，是放进来打，还是堵在门外打？”

　 战士们“嗷嗷”叫：“决不让美国鬼子把国民党弄回来！”

　 时任第50军148师炮兵营营长的杨协中记得，部队一到辽宁的苏家屯，军部文工团就演出了活报剧《打败美帝野心狼》。剧情简单：狼来了，要吃人，人团结起来后，把狼打死。

　 杨协中和他的战友们牢牢记住了这个简简单单的活报剧，即使在战争最残酷的时候，也死死坚守着一个并非简单的信念：咱中国人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打败美帝野心狼！

　 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刚经过精简整编，由5.8万余人锐减至3.3万余人不久的第50军，于9月下旬，紧急收拢分散在湖北等地执行水利、生产、剿匪等任务的部队，乘火车仓促北上，拨归新成立的“东北边防军”建制。

　 第50军抵达东北后，按照东北军区最初的指示，部队当年不参战，准备成建制地改为炮兵。岂知，先期到达的部队刚把现有装备交上去，10月24日晚10点，军政委徐文烈接到东北军区政委高岗的电话，命令第50军马上恢复原装备，即刻乘已经派来的火车向中朝边境紧急开进。第一列火车刚到辑安，部队在没有地图，没有翻译，没有作战动员，一切供给全无准备的情况下，又接到上级的命令：立刻过江，参加第一次战役。

　 1950年10月25至26日，第50军全部渡过鸭绿江。

　 杨协中说，跨过鸭绿江第一印象，一座几十万人口的新义州城经美军飞机狂轰滥炸，已无一间完整的房屋，残垣断壁，满目疮痍，街道上，焦木瓦砾遍地都是。废墟里，老人、妇女和孩子的尸体随处可见。干部战士一路行军一路破口大骂“美帝野心狼”：比国民党还坏！

　 10月29日，担任战役预备队的第50军进入指定战区，敌之大部已被友军歼灭。11月3日，敌全线败退。

　 11月24日，“联合国军”发动了企图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最后攻势”。25日黄昏，鉴于西线敌军已被诱至我预设战场，志愿军发起战役反击。按照志愿军首长的决心，第50军命令第148师（欠第443团）切断泰（川）博（川）公路，阻敌西援；第149师加强第450团向窜踞定州、纳清亭之美24师的一个团进攻。由于遭敌阻击、行动迟缓和兵力不集中等原因，部队连续三夜扑空。29日，第50军又奉命向博川东南穿插，直取安州，配合主力歼灭清川江北岸之敌。30日，第148师和第149师进至大宁江西岸，由于桥梁被敌破坏，未能过江，又错过了歼敌的机会。

　 第二次战役结束后，第50军领导赴“志司”（即志愿军司令部）开作战总结会是准备挨骂的。前车之鉴，早在第一次战役，第38军执行迂回敌侧后任务时，因对敌空袭顾虑较大、相信错误情报而贻误战机，军长梁兴初被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当众骂得天昏地暗。出乎预料，重蹈覆辙的第50军没有受到彭德怀丝毫责备。

　 不受责备比受责备更难受！

　 还有比不受责备更难受的。

　 在一面山坡的树林里，第50军的作战总结会就像开了锅，人们的情绪相当激烈，尤其是军部的处长、科长们，没有几句好话。

　 “打的什么屌仗？连美国佬的一根屌毛都没抓到，太窝囊了！”

　 “打定州、纳清亭三次丧失战机的责任不在下面，军部的命令下晚了嘛！整个战役，军部既不靠前面的148师和149师，也不靠后面的150师，下达命令总要等‘志司’的电报，每次都是深夜两三点钟才往各师发报，一级一级传到连队已经快天亮了，部队顾虑空袭，白天要隐蔽，只能夜间行军，怎么不扑空？”

　 “我看是部队首长右倾！‘志司’战役之初就指示过：‘不怕敌人西进，就怕敌人东撤。’我们完全可以据此主动寻求战机。”

　 “38军有彭总1928年平江起义时的老底子，第一次战役没打好，挨骂！第二次战役穿插三所里打得漂亮，全军通报嘉奖，当‘万岁军’！想想吧，彭总宽容我们能是好事？”

　 “我们是什么部队？想挨骂都挨不上边！”

　 本来，会议是让大家提意见，总结作战的经验教训，可意见提着提着，民主精神就“发扬”到牢骚怪话上去了。一位干部冲着徐文烈政委就翻开了陈年老账：“当初，我不愿意调来，硬要‘个人服从组织’，现在倒好，没脸见人了！”

　 “没脸见人”的人启发了一位想有脸见人的人，他没好气地提出：“这个部队我是不想呆了，我要求调回老部队！”

　 启发是连锁的，参加会议的处长、科长，只要是老部队来的，几乎都提出了类似要求。

　 军政治部的一位干部甚至提出：“把这个部队编给人家算了！”

　 曾泽生的脸一阵红，一阵白。这是一支他从国民党阵营拖过来的队伍，如今，却成了如同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霍桑笔下的耻辱标记“红字”。虽然，发牢骚的人仅仅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脸上有光彩的地方，并未存心不敬他人，但是，曾泽生还是感受了从未有过的难堪。

　 曾泽生的难堪，不仅仅于此时此事。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第50军实行特殊的领导体制：曾泽生可以列席参加的军党委常委会，领导曾泽生参加的“军政委员会”。

　 对“党指挥枪”的原则，曾泽生最初很不适应，但他没说啥。既然部队交给共产党了，理应守共产党的规矩。曾泽生不是中共党员，这事，他没话可说。

　 有话可说的，曾泽生也没说。两个多月前，部队在湖北接到了北上备战的紧急命令时，徐文烈曾经找曾泽生征求意见：近半百的年纪，又患多种疾病，是不是留下来，不去了？

　 基于民族大义和个人荣辱，曾泽生一口谢绝。可没几天，他不知道从哪误听，徐文烈他们半个月前就知道这消息了。曾泽生异常恼火：是不是信不过我曾泽生，才不告诉我？才劝我留下？

　 曾泽生憋着一肚子火，但又很有涵养地不露声色：是骡子是马，咱们战场上遛遛看！

　 岂知，远赴高丽国打老美，“遛”了两个战役，曾泽生的气还是不顺：怎么每道命令都要经过他政委徐文烈过目？一军之长有这么指挥打仗的吗？

　 还没等曾泽生把气顺过来，军机关的处长、科长们到先发起气来。一个令曾泽生异常痛苦的事实，不由分说地从人们意识深处蹦出来，摆上桌面：大家看不起这支起义部队！

　 心理学的精神分析学派认为，人为了摆脱心灵痛苦，通常借助“自卫机转”，其中有潜抑、升华、外射、内射和反向作用等主要形式。曾泽生选择了以责备别人掩饰自己尴尬的外射形式。他铁青着脸，冷不丁从嗓子眼儿里挤出一句低沉却掷地有声的牢骚：“50军军长我也不想干了，情愿到38军当一名炊事员！”

　 一言既出，举座皆惊，会场气氛瞬间被曾泽生从未流露过的情绪凝固了！

　 持平而论，曾泽生发牢骚是不对的：仗没打好，气可鼓而不可泄，一军之长责任非同寻常！

　 持平再论，曾泽生发牢骚并非绝对的不对：这是他思想境界升华过程中，再自然不过的一个时代性的表露。

　 两年前，曾泽生率部撤出长春城投奔共产党的头一个晚上，与潘朔端同睡一铺炕，二人彻夜长谈，通宵达旦。潘朔端向曾泽生和盘托出了第184师起义、改造的全部经历，敞开心扉畅谈了自己的全部感受。

　 曾泽生吃了26年国民党的饭，到46岁时，突然换了胃口，一时有些消化不良，但他还是悟出了一些与切身利益关系密切的情况：自己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把持军权了。

　 对共产党政策似懂非懂的曾泽生想到了老长官卢汉。1945年，当蒋介石要收走卢汉的兵权时，一班谋臣谋划了“舍军从政”的对策，卢汉由此东山再起。借鉴老长官的成功经验，曾泽生郑重地向共产党代表刘浩提出：部队全交给共产党，军长我也不当了，希望能安排我任安东省省长。

　 经耐心解释、劝说，曾泽生收回了上述意见，明确表态：一切听从共产党的安排，决不再提个人职务上的要求。

　 两年后，曾泽生食言了。

　 此“言”，“食”得高尚！

　 中将军长要求当炊事员，在国民党军队无疑是天方夜谭的疯人胡话。官就是官，兵就是兵，尊卑有序，贵贱有别。对官长要称“官”尊“座”，什么司令官、长官、值星官，什么委座、钧座、总座、局座，什么军座、副座、参座，甚至营座、连座等等，不如此，就是不敬。当苦力服劳力的只配叫“夫”，什么脚夫、轿夫、伙夫、马夫，等等，不如此，就不能显示役使苦力者的高贵。

　 共产党就没有那么多的讲究，司令员、值班员、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民主精神变革的标志！

　 也许，曾泽生是想借题发泄一下不满，但无可否认，共产党的平等精神已在短短两年时间里，渐渐植入了他的潜意识之中。

　 曾泽生以他非常态的表达方式，向人们展示了他人格追求的常态飞跃。这飞跃，为打破会场气氛敞开了大门。

　 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李佐长春起义前任原国民党第60军182师副师长，起义后代理暂编第52师师长，听到大家的牢骚，他苦笑了一下：“你们都有地方去，我能回到哪儿去呀？”一句不言而喻的提问，把众人逗笑了。

　 见缓和了气氛，李佐把自己的感受向大家推心置腹：“国民党打仗，消极避战保存实力比比皆是。今天大家的情绪反映了截然相反的精神，怕打不着仗，怕打不好仗。我看，只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就一定能打胜仗。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曾军长负气要当炊事员不是孤立的现象。由于部队仓促出国参战，思想工作“不摸底”，思想动员没跟上，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一度“陷于停顿”，以至于指战员中“右倾保命、短工帮工思想”有所抬头，“走糊涂路，吃糊涂饭，打糊涂仗，糊里糊涂在朝鲜”之类的怨言，一度流行。

　 针对存在的问题，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军党委决定：利用作战间隙，全军上下普遍开展为期一周的思想整顿，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批判右倾思想”，检查“战斗意志和战斗积极性”，总结作战的经验教训。同时，调整了个别“思想右倾”的团以下带兵主官。

　 经过整顿，部队求战热潮空前高涨，全军指战员憋足了劲，一定要打个翻身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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