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漫谈中国政治改革之一 -- 井底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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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其实井大在政改上的观点也就是新权威主义的那些观点

这个新权威主义在80年代也是流行一时,掀开华丽的词章之后,其实也还是中国过去的老一套东西。所谓”皇帝是好的,坏的是贪官“,因此体制是好的,制度也是好的,关键是执行问题,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树立绝对的权威,要上面给政策下面是执行政策而不是打小算盘,弄出一些对策来。

但是,社会是复杂的,不沾血的高官和沾血的小官,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高官之所以显得廉洁,只是“君子远疱厨”罢了。如果总是说上层其实素质很高,而人材都往城市集中,造成下层人才素质低下,并将官民矛盾的起因总结为下层官员的为非作歹的话,那这将是一个无解的题,或者井大给出的解就是加强中央权威,打击地方豪强,宁愿找一帮大学生(清朝叫做笔式帖)去到基层,也不要信任那些泥腿子,问题是这一政策真的能解决问题吗?

要知道,生物界千古不变的道理,就是大的肯定在欺负小的,而人类之稍许不同,一是智强者胜,二则是弱小者可以联合来对付强者。其实我们也应该知道,为什么矛盾总在最下层发生,那是因为只有在低层,官僚体制才会和屁民发生接触,发生碰撞。你不能因为低层有矛盾,就说矛盾是底层造成的,就象你不能说脚踩着了狗屎,就说脚走偏了,而不说眼不看路。

人总会有自身利益,有自身利益就会有冲突,然后就会出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如何解决,这才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千年的体制告诉我们,那些基层的结构是不会变的,无论有没有地主,该有的矛盾还会有。我们应该学习的,是如何让基层的矛盾在合适的层次得到解决,就象古代行之有效的乡绅制度,其关键是家族联系,即使恃强欺弱,也都讲得是家的道理。而现在,我们引入了法律,那么就应该让法律多发挥他的作用,就象乡村的人民调解员制度,这就是个好制度。

问题的纠结,是应不应该加强行政权力,或者说,中国的改革应不应该引入第三方的仲裁制度。不要一说起利益冲突就会是上访,其实屁民们遇到冲突,第一是忍让,然后觉得忍不下去,就会去和基层领导们讨个说法,毕竟乡里乡亲的,找个熟人递个话,把问题谈开了,第三会想到找其它的干部,帮着调解一下,然后还可以找一群亲戚去说理,然后会想到法院去解决,最后才会拦车告状或者进京上访,那已经是多少种办法之后的事情了,也是实在没得办法了。

所以,不要一说体制改革,马上,就会想到上访,想到群体事件,想到需要加强领导权威。那只是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已经是极端了。我们要解决的,是如何化解基层的浅层次矛盾,不让它激化,不让它变成极端事件。

而要解决这些矛盾,就得打破行政体系一元化,我们看一下当前的政治体制,是不是首长负责制,中国原来政治体系已经存在的独立的按察体系没了,学政体系没了,财政体系没了,维系乡村安宁的家族体系没了(当然这个体系没了就没了,坏处更多)。现在从低层到高层,全是行政首长一言堂,全是领导一句话顶别人一万句。这才是行政改革的关键。

其实我国现行制度建设不能说不复杂,我现在研究起政治制度来,还是惊叹,是谁竟然为这个国家另起炉灶设计出一套新政治体系,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协制度,这都是以前没有过的。我去过小县城,俺的亲戚就是县政协委员,他们其实也能和县长递上话,也老在琢磨给乡里修条路,然后什么的,其实大家的心都想着造福乡梓,毕竟让人说好话比让人指脊梁骨要舒服多了。

我们不要一谈什么就是三权分立,也不要一谈三权分立,就是司法独立,其实司法更多的用处是用来处理极端情况的,而多大数矛盾应该在立法环节解开(其实国外不也是这样,投票决定的问题,是用嘴斗争,成了就成了,不成损失了也不会到用刀枪解决的地步,而法院就不一样了,它的决定是以枪作为后盾的)。就是说,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协制度。要将行政的权力分出一部分给人大和政协,这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

而要让人大和政协有足够的权威,就应该落实县乡的选举制度,真正做到选举公开,老百姓还是分得清谁是好人的。其实人大和政协里出现几个黑社会并不可怕,能混到这个级别的黑社会也都已经白的差不多了。而如何使立法机关更有权威,这才是政治改革的难题所在,因为它相对行政体系有着天生的弱势(网络体系相对于金字塔结构总是有弱势)。不过对现今的中国而言,如果能减少出现象倪萍这样的活宝委员,那么也能够将人大和政协的机制建设的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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