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赖永初（六） -- 王外马甲

听说掌柜要出门访客，伙计们赶紧把轿子抬了出来。

贵阳是座山城，狭窄的街道蜿蜒起伏，不仅马车骡车派不上用场，就连独轮车也难以通行，人们日常出行主要靠走路，而老板出门讲究体面，自然就必须坐轿子。

轿子是身份的象征。早些年，这东西只有官员和有功名的士绅才可以使用。那时候，官轿的前面总有一个敲锣的差役做引导，生员出行鸣锣五声，代表“百姓齐让路”五个字；县令出行鸣锣七声，表示“军民百姓齐让路”；黔中道知府出行鸣锣九声，代表“官吏军民百姓齐让路”；要是听见十一声锣响，那就是贵州巡抚出门了，“各级官吏军民百姓齐让路”……

民国以后，坐轿的规矩虽然不再象先前那么严格，但大致的等级还是存在的。轿子中最高档的要属衙轿，衙轿也称“大轿”，四人抬杠，红色的轿顶，宽大的轿身蒙着蓝色或绿色的呢绒，轿厢里冬天摆炭盆、夏天摆冰盆，既庄重又舒适；普通百姓当然没有享受衙轿的福气，只能坐客轿，客轿是临时向轿行租用的，轿顶一层油布、轿身用竹蔑子编成，只在脚底下有一块木板，这样的轿子虽然轻便，但却很不稳当，人坐在里面七颠八晃，稍不留神就可能一跟头摔出来。除了客轿，有条件的人家也可以自备私轿，赖家在开办钱庄之后就添置了一乘二人抬的“洋轿”，这轿子通身用杨木打造，三尺宽、四尺高，两边的轿窗镶着法国造的雕花玻璃、轿身上蒙着湖蓝色的斜纹细布、轿蓬的四周还挂着红红绿绿的璎珞流苏，虽然没有衙轿那么宽大气派，但却显得更加精致美观。

由于是过端午节的缘故，虽然天色已暗，但大街上依然熙熙攘攘，行人和各式各样的轿子往来穿梭，十分热闹。嘈杂的街井之中，不时能听见轿夫的厉声叱呵，“去！边上！闪开”，那多半是遇到了官员的衙轿，而如果轿夫的语气谦卑温和，“借光，得罪，劳驾”，则一定是轿行的客轿。还有一种轿子比较特别，轿夫们不吵不嚷，只听见铜铃“叮令令”的猛响，那肯定是药行的医轿，急促的铃声表示他们正在执行救死扶伤的任务，只不过这紧迫的铃声有时候也不能太当真，因为药行老板经常让轿夫们抬着空轿子在街上乱跑，看上去十分忙碌，其实是在为自己的生意做广告。

赖家的轿子在城里头算是顶尖时髦漂亮的，特别是轿厢里又坐着个年轻帅气的钱庄掌柜，抬轿的伙计自然也就格外的卖弄精神。两个人一路走一路“对切口”，前面的使劲嚷一声、后面的就高声答一句，比如上坡时喊“抬头望——顶起上”，下坡时喊“长坡坡——慢慢梭”，遇见普通士绅的衙轿，轿夫满不在乎，“排场大——我不怕”，可真正遇到当官的却立刻犯了怂，“包公出巡——靠边快停”……转弯瞧见道旁有几位女子，两个家伙就更来劲了，“路边野花——莫去踩（睬）它”，表示女人的长相比较一般，但如果是喊“天上一朵云——水中漂浮萍”，那可就乖乖了不得，连赖永初都忍不住要伸出脑袋去瞧一眼……

轿子就在这亦庄亦谐的喧闹声中轻快行进，可一旦到了华府的门前，气氛立刻就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华之鸿的府邸座落在东门边的大树脚（今贵阳电台街一带），早先叫做华家公馆，而现在却有了个更高雅的名字,叫“大精觉舍”。这几年，曾经权倾一时的华老爷已经归隐禅林，他不仅辞去了官职，就连家中的生意也交给儿子华问渠去打理，每天只顾吃斋念佛，“自性弥陀，唯心净土”，就象个超凡脱俗的老方丈一样。只可惜人出三界外，心却还在五行中，虽然公馆改成了精舍、老爷改称了居士，但道行的修炼显然并没有达到无妄无相的程度。端午节的晚上,华府的门外依然停满了蓝呢绿呢的官轿衙轿，厅堂内依然宾客如云，省府秘书长熊范舆、政务厅长陈廷策和财政厅长张协陆等达官要人高坐在“居仁养正”的牌匾下，一个个脸红筋胀，把桌子拍得砰啪直响，丝毫没有“离苦得乐，一切如来”的佛家气象。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于今之计，须以佛法地狱轮回之说匡辅国家法度，方可成釜底抽薪之效！”

“新派人物动辄以德谟克拉悉为口头禅，实乃不求甚解。需知西人理论只求私欲、无视公益，最为浮躁浅薄！今之吾国政制虽变，然教化隆古信诸成训，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义妇贞，此皆为圣人纲纪，堂堂皇皇，又何必另从邪说？”

“新派人物貌似标新立异，实为洋人傀儡！无独立之学问、无融合之智识，拾西人牙慧如小儿得饼，鄙陋至极，可笑可怜！若任其轻举妄动，必将上误国事下扰庶民！”

陈廷策、张协陆和熊范舆是贵阳癸卯科（1903年）的同期举人，而后又一起游学日本，既是清朝的最后一批举人、又是贵州最早一批留学生，回国后同朝为官，意气相近、趣味相投、互为犄角。在这三个学贯东西、位高权重的大人物面前，一般人当然没有插嘴说话的份儿。

环顾四周，客厅里还站着不少垂手听训的商人，有绸布庄的老板、典当行的掌柜、甚至连城里“小林洋行”的日本东家也在其中。大家手里拎着大大小小的礼盒，可脸上全是一副稀哩糊涂的表情，显然也跟赖永初一样，先前收到了华之鸿的端午礼物，却不知道华家送礼邀客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

“大过节的，把这么多人喊到大精觉社，总不会只是让我们听当官的发脾气吧？”虽然心里犯嘀咕，但大家却还是耐着性子陪着笑脸，任凭官老爷从古希腊的哲学讲到“今日黔省之思潮”、又从东汉太学讲到“兄弟我在外国考察的时候”……好不容易等他们信口开河讲够了，稳坐一旁手捻佛珠的华之鸿才慢悠悠的开了口——原来，贵州政府准备在近期内发行两百万黔币纸钞，三位政坛高官希望各大商号努力服务乡梓，承担起推广新货币的重任。

听见这个号召，客厅里原本懵懵懂懂的商人们立刻就傻了眼。贵州发行纸币的事情已经不是头一遭了，就在早几年，“大汉贵州军政府”曾经发行过一百万黔币，而对于那次的教训，大家都还记忆犹新。

说起来，政府发行货币的依据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以真金白银为基准，有多少硬通货就发多少钞票；另一类是以经济预期为担保，实际上是拿债券当现金用。贵州是个穷省，黄金白银当然是没有的，所以军政府发行的钞票只能是战争公债，值钱或者不值钱全要看战场上的表现怎么样。比如1917年的上半年，黔军占领成都、戴戡当上了四川省长兼督军，黔币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一元纸币居然能换一两二钱银子，可下半年遇到川军大反攻，黔币立刻一落千丈，一元钱连十个铜板都换不回来，等到戴戡战败自杀，百万黔币也就统统成了废纸，贵阳城里好多商家因此而破产，甚至号称全省首富的华之鸿也亏了二十万大洋，丢了官钱局局长的乌纱帽不说，还落下个“华先生做官——奉命贴银子”的笑柄……所以现在听说政府又要发行纸币，各商号的掌柜们当然是大伤脑筋、退避三舍。

不过，别人装聋子哑巴还无所谓，而银钱业的老板却是不能当缩头乌龟的。看见自己的英明决策居然没有人愿意附和，张协陆厅长不禁大为光火，于是亲自点将：“式如先生（文明钰字式如），由贵号担纲新币之发行，不知意下如何？”

“鄙号……小店、我……可是……然而”，平时举止从容、气派庄严的当铺老板顿时吓得脸色煞白，浑身哆嗦，除了摇头就只会摆手，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

也难怪文老板会惊慌失措，担纲新币发行的责任对任何一个商家而言都意味着巨大的风险。这么说吧，货币虽然是由政府发行的，但政府毕竟不能直接把钞票丢进市场，因此在官家和百姓之间就需要一个代理商，既作为政府资金发放和回笼的枢纽、也充当民间货币兑换的中介，这往好里说是地方财政的经纪人、往坏里说就是金融政策的替罪羊，一旦政府的信用崩溃、当官的又撒手不管，这中间商可就倒了大霉，比如身家显赫的华之鸿只“担纲”了一次黔币的发行，结果就弄得“华老爷”变成了“华居士”、回家吃斋念佛去了，而其他人要是遇上类似的情况，恐怕连喊“阿弥托佛”的机会也没有，直接就掉了脑袋。

屋里的掌柜老板们谁也不是傻瓜，全都明白这其中的利害，眼见现任的银钱业会长筛了糠、而前任的华之鸿会长又不肯再淌这汪浑水，大家的心情就更加紧张起来，一个个战战兢兢，恨不能缩紧身子钻到地板下面去，生怕那虎视眈眈的张厅长下一指头就点到了自己头上……惊惶的气氛中，只有赖永初兴致盎然地东张西望。几个月来，这小伙子实在被当铺老板、盐行老板和绸布庄老板们欺负惨了，想报仇又没有机会，现在总算看到他们一副大难临头的狼狈样子，心里真是说不出的开心和舒畅。

这与众不同的兴奋表情自然也逃不过官老爷的眼睛，张协陆环顾全场，也许觉得这满脸欢欣的傻小子有些莫名其妙，于是就伸手把他招到了跟前：“说说看，对本省经济有何意见？”那样子不象是厅长倒象是个考官（张协陆还真是个教育家，贵阳模范中学就是由他创办的）。

“嗯……吾省之经济……盖吾省经济之贫困，皆因实业落后之缘故。设若吾辈急起直追，募集全省之资产以建设实业总公司，收购全省之原料以制造物品，则吾省资源不必流往外地，外地商品亦不能销入吾省……善莫大焉”……赶鸭子上架，赖永初好不容易才吭吭巴巴地嘟哝了一通“实业救省”的见解，这套文诌诌的说辞当然不是他自己能够现编出来的，不过是把白天从陈职民那里听来的救国方略生搬硬套地改造了一番而已。

“轻浮狂妄，简直荒唐透顶！”政务厅长陈廷策冷哼一声，厅堂里的达人方家也纷纷报以嘲笑。相对而言，反倒是张协陆的态度比较宽容：“人不轻狂枉少年，年青人有此志向亦属难得了。不过，空谈容易实践难，譬如募集资产收购原料云云，请问尔等由何做起？又譬如黔币发行交由贵宝号担纲，试问阁下能是不能？”

这下子，轮到赖永初面红耳赤了。

尽管货币发行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风险，但无论如何，这关系重大的金融举措只有具备相当实力的豪门才有资格涉及其中。发行两百万票面的纸钞，承办的商家至少要准备三四十万两银子的保证，如此巨款，连根基雄厚的老牌字号仅凭一己之力都难以办到，“赖兴隆”这样的中等商家自然就更不可能了。说实话，赖永初今天之所以会得到华之鸿的邀请，无非是因为他有个钱庄掌柜的身份、还背了个“平民银行家”的虚名，旁人弄不清他到底从那些小商小贩的手里拉拢了多少存款，所以觉得如果需要募集准备金的时候，让他临时参加一股倒也无妨。至于“担纲负责黔币发行”这样的重任，不仅商界巨头们没有把“赖兴隆”纳入进考虑的范围之内，就连赖永初也明白自己是根本不够格的。

客观的讲，张协陆的批评其实还算比较中肯，虽然不大客气，但并没有侮辱人的意思，只要赖小伙子不吱声不反驳，权当学生被老师教训了几句，这事情也就过去了。可问题是张厅长的话音还没落，屋子里却又鼓噪起来，先前被吓得哆哆嗦嗦的商人们好象突然找到了合适的出气筒，转眼间就由萎靡不振变得亢奋异常，一个个指手划脚、冷嘲热讽，争先恐后地把先前在官老爷那里受到的惊吓全都发泄到“新派人物”的身上，七嘴八舌，把个赖永初奚落得火冒三丈，结果终于弄得小伙子按捺不住、歇斯底里的大吼起来：“你们老字号有什么了不起？要我姓赖的发行黔币，照样办得到！”

此言一出，全场皆惊。

虽然话一出口，赖永初就立刻感到后悔，可这句赌气的大话已经把现场的所有人都震得目瞪口呆，想改口也来不及了。

商场上的事情，有的尽人皆知、有的却扑朔迷离，比如钱庄的家底就是最难捉摸的内容之一。贵阳的富商巨贾虽然没把新起的赖家放在眼里，但对于“赖兴隆”的真实底细却也并没有确切的把握。从外表上看，这钱庄的掌柜是个“空手套白狼”的愣头小子，那店铺的门口又每天熙熙攘攘宾客如潮，所以说它不懂经营、“破罐子破摔”有人同意，说它财源广进、前途无量也有人相信，而现在赖永初宣称自己已经具备了发行黔币的雄厚实力，想一想，大家也觉得似乎不无可能……

而一旦意识到这种可能性，华家客厅的气氛立刻就变得凝重起来。担纲货币发行的责任虽然充满风险，但它毕竟代表了金融界的最高权威，尽管自己不愿意去当“替罪羊”，可银钱业的旧派人物却谁也不希望把这面荣誉的大旗拱手交到一个新派的毛头小子手里。一时间，各商号的老板都陷入了两难的尴尬：如果继续抨击赖永初吧？万一把这小子骂翻了，那棘手的事情说不定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可如果不表示反对，难道就让这愣头青坐收了渔翁之利不成？

沉默了半晌，最后还是财政厅长张协陆发了话：“既然赖掌柜已夸下海口，那就请十日之后承验保证金吧，届时省府自有定夺”

……

于是，一场莫名其妙的“端午节团拜会”就这样草草地收了场。官员们悻悻然、商人们灰溜溜，只有赖永初依然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临走之前，他还笑盈盈地朝着华家主人拱手鞠躬，“华老爷，向你道贺节日！感谢你老赏脸眷顾小号的生意，今天送来的那锭银子，我一定做个大大的存单、高高挂在墙上，也好让大家都瞻仰羡慕！”

听见这话，不仅在场的其他人诧异万分，就连华之鸿自己也吃惊不小。愣了好一会，老头儿才明白赖永初所说的“那锭银子”其实就是端午礼盒中附带赠送的那个“事运亨通小银锞”，重量还不到一钱，原本只是个随喜的小玩意而已，却这被滑头的钱庄掌柜偷梁换柱地当成了储蓄的银两，真是叫人无可奈何。

本来，作为“团拜会”主人的华之鸿在整个晚上都很少说话，始终是一副置身世外的态度，可现在，这位神情冷漠的居士的脸上却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后生可畏，赖世侄果然精明过人，假以时日，或成就黔中商业奇葩亦未可知”。

短短一天的时间里，赖永初就分别从何应钦和华之鸿那里得到了“商业奇葩”的期许，但这美妙的祝愿并没有让眼前的境况变得更加轻松。他强做镇静地走出华家的大门，可一坐进轿子就几乎瘫软了，衣服的后背已完全被汗水浸湿。他知道自己惹祸了，并且也知道，这次的麻烦是自己的力量所无法解决的，于是惶急之下，他没有顾得上回家，而是径直赶往了陈职民的住所。

陈职民住在大十字“鸿昌隆”百货店的楼上，这时候，何辑五、戴蕴珊、伍效高以及好些位救国团的团员正在那里忙着准备明天“国民大游行”的横幅和标语。听见赖永初的叙述，大家全都吓了一跳，这帮年青人虽然聪明伶俐，可谁也想象不出两百万钱币会是怎么样的一笔巨款、也不知道该如何去筹措那三十多万两银子的保证金。

“小赖，你自家手头到底有多少钱？”戴蕴珊忍不住悄悄地打听。

“两万多一点，而且还全都是些铜板”

“妈吔，才这点底子就出来冒充老大，你娃娃好亡命哟！”结义哥哥惊讶地狂呼起来，这一回，连他也不敢再夸奖赖永初“够气魄”了。

屋里的多数人并不赞成赖永初参与发行黔币的举动，认为那只是帮旧派官僚搜刮敛财，对社会进步无益、于自身就更无好处，但陈职民却觉得可以试一试，因为“若以此资金开发本省煤矿，必将大大提振贵州经济，亦属奇功一件”。

“切！提振经济？你看看周边，黔军今天跟川军打、明天跟湘军打，忠烈牌位一筐筐地挑回来，两百万钞票赔偿抚恤金还差不多，能开什么矿？”

一帮人讨论来讨论去，始终不得要领，直闹到子夜时分，急忙赶到何应钦那里请示方略的何辑五才终于返了回来，一进门，他先抱着茶缸子猛灌了一通，然后抹了抹嘴巴，神气活现地大声宣布：

“我三哥说了，此事甚好，当全力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