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我 的 一 九 八 九(补一) -- 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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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我 的 一 九 八 九(补一)

这是发生在六四前后本人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也是随想随写。欢迎大家提意见。但请持不同意见者不要冲我抡板砖。多谢!

1 日记及其它物品

说起日记来,我想讲一个故事。六四后,大家都在想办法回家,因为当时交通几乎瘫痪,所以不容易搞到车车票。我们几个同学甚至想绕道北上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然后再转到东北,再回家。可后来因到赤峰的车票也搞不到而罢手。

在民运期间,每个人的手里都或多或少地有一些照片,记日记的同学都在日记里记下了每天发生的事情,有的同学抄了一大本的大字报,有的同学还捡到了解放军的头盔、武装带或背包等物品。于是,回家时有的同学就想将这些东西带回家。恰好,我有一老乡在天安门警卫团当兵,曾打电话告诉我,回家时千万别带与民运有关的东西,包括日记。因为车站有专人检查。后来,我告诉了周围的同学,因此回家时大家大多都没带这些东西而逃过一却。

山西的一个同学就捡了一个头盔,本来想带回家,后来听了我的消息,就放下了。结果暑假结束回校,刚见面这小子抱住我就亲,弄得我很烦,骂他是同性恋、变态狂,这小子才告诉我:多亏听了我的话,没有把那头盔往家带,要不然在车站他就麻烦大了。因为没人会相信他这头盔是捡来的,而会认为是抢来的。那肯定就要袭击解放军才能抢到头盔。这样,他就有可能被关起来,什么时候被放出来就只有天知道了。

而我江西的那位老兄就不那么走运了,原因是他这个人脾气有点倔,而且有点作家的脑筋,经常即兴写点什么内容新颖的文章,再加上留着比较长的头发。他有记日记的习惯,他回家时也要每天写一篇,所以,为了保持日记的连续性,他就将日记带在了包里回家。在北京站的武警专门找那些学生样的人检查,而这老兄因有较长的头发,被武警一下子选定为检查对象。结果,日记被查了出来,武警二话没说,就把他请进了办公室,让他解释日记的事情。因为这老兄将自己的一些即兴感慨都写在日记里,而且有些是具有“反动内容”的。根据这老兄的交待,警察与学校反复联系、确认,校方并做了担保,说这老兄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况且记日记又不是什么大错,警察这才同意放人,前提是当面撕毁了他的日记。而且因为调查前后进行了近5个多小时,他要坐的火车已经到达廊房车站了。无奈,在警察的协助下,改签为第二天的同车次,但是从有座变成了无座票。后来,每当大家说起此事,这老兄跳楼的想法都有。因为他的一些即兴的想法是无法再回忆起来的(诗人的特点)。

的确,当年车站检查的情况恐怕与解放初期抓国民党特务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车站广场的荷枪实弹的士兵两人一组来回巡逻,售票厅和候车室里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换成了手持警棍的武警,站台上隔几米就有一背枪的全付武装的战士。这种气氛可能就是共产党说的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恐怖”吧!

2 募捐

5月14日,本人一时兴起,跟着另外一所大学的一些朋友到前门商业区为“高自联”募捐。令人感动的是所到之处的商铺大都倾囊而捐!这大大地改变了我对前门一带的商人的看法。在我的心目中,这一带的商人是我所见到的最奸的商人。这一带的商人有本地的北京人,有南方来的生意人。而这一带的北京人因祖祖辈辈生活在皇帝脚下、天子之都,都自觉不自觉地有些霸气,满口的京油子,而且特别欺生;而能在这样的地角站住脚的南方人,也肯定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因此,这一带的小商人在我的心里面没有什么好印象,只用一个字就可概括他们:奸(当然,我没有贬低这里的人的意思,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私下看法。如果冒犯了哪位还请不要冲我扔板砖才是)。就是这样的一些人,听说我们来募捐,竟然二话不说,纷纷将钱袋或纸箱里的钱一下子全倒出来,而且一直鼓励学生要坚持到底。虽然这些钱多少不一,而且也不整齐,但是那股慷慨劲却感动了我好久。使我感到,中国有这样的人民,希望还是有的。因为在这关键的时候不缩头尾,不趁机发国难财。这的确难能可贵!

那天我们只到前门转了一次,回来清点时,钱箱里竟然有3000多元!这在当时应该不是个小数字。我们募捐来的钱被如数上交,成了后来支持民运领袖出国经费的一部分。虽然这些民运领袖出国后与我们的期望越来越远,但我并不后悔我当时的所作所为。

3.刚入城的解放军官兵和拦军车的老人

从5月23日晚,就有军队试图进京。结果在刚进入市区,就被市民发现,市民在拦车的同时,消息也迅速被传到各高校,于是第一批进京的军队全部被分段拦在了进京的路上,而没完成真正到达指定目的地的任务。

我在这期间返校了一次,大概是26号。主要是为了洗澡和换衣服,听说有军车被阻在学校附近,我顺便就去看了一下,并听到了好多小故事(放在补的那一章里)。军车从北京的西郊开进来的,由于一辆接一辆,而且是清一色的解放卡车,引起了市民的疑心,上前一看是满载解放军战士的军车,市民立即明白了。于是,先行截下了一部分,并有人通知了各大学,于是已经进入市区的军车也先后被分段在不同的地点被截了下来。在我校附近被截下的是沈阳军区的,截下的最高首长是一位副营长,前后有二十多辆,近500战士,但不是属于一个营的。他们沿京密引水渠边的公路向市区开进,结果刚到市郊就被挡了下来。据说刚开始,战士大都不说话,只是默默地坐在车上或站在车下。由于他们没带任何装备,所以无法野炊,水粮皆无,白天热,晚上又被河边的蚊虫咬,可以说苦不堪言。由于有好多人前来观看,于是买煎饼果子的小摊也趁机前来凑热闹。刚开始是买给围观者,结果引动了战士们的食欲,大家翻出了所有的口袋,凑了不到5块钱,来到小摊前,摊主一看:解放军?不买!多少钱也不买!于是围观者一齐鼓掌,摊主是个南方人,此时爱国豪气骤增:学生免费!(其实,此时天安门广场周围的摊点已经免费多日了。)副营长只好默默地回到了车里,大概他此时才真正地体会到军民的鱼水情是多么地重要!

周围有几百人的围观者和来看望参加拦车的亲友的人们。场面比较散乱,但并不紧张。因为军车没有要强行通过的意图,发动机都熄了火,战士们也都三三两两地或坐在车上,或坐在车下,也有的站在车旁,处于一种很懒散的状态。

我转到了汽车靠水的一面,由于靠近河岸,围观者大多只能站在另一面。在这一面,战士们相对地放松一些。有几个坐在了河岸上。我就顺式坐在他们旁边,拿出烟来,向他们分烟。起初,他们有点犹豫,但相互看了一眼,也就接了。于是我就同他们聊了起来。话题他们的吃饭问题开始:你们被挡下几天了?――“3 天了吧。”

“有饭吃么?”――“没有。”这时,大概那位副营长怕我向士兵们进行宣传(也可能有战士向他报告说有人在同战士说话),就从汽车里爬了下来(我坐的位置可以看到他所在的汽车,他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可能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从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战士身上爬过来的),站在我们身后,我朝他笑了笑,给他一支烟,他先看战士,发现他们都在抽,也只好接了,我示意了一下,请他坐下,他又犹豫了一下,就坐下了,但离我稍远点,而且一脸的疲倦,嘴唇上还起了个泡。刚开始,我也没有话说,因刚同那几个战士聊了两句吃饭的事,一时还没有更好的话题,话题不好的话,我就成了他们不受欢迎的人了,我的烟也就白分了。恰好,他叹了口气,说:“我们三天没吃饭了。”――“是呀,我刚才问你的兵,他们告诉我了。”“怎么办呢?”他有点自言自语,双象是在问我。“问一下周围的市民,他们也许会帮忙的。”我其实已经知道摊主不买煎饼的事了,但也只好这么建议他。“卖个煎饼都不买,还能怎么办?”他一脸的无奈。“你是**的人吧?听口音。”我感到他的口音应该是我的老乡,至少是同省的老乡,这到了北京,同省也该算是老乡了。

“是啊,我老家是**市的。”他有点吃惊,因为我在北京学了一口还算可以的北京话,所以他根本没想到我会这么问。结果,我们两人越说越近,我们的老家只相距60公里,而且竟然找出了两个我们都认识的老家人来!他比我大6岁,有一个刚满月的儿子。

我感到机会来了,只要他肯说话。当话题又回到吃饭的事情上时,我接着说:“你不妨向市民们讲明一下情况,他们也许能体谅你们。”――“怎么说?说什么?”看来这位军人真有点转不过脑筋来了。“只要不是机密,不是违反军队的纪律,说什么,怎么说都可以。可以说你们是为什么目的来的,怎么来的,你们将怎能样做等等。可能你们这几天也对周围及北京的事情有所见闻,好好想想再说,他们会帮你的。”我进一步鼓励他。“不行啊!你不懂。我们这是军事行动。”他看了一下旁边的几个战士:“你们几个,回车待命!”“是!”那几个战士不太情愿地离开了。其实他们心里都明白,营长只是想让他们离远点。我心里也知道,这营长要同我讲真话了,等战士走开,我就说“你知道北京发生什么事了吧?自己小心一点,注意安全,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我想打听一下,可又怕他对我有戒心,就又接着说:“你要是认为违反纪律或什么的,就算了,不要回答我,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会违反你们的纪律,我只是出来玩碰上你们在这儿而已。我在**大学念书。”现在想来,我也不愿这位刚刚认识的营长违反纪律,那样可能断送了他的前途,他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当兵当到副营长,不容易。

可这营长只是看了我一眼,竟然把我想知道全说了出来(真不亏是我的老乡!):“我们于5月14日起,开始长途拉练,只是训练。从东北,一路转到这儿。一路上只是训练,收音机、报纸、电视等新闻都不准看,家信要等回到原东北驻地才能看到。大前天晚上上级通知说北京出现了动乱,而我们正好在附近,让我们在23日晚8点动身进京。结果,刚到这儿,就被两个老人给截下了。这老两口已经在车前面住了三天了,一直没离开过。家人还给他们送来了面包和矿泉水、棉被和衣服,同我们交上劲了!”我插了一句“他们敢拦军车?平常谁不怕你们军车?不是有人说黄牌软,兰牌硬,见了白牌快逃命嘛!”营长苦笑了一下:“那是平时。可那天晚上,老头和老太硬说不让我们进北京,而且还讲了一通大道理:北京解放时都没进这么多解放军,现在只不过有几个学生在和平请愿,不用你们军队来瞎掺和!你们要进去,可以,先从我们老两口的身上压过去!否则,没门!刚开始,我们也没当回事,以为不久他们就走了,因这老两口只是坐在纳凉用的马架上,一边扇扇子,一边不停地说。可后来,人越来越多,要前进根本不可能!而我们是出来拉练的,什么都没带!前天我们又与前后的部队联系了一下,情况是一样的,都被拦下了,也都没饭吃。师部的无线电话又总是接不上,不知什么原因。所以我们也不知该怎么办。”这老兄也真够憨的,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我告诉他:“师部不是联系不上,而是故意让你联系不上!因为他们也不知该怎么办!所以干脆把无线电关了。北京的事对国家来说是个大事,这么长时间了,从13号到现在,如果再算上4月份的游行,都一个月了,到现在还没个具体的答复,就急着往里调集军队,肯定不正常!别的我也想不出来,也不会知道。所以想办法给你的弟兄解决温饱吧!这是现实。至于能不能进入北京,我认为不是个什么大事,上级查下来,你以有老百姓挡车不让前进为由,可以交待过去。再说了,你前后的部队不都停了吗?大家一样,如果真的有事,法不则众。我问你,前边有百姓,你能压着他们进京吗?当然不能。老百姓怕你进京,你只要告诉他们,你是奉命行事,如果没人拦你们,你肯定必须前进。而一旦有人以命相要,不许你们前进,你就不会硬要进京。这样,只有一条:有人在拦车,挡在车前,你就决不会硬闯,让他们放心就是。然后,再同他们讲明,你们不明白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现在该怎么办,战士是无辜的,战士也是人,也需要吃饭。请大家帮忙。也许会解决的。你先去同那老爷子讲,看怎样。”看他十分为难、犹豫,我又说:“要不我先去问一下,有可能的话我替你把老爷子请过来?”他没说话,也没行动。我只好起身去问候那老人家,心里一个劲地埋怨自己多管闲事。

那老爷子颇有风度,而且在我的想象里只有原满清的贵族或旗人才会有的那种气质,头发花白,穿一身黑色的宽大的夏衫,圆头布鞋,靠在一把竹躺椅上,此时大蒲扇挂在椅子的扶手上,正在抽一支约两尺长的紫褐色铜锅烟斗(也可能是金烟锅),椅子的后背上还绑了一把大号的遮阳伞,旁边地上还放着一卷被子。瘦削脸,山羊胡,但牙齿整齐,可谓精神攫铄。年龄在七十岁上下,身体看来不错。我走过来时,他正在养神,眼睛半闭,慢慢地抽着烟斗,根本没看我或是没想到会有人来问候他。我只好在椅子旁蹲下来,一边从口袋里拿烟,一边说“大爷,在这几天了?很辛苦啊!”“嗯,嗯!不辛苦,不辛苦!”老人家没想到有人突然跟他说话,连忙坐直了身体,“三天了吧!大前儿晚我和老婆儿第一个坐在这儿,除了方便,没动地儿。”“大娘呢?”我看没有老太太,便问。“打发回家了。这是爷们的事,再说了,得有人给我做饭呐!”“不容易,不容易!”我一边回答他一边看着周围“这儿有这么多年轻人,您要不要先回家休息休息再来?”“没事!我没事!累不着我,你看,我什么也不缺。晚上也有得睡。没事!”老人一边抽烟一边说“当年北京解放时,都没见这么多解放军,现在几个学生闹点情绪,就动用这么多的军队,想干什么?!有必要吗?”“其实,当兵的也不容易,”他把放引到了战士身上,我就顺势说“他们有几天断粮了吧。刚才我同那营长聊了几句,其实他们也无奈,根本不知北京发生了什么事。从14日开始,以拉练的名义从东北出发,几经转折才到了这里。23号刚到北京附近,就受命进京。而且在途中几乎与外界隔绝消息。”我还没说完,这老爷子一下子瞪大了眼睛:“你是干什么的?”

“嗨,大爷,您真是!我是**大学学生啊!”我一边说一边拿出了学生证(那时学生证很有用,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的小吃摊点,只要拿出学生证,免费吃,所以,那一段时间学生证总是随身)。老爷子接过去,反复地看一下我又看一下学生证,还叫过一个旁边的年轻人帮他看,然后才还给我:“你怎么知道这些当兵的事情?”“我不是刚说了嘛,我跟那位营长聊过几句。他们再没饭吃,可能真的要出事了。”“是啊,年轻人,我也知道……”看老人有点心里不安,我立即说:“那营长想同您聊一聊,您看…..能不能借一步跟他说两句?中听,您多同他说几句,不中听,你立即再坐回来。”“噢?也不是不可以,”老人磕了一下早已熄了的烟斗,站了起来“听听他怎么说!”因为营长可能还在河边坐着,我只好扶了一下老人“这边请,老人家!”,然后引着他绕到了汽车的南边靠河的一侧,果然营长还在原处没动。看到老人果然来了,营长站了起来,显得不好意思而且有点手足无措:“大爷,您…..我…..”我顺手打开了身后一辆军车的门,借营长的威风,命令里面的一个战士:“借个垫子什么的,给老人坐一下”,战士有点犹豫,但营长立即反应了过来“快点!”。可那可怜的战士,找了一圈也没找到个合适的东西,最后,跑到了后边的车篷里,找出了一条用以换洗的军裤。可此时,老人已经蹲下了,营长也只好蹲在一边。而老人说什么也不坐那条军裤。那个战士更是紧张,呆立在原处不知所措。我推了他一下:“走吧,没事了!”战士走了,而营长和老人的谈话已经开始。其实,老人只是向证实了一下我的话。结果是老人和营长搭成了协议:只要车前有人拦,营长保证不下令前进一步。

老人对拦车众人的说法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是,现在情况不同,军队也不能压着自己老百姓的身体去执行命令。所以,大家不要同这些当兵的过不去。请大家相信我,只要我们有人在这儿守着,没人敢压着我们过去!大家不要过分紧张,亲朋之间可以轮班,晚上该睡觉请尽管睡,你们年轻人可以组织人员轮班。但我一定在这儿。事情不有个眉目,我不会回家!另外,有个事同大家商量一下,这些当兵的已经三天没吃饭了,他们与北京的事目前无关,他们只是执行命令而已。请老少爷们回家弄点吃的、喝的给他们,不要把这些年轻人饿坏了!另外,我先回家一趟,让老伴多做点汤给这些当兵的,你们也请各自出点力吧!大学生们可以组织一下,从今晚开始,轮流值班。你们同意不?”战士们都静静地听着,由于老人是第一个将汽车拦下的人,而且年长周围这些参加拦车的人,再加上老人说的是道理,于是,不多久,就有许多人自觉地从家里拿来了吃的东西,但大多是面包和火腿、矿泉水之类的,老人的儿子在稍晚的时候送来了一大盆的鸡蛋西红柿汤和一大包馒头。而那些大学生也组织了起来,每天守着汽车。其实,到了后来,当有些战士与学生们已经很熟了,原先的敌意完全不存在了。据说后来,在老人的带动与说服下,附近的一个馒头加工点每天送来一些面食,还有的单位送来装在保温桶里的饮用水。真正地体现出了“军民鱼水情”。

直到6月4日,天安门广场清场结束后,这些沈阳军区的官兵才重新接到命令,在北京街头上巡逻了一些日子。但清场不是他们所为,他们当时不可能在天安门广场出现。

那位营长,虽然我们当时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可在一九九六年,他竟然突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原来,他真是一个有心人,我们在聊天时,他记住了我的老家地址。在我们那儿的农村,只要找到村子,打听一下有谁家的孩子在北京上过大学,肯定能找到。这家伙!竟然找到了我的父亲,然后也就知道了我毕业后的所在。我们成了好朋友,在国内时经常聚一聚,现在我也时常给他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他并没有因为当年没完成任务而受到牵连,并因在北京城内的治安巡逻而荣记二等功,而且得到了晋升,于1995年底在正团长的位置上退役,被弄到了老家所在县的某局当副局长,现在是正局长了。

注:关于“黄牌软,兰牌硬,见了白牌快逃命”的解释:当时国内的车牌:黄色的是个体车,兰色的是政府机关或企事业单位的公车,白色的是军警用车。现在黄牌已经基本取消,但兰、白牌还同以前一样。软、硬和快逃命是指出了车祸后,受害者感受到的三种不同的车主的态度。黄牌照的车是个人的私家车,出了车祸尤其是撞了人,受害人有时漫天要价,而车主大多情况下无可奈何,只能忍受;兰牌照的车是单位的公车,出了事,只要没有人命,大多数司机不承担任何责任,赔偿也由单位承担,而且单位往往会通过各种关系来减轻处罚,因此受害人有时得不到应该的补偿,而且一旦闹僵了,车主可不怕与受害人打官司,因为背后有公家顶着;而白牌车因为是军车,有其特殊性,交通警察管不了,有时交通警察甚至与其入下勾结,官司没法打(没有法院愿意受理),有时甚至是撞了你白撞,所以没人敢惹,只有快逃命,免得被撞才是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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