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李卫公一生的三落三起（1） -- 森林鹿

张星烺指出：“波多力究为何人，至今西国学者，尚无一定之说。”他列举各家说法后，采取法国鲍梯（Pauthier）之说，认为波多力三字，乃Papas Theodorus之讹音。Papas讹成“波”字，为圣父之义，近人译作教皇。Theodorus则仅余独罗（dorus）二音，与波多力音相近（《汇编》，第97－98页）。齐思和则以为波多力似指拜占廷皇帝赫拉克利斯，他在受阿拉伯人威胁的紧急情势下遣使通声气，并不足奇，但当时交通困难，使臣公元643年才得见唐太宗，而赫拉克利斯已死去两年（《关系》，第15－16页）。

杨宪益在《唐代东罗马遣使中国考》（《偶拾》，第 206－210页）中，根据自己对拜占廷历史和制度的了解，对波多力提出了全新的看法。他说公元643年左右东罗马没有名为波多力的皇帝，当时皇帝君士坦二世（Constans II）在位才14岁，无实权，当时拥有军权的诸贵族才是东罗马实际的君主。在赫拉克留（Heraclius）朝，东罗马实权在诸节度使手，当时东罗马分为三大军区，即中央（Opsikioi）、阿蛮尼亚（Armeniakoi）与阿那多尼亚（Anatolikoi）。后两军区的节度使实为国家领袖，这种拥军权的贵族被称为Patrice，波多力正是Patrice的对音。显然，当时遣使中国的不是君士坦二世，而是其代理人，一个拥有军权的贵族。赫拉克留临死时，曾将东方军政大权交给一位贵族瓦蘭丁（Valentin），瓦蘭丁后来也曾一度称帝。笔者觉得，杨宪益的波多力乃Patrice对音说，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不妨打个不见得恰当的比方和设想，日本历史上有所谓“幕府时期”，当时天皇名存实亡，大权掌握在幕府的大将军之手，假设大将军遣使去遥远的国家，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对方修史者将遣使的“大将军”称号当成了天皇的名字，这不是不可能的。

与643年拜占庭遣使相关的另一问题是，派遣使者的拜占庭王“波多力”是何人？对此一问题，学者们也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以往的研究大多从拜占庭帝国皇帝的名称上考证其可能性；夏德对此问题用力甚勤，但由于他固执于“拂菻”之名在中国的传播与来华景教徒的关系，极力从教会权威人士的名称中寻找这个名称的由来，方向偏颇，自然也难得其正鸪。我认为，所谓拜占庭王“波多力”，其实并不是哪位皇帝或教皇的名字，而是当时拜占庭皇帝新启用的称号βασιλε的转音。βασιλε是古希腊国王的称号，罗马帝国时期被代之以“凯撒”、“奥古斯都”等称谓。在拜占庭帝国初期，这个称号虽长期非正式地用作拜占庭皇帝的称号，但作为正式称号却是由希拉克略（Heraclius, 610-641）于629年采用的；此前这个名称的意义相对低微，在希拉克略时代才变成与Imperator即“皇帝”意义相同的称谓，故拂菻王“波多力”应指希拉克略。这个称谓被载入中国史册，很可能得因于这样的情形:到达唐帝国朝廷的拜占庭使节与主持外国事务的唐朝官员交涉时，多次提到“吾皇陛下如何如何”，以强调这次外交行动的重要性，遂使βασιλε一词深印入中国史官的脑海，从而被作为拂菻王的名称保留下来。以帝号称呼外国帝王，在中国史册中不乏其例。如《旧唐书·大食传》：“永徽二年，（大食王）始遣使朝贡，其姓大食氏，名噉密莫末腻。”“噉密莫末腻”是Emir al mumenin的译音，意为“信从者的君主”，是哈里发奥斯曼（644-654）的称号；《宋史·大食传》：“大食本波斯之别种。……（开宝）七年，国王诃黎佛又遣使不罗海。”“诃黎佛”为Caliph（哈里发）的译音。

将βασιλε 比对“波多力”还有另外两个理由。首先是二者的音肖，βασιλε一词的第一个音节在希腊语中读若va， v、b均为唇音，可以互转，va可转为ba，故βασιλε转为拉丁文作basileus，ba与汉语的“波”相当；第二个音节σι以拉丁文转写为 si，可与ti、to互转，对应汉语“多”；而leu转为“力”，不仅在音韵转变上没有问题，而且可以在汉籍中可以找到例证。《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波斯国都宿利城。”“宿利城”即 Selekεia（Seleukia），可证leu在汉语中可作“利”或“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