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鸦片战争到1949（一）东印度公司与天朝的崩溃 -- 卢比扬卡

1832年4月2日，大清帝国南部海防重镇厦门。守卫在海湾炮台上的清军水师官兵远远地望到一艘奇怪的大帆船正缓缓地向港湾驶来，飘扬在桅杆上白底红十字的圣乔治旗隐约可见。接到报告的海防军官立刻判断这是一艘未经许可擅自闯入的夷船，于是派出大清水师战船进行拦截；战船上的水师官兵们在逐渐接近这艘夷船时才震惊地发现，他们的战船跟这艘夷船比，简直就是小舢板，根本无法阻止其驶入港口；只能登船晓谕夷人不得登陆，不得与本地人民交流、贸易。然而夷人对这个禁令视若无睹，照样登陆，每天分为若干小队，到城内及附近乡镇四出查视，清朝海防军官除了到处派兵跟随以外，无法使他们下船远去。

这艘间谍船，属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名叫“阿美士德勋爵”号(Lord Amherst)，是一艘500吨级巡洋舰。此前，东印度公司位于伦敦金融城肉市街（Leadenhall Street）总部的董事会亲自做出决议，由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派员从澳门出发、沿中国海岸线一路北上做间谍侦察。阿美士德号的船长是礼士(Capt. Rees)，船上共有70多人，其中两个重要人物是林赛（Hugh Hamilton Lindsay）和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前者是东印度公司前董事会主席休林赛（Hugh Lindsay）之子、公司广州商馆管理委员会的高级大班，对整次行动负责；后者是德籍传教士和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代理人，在中国潜伏多年，能以中国的方式与中国人打交道，充当翻译兼医生。

　　1832年2月26日，阿美士德号从澳门出发，途径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然后折往朝鲜，经过琉球，于同年9月5日回到澳门，完成侦查中国沿海一带重要口岸的任务。林赛、礼士、郭士立等三人，从船离开澳门的时候起，就积极行动起来，他们之间的分工是这样的：礼士专门测量河道和海湾、绘制航海图；郭士力在沿海口岸一面传教，一面为人治病，并以治病来收买人心，诱致中国人信教；林赛则主持调查侦察活动。

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沿海的间谍航行，在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看来，是完完全全成功的。在中国的海上和陆上，他们到处横冲直闯，肆无忌惮，丝毫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在航行的过程中，他们不但完成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水道的探测工作，而且对清朝政治的腐败，军备的废弛和落后，以及各地的经济状况，都有了十分深刻的认识。

从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正式在广州设立常驻商馆到1832年阿美士德号事件，东印度公司建立与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已历时117年，终于要开始动手尝试用炮舰来轰开中国市场的大门了。

由伦敦金融城银行家合股建立、英国王室参股的东印度公司本身就是一个帝国。根据英国国会的授权，垄断了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之间大半个地球的一切贸易，并有权在如此广大的区域之内招募陆海军、占领领土、在占领区域内征税、发行货币、进行立法和司法审判、宣战和缔结和约。自从公司在1757年~1763年之间的英法七年战争中打败法国东印度公司独霸印度次大陆以来，逐渐在包括今天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在内的英属印度建立起一套完备的治理和掠夺机制，从1763年以后的55年间，公司从英属印度一共榨取了10亿英镑，这还不包括垄断印度贸易带来的巨额国际贸易收益。这些收益源源不断地注入伦敦金融城银行家们和英国王室的资产负债表。

然而经过此前一个世纪国内制造业发展的停滞，英国王室发现国库白银储备几乎外流殆尽，因为中国人只接受白银来结算丝茶及其他商品出口贸易。白银大量外流严重动摇了大英帝国财政的基石，为了扭转劣势，1738年登基的英王乔治三世授权东印度公司从英国王室的孟加拉殖民地组织大量鸦片贸易出口到中国。这样做有两个目标：变贸易逆差为顺差，在中国的统治精英中培养毒瘾以便控制。到美国独立战争前夕（1775年），官方统计的东印度公司运到中国的鸦片数量增长了20倍。

鸦片贸易对大英帝国具有生死攸关的战略价值：英国对中国的经年累月的巨额贸易赤字变成巨额盈余，其数额足以支付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和生丝、从美国和印度进口棉花、向印度出口的英国工业制成品和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的大部分行政费用。在整个19世纪，鸦片在国际贸易中的战略地位可与今天的石油相媲美，鸦片贸易是“英国在东方商业的中心枢纽”。英帝国包括东印度公司帝国的基本国策是，控制鸦片贸易链条的一切环节，生产、销售、仓储、运输、营销渠道都要牢牢地支配在自己手中，并时刻决心以炮舰来捍卫上述链条的正常运转。

但是如暴风骤雨般展开的美国独立战争直接挑战了英国王室和金融城的鸦片政策。东印度公司豢养的御用文人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除大声疾呼对殖民地加紧实施殖民掠夺政策之外，更大肆鼓吹扩大东印度公司的对华鸦片贸易，并将这两者作为保卫大英帝国并行不悖的基本国策。

东印度公司依其贸易垄断权，从印度统购鸦片运往中国销售，再用出售鸦片所得从中国购买茶叶销往本土及海外殖民地，牟取暴利；英国政府更于1773年通过《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给予东印度公司到北美殖民地销售积压茶叶的专利权，免缴高额的进口关税，只征收轻微的茶税，并明令禁止殖民地贩卖“私茶”，东印度公司因此垄断了北美殖民地的茶叶运销，激起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美国独立战争；而英国当局转手就用对华鸦片贸易所得的现金来雇佣德意志黑森地区的雇佣兵，并将其派遣到北美来镇压美国人民起义。如果没有中国的鸦片红利，英国是无论如何也无力将这场跨洋战争进行8年之久的。

当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为了弥补战争对英帝国财政造成的巨大漏洞，亚当斯密又极力号召“暴风雨般地”扩大对华鸦片出口，振臂一呼，应者景从。从1801年到1820年，英国官方统计数字显示，对华鸦片出口达到平均每年5000箱。到1830-1831年间，鸦片贸易的数字增长了4倍，达到18956箱，到1836年更达到惊人的30000箱。根据中英两国的政府档案显示，在1829年—1840年之间，流入中国的银元是700万元，而流出中国的银元达到空前的5600万元；从1567年明穆宗隆庆元年宣布开放“银禁”与“海禁”，实际上废除在元代以来的信用货币制度，通过海外贸易最终把帝国“央行”从北京搬到了拉美矿山，实行银本位以来，天朝的货币体系第一次遭到国际银行家货币战争的战略纵深打击，濒临货币崩溃。

而每年从中国外流的白银则极大地刺激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工业革命的中心是纺织业，是英帝国的核心战略产业，纺织业所需的基本原料是棉花，当时英国工业用棉主要从美国南方进口，英国对当地奴隶制种植园的棉花种植业大力提供融资援助，而鸦片是英国棉花需求链条的最后一环。英国公司将购买来的棉花运往利物浦，然后再从那里分销到英格兰北部的各个纺织厂，制成品则远销印度，印度则将鸦片出口到中国换取白银支付从英国进口纺织品的价格。没有中国对于鸦片的最终需求，英国全球贸易的基础架构就会瘫痪。东印度公司的对华鸦片贸易实在是英帝国生存发展的生命线。

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遵循以下一套严密的体系：首先东印度公司确立在英属印度殖民地的鸦片垄断权，对印度和孟加拉鸦片实行统购统销，但是严禁公司商船参与鸦片贸易，只开放加尔各答一口集中进行鸦片拍卖，并授权与公司有关系的所谓“自由商人”（free merchant，或“散商”）进行鸦片贸易，同时公司在广州开设常驻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成员称“大班”（Supercargo），对所有对华贸易进行统一管理；这个管理委员会同时又是全部对华贸易的“中央银行”，一切对华贸易汇兑均必须由它经手，并对散商进行信贷支持，后期也对与他们做生意的广州十三行进行信贷支持；散商的对华贸易所得，包括出售鸦片所得款项必须全部存到该委员会下设的银库，并由该委员会签发相应的伦敦汇票和印度、孟加拉票据；公司再用库存白银在中国套购丝茶等大宗商品外销，不消说，中国丝茶的专卖权也在公司手中。

在1834年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被英国国会取消以后，伦敦金融城未雨绸缪，立刻以早已准备好的、由金融城遥控的散商体系填补真空。在后东印度公司时代最初的20年里，全部鸦片贸易的佼佼者是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宝顺洋行（Dent & Co.）、旗昌洋行（Russel & Co.）。

怡和洋行由两位苏格兰散商渣甸（Jardine）和马地臣（Matheson）合伙建立于1832年7月，专事鸦片贸易，而早在当年2月，号称欧洲“第六强权”的巴林兄弟银行即向这二人融资5万美元助其成事；两年之后，即东印度公司退出对华贸易的1834年，怡和洋行又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远东鸦片贸易的代理人；有了伦敦金融城最强大的两支力量的支持，怡和迅速成为远东的“洋行之王”，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被废除后的20年间，成为首屈一指的鸦片贸易商。最能说明怡和洋行在整个鸦片贸易中的至尊地位的，是1839年的虎门销烟，当时在华鸦片商贩一共上缴21000箱鸦片，其中怡和一家就上缴了7000箱，占总量的1/3。 到1841年，渣甸有19艘洲际快速帆船，其主要竞争对手宝顺洋行则有13艘。两家洋行几乎垄断了从印度到中国的主要航线。渣甸还拥有数百艘小船、帆船和走私小艇，从事沿海和上游走私，贸易范围包括从印度走私鸦片到中国，从菲律宾进口香料和糖，从中国进口茶叶和丝绸到英国，处理货物包装和货物保险，出租船坞和仓库，办理货运票据和保险，提供进出口信贷，以及经营众多商业贸易航线。

宝顺洋行当家人正是臭名昭著的大鸦片贩子颠地，每个受过中学历史教育的中国人都对这个名字恨入骨髓，然而这家洋行的渊源却鲜为人知：建立这家洋行的，正是巴林银行家族的开创者、老弗朗西斯巴林（Francis Baring）在东印度公司的代表、爱子乔治巴林（George Bring）。早在1811年，乔治巴林就奉父命来华建立家族对华直接贸易管道，于是就有了建立于广州的巴林洋行（Baring & Co.），后来因为直接从事鸦片生意有损巴林家族金融城头号银行家族的“名誉”，只得退居幕后，由颠地全面代理在华业务，而颠地也“不辱使命”，将巴林家的鸦片生意做得有声有色，成为仅此于怡和洋行的第二大鸦片贩子。

旗昌洋行是19世纪远东最著名美资公司，1818年由塞缪尔罗素（Samuel Russell）创办于广州，从事广州至波士顿之间的跨国贸易，早期主要的经营项目是茶叶、生丝和鸦片，主要贸易伙伴是广州十三行的旗舰行——怡和行老板伍秉鉴。旗昌洋行与巴林兄弟银行渊源颇深，洋行大班之一的罗素斯特吉斯（Russell Sturgis）后来成为伦敦巴林兄弟公司（ Baring Brothers）的高级合伙人，另一位高级合伙人约翰默里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2004年美国总统候选人约翰福布斯克里的曾外祖父，一直充当巴林兄弟公司在美国的代理人。洋行业务主任小沃伦德拉诺（Warren Delano, Jr.）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外祖父；而洋行老板塞缪尔罗素的堂弟威廉亨廷顿罗素（William Huntington Russell）则在耶鲁大学创建了秘密精英结社骷髅会（Skull and Bones）。此外波士顿的几大银行家族也都通过旗昌洋行的飞剪船参与鸦片贸易，旗昌洋行本身的一些合伙人也通过鸦片贸易晋身波士顿大家族之列。来自中国的丰厚鸦片红利滋养着这些银行家族，帮助日后波士顿财团和罗斯福家族政治王朝最终形成，塑造了此后几代美国人的经济和政治生活。

这三家大洋行合在一起，在中国鸦片贸易额中占据一半的份额，且都与伦敦金融城、与巴林家族关系密切，可以说是后者在中国鸦片贸易上的爪牙，巴林家族正是通过这些爪牙，在鸦片战争前后20年里，几乎控制了整个对华鸦片贸易——因而也就控制了英帝国生死攸关的金融命脉。

伦敦金融城透过东印度公司在中国也建立了一套不为人所知、但却卓有成效的地下营销体系，这个体系由四部分组成：传教士，天地会（三合会），行商，满清官僚；这套体系日后左右了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西方侵略东方，一贯遵循先圣经、再商品最后大炮的标准程序，在中国更是把这一套玩的炉火纯青。

传教士在中国一方面通过传教进行精神侵略，麻痹中国人民的精神；另一方面结交权贵和三教九流，刺探中国社会、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情报，进行鸦片走私，可以说传教士走到哪里，公司的情报网络和鸦片经销渠道就铺到哪里，上述郭士立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而教会的日后发展，以建立近代教会学校、医院、媒体为主，成为控制中国人民精神生活、塑造亲西方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重要力量。

三合会本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中国民间秘密结社，然而在19世纪初西风初渐的两广地区，会党中人一旦遇到更先进的西方宗教意识形态，即被耶稣会和英格兰教会传教士所精神俘获，天地会帮规俨然照搬摩西十诫，而两广地区天地会的反清革命行动，照例需要大规模融资支持，于是会党兄弟经教会中介，纷纷加入东印度公司的对华鸦片贸易中，成为广东沿海鸦片走私的主力。这样以反清为宗旨的三合会（天地会）等于间接得到伦敦金融城的财政补贴，专事破坏中国政府的管制能力，消耗帝国财政；而三合会日后的发展，即与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维新派的秘密结社、孙中山的同盟会关系暧昧、纠缠不清；洪秀全身边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左膀右臂冯云山早年即拜在郭士立建立的基督教“华福会”门下，负责军事斗争的杨秀清早年也曾混迹于三合会在珠江流域的鸦片走私生意中，两广三合会更是直接参加了金田起义；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遇难，维新派中谭系干将唐才常即发动湖广三合会势力举行自立军起义；同盟会早期各次反清起义无不以三合会力量为依托，孙中山本人干脆就是洪门龙头老大；三合会一系的上海青帮更是在蒋介石发动血腥政变上台和巩固权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直至今日活跃于省港海外华人社会的黑帮化的三合会组织依然以走私毒品为生，而今天的三合会庞大地下毒品交易的毒资又是通过谁的金融渠道进行汇兑的呢？

行商即广州十三行，是朝廷授权负责对外贸易的专营机构，与外商直接打交道，既是贸易公司，又承担某些外交功能，同时又必须为自己的国外商业伙伴作保。十三行在鸦片战争后多转为洋行买办，是中国近代买办阶层兴起的源头。鸦片战争前，十三行的领袖是怡和行的伍秉鉴，鸦片战争期间，他通过旗昌洋行的股东约翰默里福布斯和罗伯特福布斯投资于美国的密歇根中央铁路、柏林敦和密苏里河铁路。默里福布斯进一步将伍家的基金使用于建立美国股票投资公司，以及包括如阿尔巴尼和波士顿矿业公司的投资。19世纪初，伍秉鉴就通过曾在广州营商的印度商人在印度建立其商业网络，到了19世纪30年代初，已在印度建立了独立的贸易网络，在印度和英国经销中国的生丝和肉桂，并常把在伦敦经销丝货所得的款项归入加尔各答的东印度公司账目中，可见伍氏与东印度公司间的复杂关系。伍家还通过巴林兄弟公司(Baring Brothers)在美国铁路和其他项目的投资中，收到定期的效益，1858～1879年间，这笔红利估计有 125万美元之多。伍秉鉴在1834年估约拥有2600万两银币(折约5600万美元)的财富，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本。在鸦片战争后，公行制度被废除，伍家干脆转为怡和洋行的买办，成为买办阶层的开山鼻祖。

东印度公司还通过贿赂和毒瘾控制、操纵一部分满清官僚，从中国的上层建筑着手保护和开拓鸦片贸易。东印度公司通过以天津为中心的北方鸦片贸易，向北京朝廷渗透，到鸦片战争前，已经控制了相当一大批满清高官为其所用。包括大学士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盛京将军、宗人府主事耆英等，由东印度公司和怡和洋行长期在北方鸦片贸易中心天津负责统筹鸦片业务的传教士郭士立负责具体对接。对这一点马克思有过一段精辟论述：“英国人收买中国当局，收买海关官吏和一般的官员，这就是中国人在法律上抵制鸦片的最近结果。贿赂行为和鸦片烟箱一同侵入了‘天朝’官僚界之肺腑，被破坏了宗法制度的柱石。”这一派构成后来清政府内洋务派的源起。

当为货币战败前景所震慑的道光皇帝终于下决心禁烟，于1839年派遣林则徐前往广东厉行禁烟时，我们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组织严密、财力雄厚、武装强大、意志坚定、里应外合的鸦片帝国。然而林则徐甫一上任，就严厉镇压三合会的地下走私贩毒网络，勒令外商上缴鸦片，要虎门销烟。但是林则徐万万不会想到他面对的对手有多强大——他是在挑战整个大英帝国和伦敦金融城生死攸关的战略利益。

• 又是鴉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