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管窥与窥管 -- 晨枫

首先你Google一下“伍钦荣”，算是当时青年科研的骨干。文革被批判成“假标兵”，后来又有人“揭发”他有香港亲戚，诬陷说他亲戚家是台湾特务的联络点，结果自杀了。后来一位老先生的回忆(你也可以Google到），“伍钦荣同志在文化大革命灾难中不幸去世。不仅是xxxx所，也是我国xxxx界的一大损失”。

批“反动学术权威”，批老先生，贴大字报就不说了。还有年轻研究人员之间互掐。一个资本家出身的女士被人斗，因为名字叫做“x海伦”，被人“揭发”是资产阶级名字。大白天被迫站在大院，胸前挂块牌子，上书“我誓死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从今改名x小兵”。

科研停滞了很久，文革后才重新开始招研究生，开始项目。

当然不是说文革后没有问题，新问题也不少。比如文革后开始和国外学术交流，很多人出国了就不回来了。也造成了很多人员的流失。80年代初去美国作访问学者一年至少2万美刀，而国内的工资是一两百人民币，实在是个太大的诱惑。我妈妈属于为数不多回来的，因为别人走了太多，所以反而在国内有了些发展空间。而当时没有回来的很多人，因为当时年龄已经不小而且拖家带口，很多要么一辈子在实验室打工，要么去开餐馆炒股票，能做到本专业上的发展的反而不多，倒是孩子多有有出息的。

90年代陈章良回来已经要被树成典型。现在，回来多少人，回来的人是多少水平，开多少钱工资，项目经费多少，发表的论文是什么水平的，你自己去看吧。